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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或者，就像一片森林，一片动荡不安的郁郁葱葱的隐藏着无限风光同时也潜伏着无数陷阱的森林。
北京的森林！
那天，我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走回公主坟，并最终选定在新兴桥东北角一个叫做“化工宾馆”的地方作为我北京生涯的第一个住处。四人间，每人每天二十五元——由于地理不熟，这是我当时能够寻到的最便宜的一家了。
我开始找工作。
十天里我打了无数个电话，面试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公司、工厂。我一次次像条可怜虫似的跟人诉说着自己的窘况：没有朋友、没有住处、兜里的钱快要用完了，希望贵单位予以收留，解决住处。我读过高中，您也看到了，字写得还凑和；也可以干力气活儿，别看我挺瘦的，像个鸡崽儿，但我能吃苦，什么都能干……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动心，听讲者几乎都是统一的格式：耸耸肩，又耸耸肩……
没有人要我。我像一头迷失了方向的苍蝇，拼命地飞呀飞呀，又一次次地被撞回来。每天，我机械地打着电话，然后一个个地去面试。我像一只可怜的羔羊，每天被自己强迫着拉上大街待价而沽。可悲的是，这只羊体型很小、瘦弱不堪，毛色又差，买主根本看不上它，人们甚至不愿意出一顶点儿可怜的价钱……
每天早上，我把一个又一个的希望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放出去，等待着收获。然而没有回音，我的世界依然像这沉沉的夜——没有光，也没有声音。
每天晚上，我躺在无法再简陋了的小旅馆的铺板上，蛇一样蜷缩着身子，仰望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污渍，看着他们的形状走向，任模糊的潜意识里联想着相似的动物或其他图案，疲惫地一动不动。
还剩下最后四十九块钱了。一张二十、两张十块、三张两块和三张一块。我把它们仔细地数了三遍，然后紧紧地握在手里，攥着最后的一线希望。
我当时满脑子膨胀的只有一个念头：没有人要我！
真的，当时这种感觉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罩住了我的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我从来没有如此切实的感觉到自身的无用和无助。
我陷入了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之中。
2
像很多主流电影和小说里写的，好人在最危急关头总会有人出手相救。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好人，反正这句话的后半句在我身上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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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边缘（3）
我的绝处逢生的神奇故事是在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十一天、身上仅剩下一块两毛五分钱现金的时候发生的。
那天早上我被旅馆的服务员拎着从房间里扔出来，像一件破衣服一样被丢弃在大街上，并且在此之前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到需要嚼的并且嚼得动的东西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扛不下去了，于是在饥饿和绝望的诱惑下，我做出了一个完全不符合我的智商的决定，这个决定的最终结果你可以从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里面看到：主人公在一个食品店里大吃一顿然后点上一只雪茄心满意足地被警察带走……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开始寻找目标作案地点的准确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
早春的街上已经是阳光普照，和煦而温暖。街上照旧是人流如织，人们大都看起来很安详，悠然地走着，平静的脸上像没有风的湖面，或者更像是早春的天气，微笑中透着一丝冷漠。
伴着熙来攘往的人流，路两边许多的餐厅大都人头攒动，生意兴隆。一家家常菜馆门口，两个衣着盛装的漂亮女孩在招呼客人。看到我走过来，她们热情地向我笑着，做着优雅的手势，并且说着什么。我鼓足勇气想迎头走上去，但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我的脚下却逃也似地走开了。
在一家某某食府门口巨大的招牌下，我刚刚站定，一个保安端着怀疑的目光向我走过来。在他离我还有十米距离的时候，我立即起身，逃向下一个目标。
第三家、第四家……
那天我差点就放弃了。我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出了我的龌龊心理，他们用狐疑和鄙夷的目光审视着我，让我不敢抬头，甚至不敢大口呼吸。我像一只习惯了夜间活动的生物突然暴露在聚光灯下，无助而又无处藏身。
一阵香气扑来，肚子里一阵咕咕地叫。
可能是由于过长时间过于紧张的缘故，我现在感觉肚子里空得厉害，饥饿仿佛一只柔软而又强壮的虫子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甚至直入心脏、脑髓，我完全被它攫取了……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身体已经不再受大脑控制，我直挺挺地奔着一家餐厅的大门冲过去，在从动身到进入餐厅的二十几秒时间内，我甚至没有看清楚它门头上硕大的店名……
身子坐定，我才如梦初醒。
餐厅不大，十几张桌子而已。而且客人不多，正是吃饭时刻，顾客也不过三桌而已。
服务员走过来，倒茶、递菜单。我没有抬头看她，只低头在菜单里胡乱地翻来覆去，眼光在菜单上空漫无目的地逡巡。
从菜单上得知，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色生香”鱼头泡饼屋。
色生香？这三个字好像忽然间唤起了我的某种记忆……隐隐约约地觉得似曾相识。在哪里听过呢？不去管它了。眼前摆在我面前的这个香艳的名字已经足以让我口水横流了！既然如此，那就来份鱼头泡饼吧。
“还要别的吗？”
“一份花生米，一瓶啤酒，不，要白酒，二锅头吧。”
服务员没走，看着我：“二锅头您要一整瓶吗？我们这儿可以零卖。”
“不，一整瓶！”
要白酒是我的临时决定。我想待会儿结账时喝醉了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酒量，一瓶二锅头我喝了将近三个小时，依然还有大半瓶的存量，而任凭我自己如何跟自己劝酒甚至灌酒，也还是喝不下去点滴了。
接近下午三点的时候，店里的第三拨客人也已经结账走人了。空空荡荡的餐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对着大半瓶白酒较劲。柜台边的录音机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唱着一首曾经很风靡的流行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朦胧中我感到了四周弥漫着的一种异样的空气，而且这种氛围愈来愈浓。我知道此刻周围至少有三双以上的眼睛在看着我。
