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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从当副乡长起一直在东八县，正像人们常说的：与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他对东八县的干部确实熟悉一些，他说的“几斤几两也知道”，主要是指东八县的干部而言。加之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这个给他捎来一句话，那个给他捎来一袋土特产。他特别喜欢吃东八县某县产的大南瓜，吃饭时无意间给老伴嘀咕了一句，东八县的干部群众就都知道了，从此老有人给他往来捎南瓜。这些县的一些故旧甚至善意地将他称作“南瓜书记”，简称则为“瓜书记”。终于有一天，家里的南瓜堆得无处放了。老书记动了怒，一边喝天天必喝的南瓜稀饭，一边用筷头一指老伴说：再谁送南瓜来，你一颗南瓜给他付一百元钱，看他们再送不送！果然从此就很少有人送南瓜了。
在用人问题上，虽然老书记力求“五湖四海”，力求公正，但要做到不偏不倚也很难。好比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邻居家也有三个孩子。要将这些孩子送出去上大学了，大部分人都会先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再送邻家的孩子。而且总是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清华北大，却将邻家的孩子送到徐有福就读的本市那所师范专科学校。
如此西八县的干部就不服气，纷纷跑去给市长“掏耳朵”。一个人掏时，市长批评这个人：不要无事生非嘛！用人是集体定的，又不是书记一个人定的。可五个人去了重复同样的话，市长便不吭声了。十个人再去重复，市长就皱起了眉头。第二十个人跑去时，干脆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单子。单子采用分类法：十六个县的书记、县长，共三十二人，三十二人中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有几人；加上常务书记、常务县长，六十四人中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才有多少人；十六个县委、县政府工作班子中，所有的县级领导，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才有多少人。下来还有几十个市直部门，“量”的差别有多少？“质”（部门的重要程度）的差别有多大？ “这样下去，我们给西八县的干部群众不好交代啊！”这位排出单子的同志耳语般地对市长说，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在轻轻唤醒熟睡的孩子。
市长此时眉头已越锁越紧了，伸手将香烟在烟灰缸中拧灭。时隔不久，便传出俩人“扳手腕”的说法。
谁将谁扳过已经不重要了。就像两匹驾辕的马，别着劲儿一个往东拉，一个往西扯，拉扯了半天，结果只能气喘吁吁原地停下，等着赶车人过来抽那一鞭子。
东边打雷，说不准西边就会下雨哩！市领导脸上阴云密布，县里局里就会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局部地方甚至会是瓢泼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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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福所在的局，也开始下起雨来。
在局里打第一声雷的，是被挂起来的打字员小苗。
小苗的表哥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就是给市长出示“单子”的那个人。
副秘书长也年轻，虽然没有方副局长的“背景”，但他也有胜出方副局长的地方：他任副秘书长已有五年时间，而副秘书长是正县级，副局长却是副县级。
本市一个很重要的县，县委书记将升为副市长，省里已考察过了，据说很快就会出文。就像少女的｜乳头一样，县委书记由谁去做，成为一个敏感点。
方副局长已三十五岁，在局里工作已有两年，市委书记当然想安排他去，况且省上也有领导给市委书记“打了招呼”。可当他在正式提交会议研究前与市长“碰头”时，市长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市长对方副局长的工作评价很高，认为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毕竟资历浅一些，况且目前还是一个副处级，去那样一个大县任县委书记，上下左右都会引起纷争，不利于安定团结。那个局的老局长不是想到另一个局去吗？市长顺势就把自己的牌打了出来，他的意见是，让老局长挪出去，将方副局长任作局长，再干一两年，下去就顺理成章了。
市长讲得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推荐的县委书记人选是那位副秘书长。
第一次扳手腕，没有结果。书记说：那就先放一放再说吧。
方副局长与副秘书长的关系由此变得微妙起来。
局里的局面也遽然变得复杂起来。就在市委书记与市长“碰头”的第二天，老局长突然精神抖擞来上班了。
方副局长来局里这两年间，局长基本“没理朝政”，他甚至很少来上班，只是偶尔来参加一两次会议。像古代那个姜太公一样，拿着个没有鱼钩的鱼竿到哪里钓鱼去了。
而他现在突然重返朝堂，并且一来便坐在金銮殿上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国是。他将局里全体同志召集在一块儿连着开了三天会，并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打印出来发给大家，让大家认真学习后写出心得体会，并贴在局里的学习园地上。
局里的人事也有所变动：刘芒果任宣传科科长；政秘科副科长升为科长；吴小娇任扶贫科副科长；被挂起来的打字员小苗任政秘科副科长；赵勤奋仍任业务三科副科长。
局领导的分工也作了调整，方副局长只分管扶贫科，其余科室由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分管。局长私下里给人讲：都是副局长，怎么他一个人管完了？让别人喝西北风还是喝稀饭去！
局里仿佛改朝换代了一般。或者就像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巨大的力量，也许顷刻就会掀起冲天的大浪。
局里已形成明显的三个梯队：乔正年与一科、二科科长为第一梯队；徐有福、许小娇、政秘科长、刘芒果为第二梯队；吴小娇、小苗和赵勤奋为第三梯队。
三个梯队里排在最后的是赵勤奋。就像小时候玩的那种“狼吃羊”和“老鹰抓小鸡”游戏一样，赵勤奋被甩在了最后，随时有被一口吞掉的危险。
赵勤奋当然不服气，本来他可以进第二梯队，据说会上方副局长曾提出让他任政秘科长，但被老局长断然否决了。赵勤奋因此对老局长充满了怨言：这老家伙怎还不死？！他甚至公然在办公室这样对徐有福说。
按照赵勤奋的说法，他是招了“产地”的祸害，他和方副局长都是东八县人。
徐有福不以为然，他反驳赵勤奋说，那刘芒果也是东八县人，为啥这次还提拔？
