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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搀扶帕斯卡勒和昂热拉下车。一个人将劳斯莱斯开到了停车场上。克劳德和我穿着白色的晚礼服马甲。帕斯卡勒穿着一身紫色的晚礼服。昂热拉则穿着那件橘黄｜色的麦斯林纱的晚礼服，有许多钟形的褶儿；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兰”买的。她戴着我送给她的耳环和结婚戒指，还有一只大钻戒和一根钻石项链——这是她工作挣得的首饰。
一块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我们踩着它，走进“棕榈海滩”长长的回廊。左边，一动不动地站着法国警察，身穿蓝色制服，白绑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身白的美国水兵。灯光照向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照相机咯嚓咯嚓地响。我们从那些一动不动的男人们中间穿过，穿过室内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这里，最前面，挨着主席台，是酒店老板领着我们去的那张桌子。平台一直伸到水面，台子后面是大海，它在无数灯光下波光粼粼。两根木支架上安装了电视摄像机。三名工作人员扛着小型摄像机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还有摄像师，肯定有二十几个。
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是人们称为蓝色海岸边的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想到我坐在这个位置多么不合适，而对于昂热拉和我，我们坐在这里又是多么必要，在这里，在许多非常富有的人们当中，在非常著名的人们和非常有权势、非常美丽的人们当中，想到这里我就头晕。昂热拉和特拉博夫妇把他们看到的一一告诉我：戛纳和尼斯的市长，法国南部地区的政治家、许多部门的负责人、贵族、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当然有泰奈多斯夫妇、法比安夫妇、萨冈塔纳夫妇、泽贝格和托威尔。先后到达的还有很多法国和美国的高级军官。妇女们穿着晚礼服，男人们穿着燕尾服，军官们身穿制服，胸佩勋章。我在这里看到的首饰，加在一起肯定价值有一亿。
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桌上时，在寻常的嘈杂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间歇。我看到，很多人惊讶地朝我们望过来，就好像他们全都暂时屏住了呼吸似的。一位摄影师后退着，拍摄我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愚蠢和先入为主，但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事实：今晚汇集在这里的所有美轮美美的女人们中，昂热拉是最美的。她的红发金光闪闪，她的脸容光焕发，棕色皮肤上的黄衣服合身极了。灯柱上射，照亮了两面旗帜。它们挂在一起，美国的和法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的乐队在演奏《马赛曲》。所有的人站起来。紧接着法国国歌之后是美国国歌。我们也站着听完，穿便装和军装的美国人将右手放在心口上。后来一支乐队出现在台上。它先是演奏歌剧乐曲，然后是常演不衰的爵士乐。电视的光线从我们头上扫过，总是有一位拍摄人员在拍我们这一桌。
“这样就行了，对不？”帕斯卡勒问。
“是的，”我说，“谢谢，帕斯卡勒。”
空气很暖，没有一丝风，大旗子软软地垂着。上菜时，邻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着齐肘的手套，也不脱去，手指伸在手套里，吃着黄油小白面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色的。现在它们退色变灰了。这个人看上去让人没胃口。帕斯卡勒觉察了我的目光。
“那一桌坐的全是我们这里的高雅贵族中最高雅的。”她说，“你关注的那位戴手套的夫人是女伯爵……”她报出一个名字。
“她总是这样吃饭吗？”
“对，”帕斯卡勒说，“这在伯爵中似乎很普遍。至少在她的伯爵家庭里。这位夫人也总是戴着这副手套玩轮盘赌，每天晚上。”
“戴着同一双？”
“戴着同一双！也许她迷信。”
“不管怎么样，她非常重视卫生。”克劳德说，“她老是向众人讲，光着手指摸筹码是多么不卫生。”
饭后，一个芭蕾舞团上台翩翩起舞。赌场的屋顶上打下不同颜色的灯光。它们将图像变成一会儿蓝色、一会儿红色、一会儿黄｜色、一会儿绿色。今晚的明星已预报过了：艾斯特尔·奥法里姆。她唱美国的、法国的和以色列的歌曲，得到了很多掌声。后来大台子空了，供大家跳舞。