由于喝了很多酒的缘故，我的紧张情绪已经缓解了不少。我当时甚至有一种死猪不怕烫的豪迈气概，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静待店主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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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边缘（4）
我早已经想好了服务员或老板来催结账时我的反应和我应该回答的第一句话：首先是假装醉酒，在身上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摸来摸去，一边翻一边不停的嘟囔：“操，钱包哪儿去了？”然后一分钟后摊牌：“对不起，钱包不见了。”
（）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过来。
又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我开始有点坐立不安，并不时地左顾右盼。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我终于听到了一个脚步声很清晰地向我走来。
我继续低头喝酒。
来人坐在了我的对面：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胖的模样很干净的男人。
我尽量装出一副很迷离的目光看他。
在他要张嘴和我说话的一瞬间，我像触了电似的腾地站起来，开始在身上的几个衣兜里摸着……
“不不不……”他马上站起来，冲我使劲摆手，“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我有些意外，这次是真正地迷离着眼睛，木然坐下。
“老弟在北京上班吗？”他微笑着和我说话。
“对，对”
“做什么工作？”
“……”我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啊，在一家公司里，做销售。”
“老弟哪里人？”
“河南，××县。”
“是吗？真巧，我也是河南的。我老家是信阳的。”
“真是太巧了！”我的惊喜绝对没掺进一点虚假。
“在北京做得还好吗？”
我有点心虚：“还不错……”
“北京工作很难做啊。”他感慨道。
“是啊……”
他看着我摊了一地的箱子和背包：“你这还带着行李，搬家啊？”
“工作不顺利，我辞职了……去找一个朋友。” 我差点就哭了。
他好像早已预料到了：“那么，下一步的打算呢？”
“还没……”
他转身对一个服务员说：“小翠，你再给加个凉菜，我也想喝杯酒。正好碰上老乡了。”
“好好。”我慌的拿起半瓶二锅头往他面前送。
几杯酒之后，我们又随便聊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基本上是他在问我在答。
那天下午他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话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也是在我的记忆中保存最深的。那是在那瓶二锅头酒基本一空的时候，他夹了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我这儿正好缺个帮手，如果你不怕委屈的话，先留在我这里帮帮忙，等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换嘛……”
——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能够一个字不错的记得，以及他说这句话时眼睛盯着手中的酒杯、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神态。
当时我几乎是失声叫了出来：“好啊……”
老板姓赵，由于经营着这家鱼头泡饼屋，所以周围的人都叫他“老鱼”。
后来和泡饼屋的服务员小翠熟了，她才告诉我，其实那天看我直到三点多了还不结账老鱼就已经看出来我的心思了，只是他没有说破。而且其实那时他店里的生意很不好，正在考虑转让，当然肯定也不缺帮手。
我真的感激老鱼。
我在老鱼的餐厅里做了将近一个月的服务员，除吃住外还领了四百块的工资。
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写文案。再后来，我的工作就开始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很多单位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无论换了什么单位，我肯定第一个打电话通知老鱼，告诉他我最新的电话和地址。我时常在周末的时候去找他聊天、喝酒。我和老鱼的关系也越来越像哥们儿。
有时候我也有意多带些朋友去那里吃饭——当然是要付费的，只不过打一点无关痛痒的折扣而已，算是替老鱼揽客吧。
九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的春节前夕，老鱼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餐厅要关门了，他准备回老家去，不回来了。
北京边缘（5）
走之前我们没见面。老鱼说别来了，这种场合下一定会喝多酒的，是朋友以后肯定还会见面的。
然后他就从此杳无音讯。
从此，我和老鱼再也没有见过面。
3
现在是我蹲在北京边缘的第七个年头。
之所以说“蹲”，是由于在很多北京人的眼里，外地人是永远不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既然如此，所以我宁可选择蹲着。
“蹲”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由于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人体姿势，所以保持这种姿势的人不会安于现状，他时刻想着走开，想起跑，而且这种姿势相比坐着、相比卧着、相比躺着、或者相比趴着等等姿势起跑更为容易。
换句话说，与以往的心态大不相同，现在我实实在在想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祖国的心脏地带做出点事情。具体做什么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所以就只有习惯性地晃晃悠悠地在河水里摸石头。
然而一晃七年过去了，我对河里的石头依然陌生得一塌糊涂，当初仅有的一点想法至今也毫无眉目，现在沦落（或者叫被收容）在一家牌子很大——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公司——却只有十几个人一年到头只能靠出一两本人物名录过活的出版公司，我的职务名称是编辑兼图书策划，我的实际工作每日校对整理一些街道办厂长或是写过几篇论文画过几幅风景画的滥三滥四的人物小传（当然都是《世界名人录》要收录的了），简直无聊透顶。
薪水嘛不多也不少，勉强应付我的日常生活和偶尔出去花天酒地一下的开支，基本属于“月光”一族——这也正是我迄今为止还和老段希言三人共挤一间灰黑斗室的主要原因。
诗自然是不会再写了。
自从七十七个月前离开小县城，我就再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渐渐淡忘了“诗”和“诗人”这两个词，就像海水冲过，沙滩上曾经写上去的海誓山盟的文字被轻易地冲刷掉，干净而彻底，不再有一丝痕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份伟大的工作：从事“文学创作”——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酸酸的，所以后来我又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