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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花园”巧妙地运用了视觉差篡改了房屋比例，乍一看给人宽敞明亮的感受，其实在老喻的揭露下，你可以轻易发现客厅只能摆放一些童椅童桌，卧室只能摆放童床才能居住。老喻被威胁：你的〃户型频道〃已让我们损失了20多张订单，你等着……后来老喻零零碎碎收到些律师函。我不知道老喻是否有些害怕，但我很想安慰他：这年头，律师函基本上就是表扬信。
我很想讲一个故事：1998年夏天我去一名山旅游，沿途漫山遍野的金丝猴蔚为壮观，游客狂拥猴拍照。我们欣喜之余感慨，〃看来我们国家的珍稀动物保护法成效显著，看这满山的金黄啊！〃次日逶迤上了山顶，在一山凹处见三五山民捆绑着一群猴子在使劲地干活，定睛一看，原来他们在用金黄｜色的染料往猴儿身上涂抹，染料一定是劣质的，所以猴子们嘶声惨叫，有的皮肤己经腐烂……在后来的交涉中，一个看上去属于知识型的山民振振有词： 〃许你们城里人包装大楼，就不许我们农民包装山猴？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你们看了这么多金毛猴猴也高兴嘛。〃至今，此山还有大量这种经过劣质染料包装的金丝猴，色彩斑驳，像生了癞疮。
我晕，这世上哪来满山遍野的金丝猴？就像这世上哪来这么多品质尊显人间天堂的居住楼？所以，我对漂亮外壳的东西有点排斥，一看那些印刷精湛装帧高雅的房产广告宣传册——立马会想到1998年的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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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和样板房
江青是绝顶聪明的那种女人，按照斯诺的回忆，她总能用夸张的方法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比如说她率先裁改了军衣的腰身，比如说光着一双白晃晃的脚骑在马背上。那时候军人的眼珠子干，每当她一晃而过，眶子里要冒出火来。在现在，这就是“眼球经济”。
一个二流的演员未必不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导演，事实上江青是某个时代的杰出女性（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她亲手炮制了影响整整一代人审美情趣的“样板戏”，神州大地，样板戏成为纲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文艺形式。
《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收看率绝对比现在的好莱坞大片高，参与性绝对比《非常6＋1》和《超级女生》高。我记得演《红灯记》时，全中国姑娘呼啦啦全部都梳起“铁梅”式两根乌黑粗大的辫子，演《沙家浜》时，满大街都响起阿庆嫂与刁德一的快板对唱，演《杜鹃山》时，“柯湘”成为标准“红色美女”的代言人（在“美琪”理发厅剪一“柯湘”式发型居然要3元钱，合普通女工月薪的1/4），而《海港》中女主角则一举奠定女强人的基本行为标准，“大吊车，小吊牌，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
样板戏就是好。从人类学的角度，当一个国家人口过多时很容易造成标准庞杂，所以需要“样板”，这个道理和动画片《狮子王2》一样，动物王国数量增多，就需要狮子小王子小公主成为形象代言人；不需要“样板”的是那些小国寡民的地方，比如说丹麦王国弄来弄去就是一个“美人鱼”，比如说荷兰就只能以梵高为自傲。太小了，没必要像中国这样大无畏地一追到底地在艺术上正本清源。
问一下现在50岁至60岁的中国人，很多是在看样板戏时被介绍对象并定下终身的，很多人决心像样板戏那样过上革命生活，“样板戏”——成为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原因，也是结果。
但是“样板”离生活太远，我的姨父，一位14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第一次看完《红灯记》后就大发牢骚，“奶奶个熊，都像李玉和那样义愤填膺地跟敌人打交道，地下党人早就全被抓进牢里了”，他认为，样板戏中的革命者形象太假、太脸谱化、太理想化，完全不符合革命现实的情况。比如说他，作为胶东一个游击队的大队长就时不时地和汉奸走狗们喝酒猜拳，“因为我要套情报了解日本人军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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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样板戏”仍然大行其道，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认为革命者全长得那么漂亮，不漂亮的一定是叛徒“王连举”或伪军胡传魁。