先是特拉博跟昂热拉走上前去，又是被一些摄像机跟踪着，又是被许多目光跟踪着。我带着帕斯卡勒。我们跳舞，被拍照。台子满了。这下平静终于结束了。我们几乎到不了我们的桌子。紧接着特拉博，那位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跟昂热拉跳舞。他过分礼貌地、几乎是谦卑地请她跳一曲。在他之后是泰奈多斯、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戛纳的警察局长、美国大使和一些军官。有一会儿，我单独坐在桌旁，这时比安卡·法比安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的衣服又几乎露出Ru房来。
“您不会再生我的气了吧，卢卡斯先生？”
“为什么生气？”我站起来。
“您知道为什么。我行为失礼，真抱歉。我请求原谅，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那当然，”我说，“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这么说您不再生我的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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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
“那么请您跟我跳舞。”
于是我跟比安卡·法比安跳舞。这位从前的“丽岛”女郎，她让她的下身顶着我的下身。我们几乎无法离开原地。电视摄像机嘤嘤地响，摄像师的闪光灯闪个不停。跳完舞，比安卡陪我回到泰奈多斯的桌子。我又跟梅丽娜·泰奈多斯跳，然后跟玛丽娅·萨冈塔纳跳。最后，我终于轮到跟昂热拉跳了。这是一曲华尔兹，我说：“现在咱们要露一手给他们众人看看。”
我紧紧地搂着昂热拉，好像我们是一体似的。所有的电视摄像机都对着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其他的舞伴一下子退后了。我们单独在台子上，在大旗子下面，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方。当华尔兹结束时，围着我们的人都发出热烈的掌声。拍得最响的是比安卡·法比安和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
“好了，”昂热拉说，“人们好像原谅了我们。”
“是的，”我说，“好像是这样。”我细看他们，那些非常富有、非常有权势、非常有名、非常美丽的人。我想起加斯东·迪尔曼和他的话。
“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它还将邪恶下去……”
我们刚刚回到桌旁，所有的探照灯全熄了，在我们周围烟火齐放。我们像是坐在一座喷发的火山中央。烟火不停地在我们头顶爆炸，色彩纷呈的图画盖住了夜色下的天空，星星、鲜花、谷穗和炸裂的灼热的球。烟屑如雨，纷纷落下，落进海里，海里映出整个奇观。
昂热拉抱住我的胳膊，对着我的耳朵说：“圣诞节和复活节也是这样的。咱们将一起经历。我的上帝，罗伯特，我做梦都没想到过，我这辈子还会有这种经历，这种奇妙的事情。”她侧身向前来吻我，烟花爆竹继续在我们周围爆炸。
52
大多数客人当然都还到大赌厅那边去，里面有比“保安警”多得多的赌台——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夏日赌场。昂热拉小赌赌，输了。我不赌，坐在一张很长的吧台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香槟。我一下子感觉到特别疲累和沮丧。我又要了一杯，发觉我醉了，感觉好些了，抬头向收银处和兑换柜望过去。那后面是有钢制自锁保险箱的小房间。十三号属于昂热拉。现在，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那只信封，内有两张苏黎世银行高达一千七百八十万零五百瑞士法郎的付款收据。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我不停地再三想象。
克劳德·特拉博向我走来。他赢了，还想赌，但是他口渴。
“我相信你非常成功。”他说。
“我真心感谢你们俩，克劳德。”
“快别讲了。比安卡·法比安的这些朋友都是十足的无赖！”
“你这样觉得吗？”我问。
他皱眉望着我，然后笑了。
“听我说，”他说，“你们还想跟我再上一回‘沙利马’吗？我们想后天开到海上去。帕斯卡勒说，我应该问问你们，想不想一起来。”
“很乐意。”我说。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说：“咱们开船去‘岩石乐园’！我请你们吃午饭。”
“好，”克劳德说，“现在我又得去工作了。”他喝光他的杯子，走向一张轮盘赌台。我远远地看到昂热拉坐在另一张台子边。她向我招招手，我也向她招手。
