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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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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过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在两派僵持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一天晚上，我们听说他们要来“砸”我们战斗组，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门又开着，便探头去望。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动也不动，很紧张地戒备着。我不知是什么意思，看了半天。里边似乎很紧张，连喘息声都能听见。我看不出名堂来，就走了。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一说情况，大家都乱猜。老龚说：“不好，他们确实在做准备，今晚肯定来。咱们要防备好，别睡，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你们，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挺挺胸说：“敢来，往死里砸他狗日的！”
我们彻夜未眠，但敌人并未来。
原来，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刚巧电灯泡憋爆了，正在手足无措间，我在门口探了头。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都严阵以待。只要我跨进去，就是一顿暴打。结果我走了。他们摸不着头脑，分析了一下，认为是我们要去“砸”他们，我不过是个侦察兵。于是这一夜，他们也彻夜未眠。
后来我们组织逐渐坐大，终于把他们一派全部撵出了学校。
当时两拨人的敌对情况，可见一斑。
可是，在这黄昏的小山村见到他们，双方都泯去了恩仇。小于看见我，一声欢呼：“你小子怎么来了？”
大家围上来，问这问那。做饭的女生招呼开饭，老成就拍拍我肩膀说：“来，吃饭！别的户咱们同学，谁都没来过，你是头一个。来了，就多住几天。”
他们吃饭就在院子里，充满了农家气氛。山里的节气比我们那里晚一点儿，到现在还没有开铲，所以大伙对铲地很有神秘感，纷纷向我打听。我干过两天，跟他们介绍了一点儿要领。
眼前的这些同学，过去的生活都是很优雅的。大革命前，我去过他们的家，跟他们交换邮票。看到他们的业余兴趣跟我也差不多，但社会地位可要尊贵多了。在班里，他们是栋梁材。我们的女班主任，原则性很强，对他们很照顾，对工农子弟一般，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弟，则很蔑视。我那时候小，没觉得太不公平，认为自己老爹没打过蒋匪，住的也不是小洋楼，被蔑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革命一来，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了。她凭什么呀！因此，我们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我写的。顺口溜，嘲讽女班主任。作品贴到了三楼的楼梯上，一直垂到一楼。那天晚上，全校有五百多同学跑去观看。高年级同学看了笑得要死。几个高年级女生起头，五百人齐声朗诵我的作品，据后来有人讲，声音传出去两公里远……
那些风云，都过去了。如今，我们一块儿坐在篱笆墙的影子下，端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地吃高粱米水饭。
空气里，有烧柴、猪粪和酸菜的味道。
过去的精英们，现在也能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生活，这使我受到了一点点触动。
小于原先在我们组织的时候，跟我比较要好，后来受老龚排挤，愤而“叛变”，与我疏远了。但那一段缘分还在，因此这次见了我处就格外的亲，老跟我聊。
我讲了一下我们尴尬的处境，小于就说：“靠，走上社会，你们还像在学校那样？那不行的，得干，得认命。”
我叹一口气说：“我们跟老屯已经搞僵了。”
小于说：“胳膊拗不过大腿，你们就低头吧。先把农活儿学好，他们对你们也就好了。”
我说：“老房他们还行，我们几个，被人盯上了，怎么的都没好。”
小于问：“龚本辉还那么牛逼？”
“还行。”
“你别跟着他跑了，他老爹有点儿门路，他敢折腾，你跟着折腾能有什么好？”
小于讲的是推心置腹的话，我无言以对。躺在他们户的炕上，心里叹了半宿的气。
我们班女生的精英，也都在这个户。吃晚饭时，我都见到了。小商，副厅长的女儿；小李，参谋长的女儿；小陈，长影导演的女儿；都是绝色美女，仪态万方。下了乡，也是英姿勃勃不减当年。那时候，还比较封建，见了面，她们虽然都有些惊讶，但也不打招呼，只点点头。小陈是我过去的暗恋对象，这次见到，依然觉得她高不可及。但我心里已有了平民之花梁燕眉，所以也就没有从前那么伤感了。
两天后，他们生产队开铲了。小于说：“你别猫在屋里看书了，一块儿干两天吧。”于是，我就当玩玩，义务帮他们干了两天。
他们这里，是纯粹的山区，民风比较淳朴，“贫下中能”不那么盛气凌人。一群城里大干部的子女，跟老农们相安无事。山里的地块小，干完一块很快。再去干下一块，就要走一段山路，实际上能多歇几气儿，所以劳动强度显得不那么大。
我来时，正是山里最美的初夏，野百合开遍了山凹。他们生产队的男女青年老屯，不像我们那边的那么土，而是挺懂得爱美。收工时，每人摘一束野花，扛着锄，一路说笑，好像“桃花源”中人。那野花，花朵之大，我只在欧洲的静物画上见过。
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这里的少壮老屯从不跟女知青打情骂俏。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我在这翠绿的山间干了两天活儿，心灵好似受到洗涤，舒服多了。悄悄跟小于说了说转户的事情。小于摇头，面有难色，说他们这里太穷，干一天才三毛钱，不抵我们东甸子干半天，再安插人进来，基本不可能。