中国人是有“样板”情结的，在“样板戏”之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样板，比如说经济上的“XX模式”，比如说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比如说城市建设中的“仿古一条街”，当然最直接最具体的就是“样板房”了。我以为，“样板房”是开发商“画饼”与购房者“充饥”两种心理的折衷，或者说是整个销购过程中一个安全套——某种程度减小了信任危机，但用过后就扔掉。
这样比喻有些粗俗，但事实如此，因为没有一个“样板房”与真正到手的房屋是完全一致的，“样板房”通过加强采光、扩大家具间距、减少实用性物品等等手段，让你永远在属于自己的房屋到手后发现感觉不对——房子套型没变，但中间隔了一层薄薄的视觉障碍，像老年人的白内障，就是不爽。
让我们回到“样板戏”的比喻上，“样板房”其实是开发商利用人性的弱点将生活典型化、夸张化、美饰化的一个产物，就像江青同志将李玉和、铁梅、柯湘、阿庆嫂弄得那么完美无瑕、那么不食人间烟火、那么美轮美奂甚至那么宁死不屈打死不招，其实真实的革命根本不是那样，叛徒那么少那么弱智长得那么丑，抗战还能打上8年吗？
上世纪整整10年，中国人翻来覆去就只看到4部样板戏，眼珠子都看绿了，那时候10亿中国人有8亿人能把4部“样板戏”唱词背得滚瓜烂熟——
现在的“样板房”也是这样，借用所谓专家之口制造了很多概念，什么“巴洛克式”“维多利亚风格”“纯北美生活”“后现代人居”……其实究其实质就那么几套样板，你不妨根据欺骗程度分别叫它“装修”“装蒜”“装逼”。
上个世纪，4部“样板戏”残害了中国人10年以上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这个世纪，3种“样板房”蒙蔽了中国人的居住理念和感官生活。
“样板”，就是想用一种整齐划一的东西（类似第某套广播体操）规定个人生活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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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建在地狱之上
我老妈惊悚万分的原因是因为厕所漏水，厕所漏水的原因是因为楼上住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导致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它负责销售某种鱼饲料——鱼儿离不开水，于是，水浸穿楼滴滴答答往下漏。一周来，全家人上厕所都必须打着伞，蹲着的那样子类似某株惊恐的蘑菇。
这远远谈不上事故，我总编的遭遇比这惨，他家楼下开了一家以〃交友〃为目的的小酒吧，夜夜笙歌曼舞。由于〃交友〃吧的桌上安着互动电话以便聊天，由于这个区域的号码多为连号，所以隔三岔五总编夫人就要接到电话：“喂，你能和8号桌的美女聊一会儿吗？人生苦短，知音难寻……〃弄得两口子要闹离婚。
住在商铺之上，犹如住在地狱之上。
“商住两用”是中国开发商所喜好的，大多号称极品、高尚的社区，都会冷不丁从一楼赫然竖出〃XX美容〃〃XX干洗〃的招牌，或者飘然而出一丝餐馆油烟味，甚至是高楼深处伸出一杆杏黄旗，〃电脑速成班〃、〃职介所〃，令人困惑不已。
“中国无居住”，意思不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建造的民居楼质量不行、设计不硬，而是中国人缺乏居住文化。从尧舜禹到孔夫子，再到陕北窑洞直至现在林林总总的高尚住宅，对于居住功能性、实用主义的过度追求，导致中国人没有把居住〃以人为本〃当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玉林小区”的居民永远会因生活方便而自豪，因为这个著名的生活小区几乎就是在〃串串〃、〃烤兔〃、〃莱摊〃、〃杂货店〃上形成的，似乎玉林小区的人民不再是为了居住而选择玉林的，他们是为了买小菜、买烤兔方便而住在这里的。因此，玉林小区的人民身上会带着一种浓烈的孜燃气息，比居民身份证还要准确地界定其身份。
我原先报社有个家住玉林的同事，很爱情调，言必称〃小资〃的那种，常常以一身名牌休闲装自诩，但很多年来我一直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他说：〃你身上有孜然的味道。〃那天派出所抓到一小偷，打死不招，坚决否认与那起玉林偷车案有关，〃没去过玉林，一个月没去过了〃，结果英明的警长鼻子伸到他衣服上一嗅就嗅出来了，〃这是老万手提式串串香的味道，只有玉林小区有〃。
天堂建在地狱之上——中国人无论把家里装饰得多么优雅，但架不住楼下商用房的各种骚扰。据说这是开发商玩的猫腻耍的〃鸡贼〃。明着报批住宅，实则把项目修成商用房、卖作写字间，地价和使用年限、成品房单价都不一样。〃也就是说，用这种混水摸鱼的手段坏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质量，而且还可以给几千年来习惯农耕、集市两位一体居住模式的人们以生活方便的假象。