当我们终于由特拉博夫妇送回家时，已是两点钟。我们穿上我们的晨服，坐到大窗户前的沙发上。航空母舰灯火辉煌，像过节似的，它们装饰着无数的长形花环。我对昂热拉讲，克劳德邀请了我们，后天——现在是明天了——坐游艇出去。她说：“太好了。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明晚，电视里的地方节目甚至主要节目里都将播放出咱们俩，到时候这里的所有人都会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没有人会再讲咱们的坏话、不理睬咱们或者说不该给我订货。没有人讲，这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她也有点醉了，“咱们的照片将出现在报纸上，摄影师们对我讲的。真好，对不对？”
“非常好。”
“咱们跳舞时，所有的人都后退了。这真是太妙了，跟你这样跳舞，只有咱们俩，罗伯特。”
“是的，妙极了。”我说，心想，我还有两条腿，这是多大的幸福啊。
“罗伯特？”
“嗯？”
“我得问你点事。请不要客气！请实事求是地回答。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我说。
“这样好。”昂热拉说，“这就对了。毕竟还有一个诚实的答案。”
“请便。”
（）
“你以为，尽管如此你还是能跟我上床吗？”
“我相信，这是可以设法的。”我说。
然后，我大睁着双眼躺到睡觉的昂热拉身旁，特别清醒，过度清醒，我听到列车在城市和海洋之间滚动。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铁轨上列车的匆匆车轮对我说。
您瞧，当我在十字架路碰上这位年轻的画家时，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可那时是大白天，亮亮堂堂。现在是夜晚，一片黑暗。在黑暗和夜里事情看上去就不一样了，噢，我的上帝，是的，完全两样。
我混蛋。我流氓。
我流氓。我混蛋。
我混蛋。我流氓。
53
“你好，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在它的鸟笼里说，笼子挂在路旁，是那条从游艇的小船的停泊地通往“岩石乐园”饭店的小路。我的脚疼得很厉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
昂热拉和我站在马赛尔面前。我们下面的海湾里泊着很多游艇。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往小船里跨。它先送我们上岸，又返回“沙利马”了。小狗纳芙塔利在甲板上激动地跑来跑去。没有一丝风。透过阳光的朦朦雾峦，越过大海，我依稀看到戛纳的老码头和新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它们后面的白色酒店。但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整座城市、它的大楼、许多别墅和豪华住宅区，它们处在山坡上的花园里，山坡向上延伸至戛纳上区。加利福尼亚区在右边铺展开，昂热拉就住在那里。我想，我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就在眼前。这个家和瑞士银行里的一千五百万马克。现在还会有更多的钱送来。
“已经是两点零三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可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勃兰登伯格亲口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将这个新指示译成了密码，给了这个人钱，好让我能支付我的线人。”
这是我让昂热拉相信的说法。昨天，我又一次去了钻石伊尔德家。
“明天，星期四，十四点，您的一位亲信把我的终生退休金的第一笔送给我，”我对那个患白化病的女人说，“而且他要来安提伯斯海岬上的‘岩石乐园’。我在那里等他，在那只会讲话的鹦鹉的笼子前。我要头六个月的数目——三十万法郎。”
“您去死吧！”钻石伊尔德说。
“肯定的，尊敬的夫人，”我说，“但我还会等些时日。您知道，如果这位使者不来或者他试图把我干掉，会发生什么事。”
她点头。
“不光是点头，”我说，“您讲！”
她说：“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放心吧，您这头猪，使者会来的。”
“带着三十万。”
“带着三十万。”昨天钻石伊尔德戴的是蓝宝石首饰。
现在我站在鹦鹉笼前，已经是两点零三分了，可是我心情平静，非常平静。使者会来的，因为他必须来。
“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里跟此人碰头？”昂热拉问，有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