小于劝我：“你也是经历过学校大革命的人啦，别书呆子气，适者生存。跟贫下中能顶牛，那还有好？”
小于的话，即使不说，道理我也明白。可是，人的尊严，有时比道理重要。我并不想辩白，我只想找一个不受气的地方。
我又闲呆了一天，最后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了别。
我的流浪，无功而返。一路上，景色美得无以复加，但我心头却充满了少年人解不开的忧郁。
17
回到东甸子，见老龚和家轩早就回来了。碰了碰情况，都说没什么希望。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迷糊身上了。小迷糊拖了这么久没回来，说不定有戏。我看老龚和家轩离开东甸子的决心一点儿没动摇，也就没跟他们说我在我们班那一户串门时的感想。
过了几天，小迷糊回来了，我们大老远地看见他，就挥着手跑过去，和他紧紧拥抱。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怎么样啊？”
小迷糊兴奋地说：“有希望，有希望！慢慢说，慢慢说。”
他带了一包“曹操糕”回来。这点心，正确的写法是“槽子糕”，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唯一的一种蛋糕，是梅花状的，用烤箱烤得外皮焦黄，油多，又甜。我们打开纸包，像见了亲娘，一顿狼吞虎咽。
吃完了美味蛋糕，我们又继续追问最关心的问题。小迷糊说，他们一个邻居，有亲戚在乡下。这次，小迷糊特地去那里的生产队看了看，离长春挺近，在九台县。那边的关系也见到了，是个生产队会计，答应有机会就帮忙。这消息，实际很渺茫。但我们是汪洋大海里的落水客，哪怕抓住一根稻草，也是好的。
小迷糊一说完，我们齐声欢呼，差点儿把他抬起来。
对于当前的时局与对策，我们四个认真讨论了一番。去苏联，当然是上策，一劳永逸，但不易实行，现在还不能考虑。要是继续留在东甸子，我们就要永久受气，所以必须转户。在转户尚未成功之前，我们的策略，一是磨洋工，带干不干，因为没必要吃苦受累；二是不要让女生和老房他们太得意，要时不时给他们添点儿堵。
日子已到了7月份，在东北，这是夏季最后的好时光。我们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之后，就开始磨洋工，每天去打听有什么活儿干，轻活儿就去干干，重活儿就休息。混了几天，觉得还不过瘾，索性回长春，度假。
夏季里回到城市，才看出巨大的城乡差别。在农村，老屯一大早3点半就下地，走在路上还半睡着呢。再看城里人，6点半起来算是早的，早上还可以跑跑步。晚上6点，准时下班，吃完晚饭，游泳的游泳，散步的散步，真是天堂里的生活。没见过哪个城里人干活儿能干出一身臭汗的。就是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是8小时工作制不动摇。
这次在乡下呆了快五个月，回到家，只觉得路也宽，楼也高，路灯也漂亮。城里人，个个衬衫雪白，衣帽整洁，洋得很。
我们四个，有一天约好了到学校去看看。上午9点钟，在自由大路电车站会齐，怀着一股说不清的热望，往学校走。
越走，景物就越熟悉。这路，我们从前曾经走了三年多。远远地看见校门了，不由得“近乡情更怯”。本来是鼓足勇气要进学校去看看的，到了这儿，却忽然都站住了。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从这里毕业的，而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我们是逆子，是废品，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隔着马路，我们看了校门好久，怎么也挺不起胸来堂堂正正地进校门。
老龚说：“算了，别进去了。咱们在篱笆外面绕一圈吧。”
隔着栅栏，我们看见了熟悉的教学楼、生物楼、体育馆、学生一舍、二舍；甚至还看清了低矮的大食堂和校办厂。那风雨操场，那足球场，都还绿草如茵。教室窗户下的丁香树，仍然郁郁葱葱。风吹过，我们还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知是哪个教室在上音乐课。
走着走着，大伙都有些心酸。小迷糊不停地念叨着：“省实验啊，省实验……”
忽然，老龚停住脚，问大家：“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咱们就走吧。”
说完，他扭头就往回走。剩下我们仨，看了一眼母校，也跟着他走了。
那时的知识青年，回城探亲一次，是上一次天堂。离开故乡返回集体户，是赴一趟刑场。每次，都要经历这样一次的生与死。极端的热爱与厌憎，都在那时体验到了。我以前，从没感觉到故乡城市的一切是这样的亲，美得像个大花园。所有职业的人，都让我羡慕，因为他们过的是高尚的城市生活。就算是扫大街，那也是体面的劳动，可以按时上下班，不用跟着日头转。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每天都上街去逛。五商店、二商店、重庆路、长江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情舒畅。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幸福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这农闲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才意识到，必须得回去了。故乡已不允许我这样的人久留。
八月初，天凉了。我和老龚他们联系了一下，决定返回。
初秋的东甸子，玉米叶已经枯黄，满目凄凉。我们从花团锦簇的长春回来，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破败与凋零。
我们不在的时候，老房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完全结成了死党。看见我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