居住是居住，商铺是商铺，老外把这两码事分得很开，他们宁肯每周末开车几十英里去商业区买齐东西也不愿意像中国玉林小区的人民一样让楼下的小商小贩骚扰自己的生活，欧洲，在社区里乱窜的，只有兔子和邮差。
对中国人来讲，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老祖宗孔夫子当年对学生们曾叙述了关于居住的人生理想，大致意思是：有三间房，一间作为授课之用，一间作为会友之用，一间作为卧室。那时孔夫子授课是索要学费的，学生穷，有的就交上一块腊肉，有的就交上一把青菜，有的甚至会交上一两条烤鱼……夫子不能免俗，他老人家的住所也是〃前店后厂〃式的，〃居住〃与〃商铺〃共存，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其烤鱼熏肉之香缥缈而来，仿佛到了玉林小区。
老祖宗都这样，子孙后代凭什么改变习俗呢？
酒店系列
（引子）天晴宜带伞，未晚先投宿。我的工作性质导致我必须没完没了地在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不同档次的酒店投宿，在那些林林总总的“INN”“HOTEL”“饭店”“旅社”里摸爬滚打，像绅盲流像嫌疑犯一样轮流变换着角色，去经历故事或被故事经历。
这样的居住记忆，像酒店香皂的味道一样弥久不散，我明白，这世界上有不同类型的酒店，是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居住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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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饭店（三星级）
大宝饭店就是那个生产出“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企业在北京市东南隅开设的一家酒店，准确地址是崇文区龙潭路丙4号，与中国足协隔岸相望，边上有家“马兰拉面”。
这是一个典型的具备中国服务特色的酒店，名三星，其实也就是一家有着300多床席梦思的招待所。每当你企图入住，必然会有总台人员用警惕目光审视你的身份证，北京城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凡外地人形状的，理论上均存在是敌特的可能。
然后不耐烦地交给你一份“郑重声明”，包括“不准携带管制刀具、爆炸品、腐蚀品；不准从事卖淫嫖娼活动；不准在床上吸烟”等事项。但是当你穿过大堂准备上电梯时，一定会看到大堂一隅有间幽暗闪现的“美容美发厅”，女技师面若桃花地对你笑……开门，进房，刚放下行李，床头柜上的电话就会响起：“先生，需要按摩吗？”
这时间掐算得真TM准！没内应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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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绝对不隔音，各种音频的屁响、鼾声以及让人喷鼻血的声音轮流袭来，让人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百虫夏夜里发出的合唱。由于该酒店毗邻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每逢年关便有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俱乐部老总前来入住，为何？送礼！求情！那天晚上我被一股异味折磨得无法入睡，隔壁传来的是浓重的山东口音：“俺明天再捆一卡车来！再捆一车！”疑为遇上绑匪，次日清晨才知，原来是某北方俱乐部给足协捆来一车大葱来了，据说，这是每年的惯例。
打扫卫生的大娘早上9—10点肯定敲门（哪怕你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如不开，大婶会迈着大脚径直闯进来弄得砰砰作响，把天光全放进来，把浊气放出去，并用大概是石家庄郊区口音说：“快起床，不要影响我们打扫卫生。”
中国足协常在此开会，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离足协很近，另一方面我怀疑是因为这儿的保安人员够猛——很多次，他们都要和记者干架。最有趣的一次是10月18日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保安人员在二楼会议室外用餐椅板凳隔出隔离带，生生把记者们分成二片，“进去的不准出来，出来的不准进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