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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亲属照料。随着公元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有关生育检查的相关工作。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时，孕妇已可以享受众多相关人士的专业医疗护理，这其中有医院的咨询人员、全科医生、助产士以及当地产前检查诊所的人员。
尽管医学专业人士逐渐地介入到产妇的护理中，但分娩过程中的发病率仍居高不下。因此，英国卫生部于公元1929年成立了“产妇死亡率及发病率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调查的结论认为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是怀孕过程中的并发症，加强管理及临床护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医学人士开始相信怀孕应当作为一种疾病予以治疗，并应加强孕期“管理”。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心女性的健康，英国妇产科医师协会也于公元1929年成立，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妇开始在医院分娩。卫生部和医学人士认为，医院的环境更利于医生处理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败血症和大出血等致命疾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恰恰是医生增加了产妇感染产褥热的风险。在分娩过程中他们比助产士更为频繁地干预，这样就增加了细菌进入产妇血液的可能，同时他们也经常忽视自身的个人卫生以及例行的杀菌消毒。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产妇们还是逐渐涌向医院去分娩，因为医院有越来越便利的麻醉措施；而助产士是不允许在产妇家中使用镇痛药物的。此外，改进的手术技术、对惊厥的预防以及成功的输血技术都为产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这样即使进行剖腹产和使用产钳也远比在家中分娩安全许多。
贫穷的母亲们则很少选择在医院分娩，她们也很难在产后找到帮手来代为照看孩子。如果得不到亲戚或邻居的帮助，在孩子一生下来后她们就得努力操持家务。护理贫穷家庭产妇的人往往发现产妇面临着不洁净的环境，恰如公元1921年《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信中所说：
你会发现丈夫、妻子和一到两个孩子共用一张床。床上经常有小孩子的尿，床单很脏，病人的外套也很脏。她可能还没有洗过澡，只有几件没有消过毒的破旧衣服，或者把几天没换过的睡衣漂白使用。
众所周知，不良的卫生条件会导致母婴死亡，然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降低这种风险又是很难做到的。《1934年的为母之道》一书中就列出了家庭分娩必要的注意事项，但事实上，产妇们不得不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那些必需品。例如，胶皮就由牛皮纸代替，而药签则被报纸代替。
在《飞向干道夫的云雀》一书中，弗罗瑞·汤姆森写道：
当对助产器具的需要增加时，这些器具就会在社区里成为公共用具。器具箱几乎什么都有：小裹布、绷带、长法兰绒手推车……尿布。它会伴随着每个婴儿的出生。这些东西被循环使用，每次有人分娩，牧师的女儿就会将它借出去。
在公元20世纪30年代，妇女合作协会和妇女工会督促政府为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提供更多的“产科用具”，这些工具袋装有分娩时的必需品。但不幸的是，接受这项捐助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所以许多妇女都不接受这项帮助。
在公元1948年，随着全国卫生服务部的计划的实施，更多的妇女选择接受医院提供的护理服务，从怀孕到分娩，医院确保她们可以得到全程的护理，而且不需要花钱做各种检查，因为各种医疗设施会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到公元1974年，的分娩都是在医院进行的。到了公元1996年，除了那些推崇以更加自然的方式分娩的人以外，在英国，只有2％的母亲选择在家中分娩，而在美国，选择在医院分娩的浪潮要比英国早。美国的医院为他们无菌安全的医疗环境做宣传，所以对于妇女们来说去医院分娩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不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在公元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医疗费很高，那时也没有医疗保障制度，但人们提倡父母们应该为了能够给将来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而作些储蓄。同时，医院的环境很好，很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到了公元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将近有3/4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
从家到医院（2）
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妇女却没有从昂贵的医疗费中受益。在公元1915年到公元1930年期间，虽然医院分娩的数量剧增，但产妇的死亡率却并没有下降。相反的，婴儿的死亡率还增加了。大部分产妇承认她们在医院得到了符合标准的治疗和护理。她们被推进产房，然后上半身被扶起，两脚用皮带固定住，如果有些产妇控制不住自己，她们的胳膊和腿也会被绑住。当然医生也会给她们注射止痛剂。常常使用药物加速宫缩。医生常常用到产钳，为了助产，医生们也常实施外阴切开手术。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医生和其他助产人员常常没必要地介入到分娩过程中，同时对卫生条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死亡率，大约从公元1930年开始，医务工作人员受到了主管部门严格的监督。在那以后，无菌技术也开始得到应用，这些新规定使产妇们受益，死亡率也骤减。
自然分娩运动（1）
在英国，分娩过程中对助产手段和镇痛剂的大量使用使得分娩过程还是得由医院来完成，因此大多数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随着剖腹产手术的不断进步和许多其他的妇产科助产技术的提高，在公元20世纪末，对于妇女们来说，分娩后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已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她们还希望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消除对妇女身体的禁忌和加强对性知识的教育减轻了许多妇女们对生育的不安。直到这时，还有些母亲由于自己的无知，直到分娩时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在妇产科专家格兰特里·迪克瑞德公元1942年出版的《无畏分娩》一书中，一位妇女回忆到她第一次分娩时的痛苦：