因为不提拔说不过去，刘芒果资历在那儿摆着。本来刘芒果应该是局里最重要科室的科长，但却给他一个最不重要科室的科长，这就很说明问题。如果三个老科长提拔了，下来就该轮到刘芒果了，可他现在却被甩在了你们后边。赵勤奋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西八县人现在开始反攻倒算了，就像过去胡汉三的还乡团。这里面大有学问，甚至是刀光剑影呢！
按照赵勤奋的分析，东西两边抢占的高地，首先是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次空下的那个县委书记位子，又是一个最重要的县，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兵家必争之地”，要么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上甘岭”。市委书记当然想安排方副局长去，而市长却推出副秘书长。在市委书记那盘棋里，若将这个高地占住了，那再丢几个小山头也无所谓。若方副局长顺利出任县委书记，老局长就会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老局长是西边人，市委书记之所以会同意他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是因为“上甘岭”已到手了，那个位子怎么说也得忍痛割爱，让给市长。而市长首先要在“上甘岭”上与书记厮杀一番，副秘书长若当了县委书记，老局长再挪到那个重要局，这就等于在这场战役中，市长拿下了一号高地和二号高地，方副局长任咱们局局长，就势所必然。三号高地就让他们占去吧。市长会这样作出胜利者的姿态。
当然若市长占领不了一号高地，那就会拼死保住二号高地，那个重要局的局长非咱们局长莫属。
老局长养病两年后突然气势汹汹杀回局里，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腰杆一下硬了。况且作为市长这盘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他得给市长一个不俗的表现：抑制方副局长，为全局的胜利孤注一掷！就像当年的张灵甫，即使最后被全歼，也得在孟良崮与陈毅、粟裕大战一场。
问题是他们龙虎斗，咱这小鱼虾跟上遭殃！这可真是城门失火了！
县里的位子争完，再争市里这些部局的位子。部局有重要不重要之别，自然是先占重要位子：你占公安局长，我占财政局长；你占人事局长，我占劳动局长；你占交通局长，我占民政局长。最后才是争不重要位子：哪怕这个局就叫“不重要局”、“可有可无局”、“大款老婆局”，也照样得争个你死我活。毛主席当年的战术是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那是特殊年代。对待苏修和美帝，毛主席就是寸土必争，说过毫不相让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为什么“不重要局”还要争？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提拔干部，上级要搞民主推荐。比如要将某个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市长，就要在市里所有正县级干部中搞推荐：重要局的局长投一票，不重要局的局长也能投一票。只有在投票的那一刻，重要局的局长与不重要局的局长没有差别！
任何一个不重要局的局长到了县里，县里的书记、县长也会出面招待吃个饭。这个局与这个县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给这个县带来任何利益，之所以两个“一把手”出面，又是宴请，又是招待，不是招待那个“可有可无局”的局长，而是招待那“一票”。
《机关红颜》38
市里新来一位常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年轻，不到四十岁。学历也高，博士研究生。
常务副市长很有来头，给现任省长做过秘书，下紫雪市任职前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常务副市长一来，就将方副局长比下去了：年龄比他大不了几岁，学历又比他高，更重要的是，职位比他高出两级。
“两级”可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两道悬崖，有些人一辈子连一道悬崖也爬不上去。
本市有一个副县级领导干部，二十八岁时就担任了某县副县长。然后从甲县副县长到乙县，继续任乙县副县长；又从乙县副县长到丙县，继续任丙县副县长。后又改任丁县副县委书记，戊县副县委书记。从戊县任上，调回市里任某局副局长。在市里又像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转悠了五六个局，一直任副局长。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到退休时与提拔时是一个级别：副县级。上级部门谈话让他退休时，他明确提出：不给个正县级不退休。最后只好在退休文件里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注明一句话：退休后按正县级待遇。
常务副市长是市长从省长那里要来的，这是一个干练的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按常规，常务副市长只是市委常委，他却是市委副书记。在市委、市政府两边都有要害职务，说话腰杆就硬了许多。他一来就分管市上的财政与人事工作，这也是破了例的。过去市里的财政与人事，全由市长直管。
常务副市长与市长配合默契，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又像一个人的左右脚：这只向哪儿迈步，那只就跟着向哪儿迈步。
常务副市长一到任，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将城市建设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来抓，让紫雪城亮起来，高起来，美起来，绿起来。
市里出现了两个声音：市委老书记还在那儿狠抓扶贫奔小康工作，市政府这边却开始大抓城市建设工作。本来扶贫工作与城建工作并不矛盾。就像两个人站在高峻的山头上，对着空旷的山谷喊。若同时拖长声音喊：“扶——贫”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扶贫——扶贫”；再同时拖长声音喊“城——建”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城建——城建”；有种回应之美，韵律之美。
可若两个人同时拖长声音喊，一个喊“扶贫”，一个喊“城建”，山谷中的回声就会杂乱起来。就像古代两军交战时，两支队伍混杂在一起厮杀，已很难分清各方的号令，只能听到纷乱的马蹄声。
市里的干部形象地总结说，市委和市政府现在就像办丧事时坐在院子里的两个唢呐手，一个鼓着腮帮子向这边吹，一个鼓着腮帮子向那边吹。还说市委市政府是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两个人：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市委的书记们一天到晚下乡抓扶贫奔小康；市政府的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却一天往省里、京里跑，去上面争取城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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