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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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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表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