“就在那最后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这让我很震惊。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我都不知道那时在想什么，但突然间我知道了这个孩子必须从那里出来，我知道……，噢！我太吃惊了，也太害怕了。我就说：‘求你了，你能不让他出来吗？我不在乎有多痛，我能忍得了痛，但求你别让他出来好吗？’”
历史上第一次，分娩不必一定意味着令人难忍的痛苦和可能出现感染和死亡。除了书中的夫人以外，许多妇女都开始觉得当她们分娩时，有些东西在莫名地消失，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分娩——这一生命中极其特别的时刻成为一段虽安全但却平淡无奇的经历。
格兰特里·迪克瑞德是早期提倡安全又有意义的分娩的先锋之一。在公元20世纪40年代，他跟访一位在伦敦分娩的妇女，他开始调查研究医院为产妇所提供的一系列护理方案，那位产妇在她分娩时没有感到疼痛，所以她拒绝了提供给她的氯仿剂。她曾告诉过迪克瑞德：“这根本不疼，它本不应该疼，不是吗，医生？”
这件事让他开始相信，妇女在分娩时感到剧痛无比是因为她们自身的恐惧与压力而非来自生孩子本身。他觉得，如果妇女们能够对分娩过程有很好的了解，而不是一味地被告知在分娩时只有剧痛在等着她们，那么她们很可能减轻所有的痛苦。国家生育基金会在公元1956年成立，致力于向人们推广这种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点”。
从这时起，妇女们开始思考她们以前分娩的状况。许多人后悔因为被注射麻醉剂而使分娩过程在她们脑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有些人只记得一个劲儿地抱着已经被医护人员清洗干净、扑了粉穿好衣服的孩子的一幕。至此，对分娩过程主动权的探求开始了。
在美国，随着法国妇产科医生菲德那德·拉梅兹的《无痛分娩》一书的出版，这种变化开始了。他对公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俄罗斯使用的古老民间做法做了研究，精神心理预防是一种让病人精力集中、处于放松状态的疗法。这种疗法显然对减轻痛苦很有效。他还在众所周知的“拉梅兹疗法”中加入了“快速浅呼吸疗法”，这一疗法在一位旅法美籍女作家所著的书《感谢拉梅兹医生》出版后，在美国很受欢迎。当她分娩时，因受益于这一疗法而心存感激，所以写了这本书。这一做法不但让妇女们在分娩时拥有了主动权，还给了她们自信，因为她们觉得这些原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自从医生掌控分娩过程的主动权以来，妇女们第一次开始把她们自己看做分娩过程中主动的参与者。
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其他的分娩思想开始出现在新思潮的变迁中。法国的医生弗莱德瑞克·勒鲍耶尔将注意力由产妇转向了婴儿。他觉得出生对于婴儿来说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婴儿们出生时痛苦的表情和绝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证明。勒鲍耶尔想为出生的婴儿们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儿们应该在出生后马上放到母亲的腹部并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很早以前，人们就觉得新生儿们应该待在与他们的生长环境——子宫相仿的地方，而勒鲍耶尔的这些原理正是这一说法的延续。
勒鲍耶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意大利女医生玛丽亚·蒙太素瑞就写过关于一个刺激性强的新环境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自然分娩运动（2）
他来到了这个成｜人世界，他那脆弱的眼睛还从未见过光明，他的耳朵以前也从未听到噪音，他的身体至今为止还从未受过伤害。然而现在并不重视他的脆弱的大人却要用那双毫无灵魂的手来抱着他。
一位法国妇产科医生米歇拉·奥顿特则将勒鲍耶尔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一步，并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单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分娩过程非医疗化。他建议妇女们在分娩过程中可以选择任何她们感觉最自然的姿势，无论是站着还是蹲着。他这样完全是为了让产妇们放松下来，他还向产妇们推荐分娩池。他几乎用不到镊子、止痛剂。而且他发现剖腹产是根本不需要的，尤其是在臀位分娩这种手术中。所以现在妇女们可以在医院里分娩，在这里，一切需要的医疗技术都能为她们准备就绪，但同时也为她们营造了一种像在家里一样的轻松的环境。
从公元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主张妇女应该在分娩过程中负起责任来，从而从男妇产科医生那里夺回主动权，赛拉·奎新格在她公元1979年出版的《家庭分娩》一书中呼吁，在家里分娩应该成为妇女们的一种选择而非特例。在英国尽管只有1％至2％的分娩是在家中进行的，但在荷兰家中分娩的比例占将近全国分娩总数的一半。他们的母婴死亡率数字显示，家中分娩跟在医院里一样地安全。
尽管在过去的40年间，许多运动例如国家基金会就一直为分娩新方法而战，都提倡妇女有选择的自由，使她们的孩子享受各种助产方式和医生的干涉。但即使产妇们一再反对外部干涉，有时助产士在临床分娩过程中仍然坚持使用各种助产技术。
当一个女人在分娩过程中遇到困难，生理上的也好，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摩擦也好，都会使分娩这一经历成为一件糟糕的事情，有时甚至对母婴关系起反作用。现在的母亲应该很好地感谢上个世纪科技领域的显著成功，因为这使得医生能够帮助那些有可能在分娩过程中丧命的妇女们。但各种分娩运动和女权主义组织仍然坚持认为在分娩过程中，妇女们不但应该享有“母婴安全”的权利，还应有“非暴力分娩”的权利。
助产士
在英国，虽然医院中的大夫和全科医生更多地参与到妇女分娩过程，但助产士仍然在护理方面起主导作用。公元1902年，议会通过了助产士法案，确定了对助产士注册和资格证的要求，并一再主张助产士应该得到监督以确保他们高效地操作。这一法案的通过为助产士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尽管全科医生们起初很担心这会减少他们参与手术过程而得到的酬劳。在公元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颁布以来，全科医生们看到，除去分娩费，他们还是收入颇丰的，这使得他们和职业医师们的收入保持平衡。
公元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助产士正规培训只是有限的三个月的课程，由中心助产士委员会提供。此后培训期不断地延长，尤其是女性助产士的培训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到公元1937年，助产士们能够得到长达两年的培训。到这个时候，地方政府承担起了为她们付薪水的责任。同时，地方政府还要为参与分娩手术的医生们付加班费。有些人觉得这使得许多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