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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太危险，我到别的户去躲两天，然后回长春。你等会儿也赶快回长春吧，别以为没事儿，他们那些疯狗，什么都干得出来。”
小迷糊仓皇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了。出门时两眼一红，说：“老龚、家轩……他们肯定是被抓了，怎么办哪？”
我心里一紧，摇摇头说：“你自己千万小心，咱们回长春以后再说吧。”
小迷糊走进雪地里，回头跟我挥手。
白茫茫的大地上，他的身影是那么弱小。
小迷糊走远了。一个黑点儿，在天与地的白茫茫之间。
回到屋子里，我慌慌忙忙收拾了一下必须带走的东西，猛然想起小米还没买，就跑到邻居家，称了15斤小米，用旅行袋装了。看看再无遗漏，就想走。
这时，忽然听到梁燕眉开门到了外屋地。我知道，她是要准备做头晌饭了。
我迟疑起来，忽然失去了从她面前走掉的勇气。老龚他们的落网，意味着这东甸子我们是不可能再呆下去了。如果继续呆下去，我们承受不了千夫所指。所以今天这这一走，等于永远告别。
外屋地有柴禾叶子哗哗地响，还有刷锅的声音。我提着旅行袋，呆呆地站着，不敢推门出去。
忽然，梁燕眉唱起了歌儿。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平时女生唱这歌，唱到“爱人”两个字时，都含糊过去。今天，户里没有别人，梁燕眉把“爱人”两个字唱得清清楚楚。
这歌声，是绝美的声音。在这时候听到，心都要碎了。
爱人啊，我的爱人！
旅行袋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我蹲下来，抱着头，懊丧到极点。全都完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前途，我们心中圣洁的爱情。在这个多雪的冬天，就算彻底埋葬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我就像茫茫雪地上被人追逐的野兔，无处可逃！
谁能拉我一把？谁愿意来拉我一把？我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19
在茫茫雪地上，我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茫茫的雪地上，我们大家像一群失魂落魄的野兔在逃窜……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
我在1969年11月那个酷寒的上午，提着15斤小米，仓皇离开东甸子时，就有了那样的一种预感。
太阳光很白，村庄呈现出一种土褐色的原始状态。除了高耸入云的旗帜和满墙的政治标语，它跟千百年前的村庄是一样的。
上车前，我绝望地看了一眼这没有任何温情的土地。
在我的一生中，再不会有安详的阳光照进教室，再不会有丁香花在教室窗下悠闲地摇曳，再不会有眼保健操的音乐在课间响起……“和平”，这个少年时代听得最多的词，将永远销声匿迹。我们从此就被推进了漫天风雪中，与狼共舞，奔逃不休。
回到长春，我赶到三马路小迷糊家，报告了不幸的消息。小迷糊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听了我的叙述，当下就坐在炕上，拍着腿嚎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她没有什么主意，只是哭。小迷糊的父亲从街道工厂下班回来，听了我的报告，沉着脸，默然许久，回头斥责说：“哭什么？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这小犊子，我们管不了啦！”
从迷糊家出来，我又到火车站前的老龚家。老龚的父亲在家，他休闲的时候，也是一身戎装，正在书房看书。听了我的报告，老人家眉毛一皱，问了问详情，没有再说什么。拿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摸起电话要打，忽然想起我还在，就勉强一笑，要留我吃饭。
我借口家中还有事，连忙告辞了。老龚的父亲送我到院子里，手扶着栅栏门，没头没脑地叮嘱了我一句：“孩子，你记住，你们都还年轻啊！”
（）
家里已经天翻地覆，东西都清理好了，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东甸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0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东甸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实验，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东甸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到了集体户，已经是下午，下晌饭刚吃过，男生屋子里有人。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
他一愣，满脸惊喜：“哥们儿！”喊着，就扑了过来。
我们俩紧紧相拥。
屋子里还有老房、亚奎和长骏，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敌意，很友好地围上来，问这问那。
听说我要迁到父母那里去，大伙都挺高兴。亚奎还分析了一下好处，他说：“有父母在，你再表现好一点儿，前途准没错儿。”
我问小迷糊，偷军车的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小迷糊告诉我，那天军代表发现车子被偷走，不禁暴怒，下令全县民兵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把所有的公路关卡都封锁住了。水曲柳他们就是不往敦化开，也是插翅难逃。当天除了小迷糊之外，车上人全部落网，被关进收容所。后来，小迷糊没敢回家，去自首了。人家做了笔录，倒也没关他，让他回集体户等候处理。
原来，敦化县当时的头头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发现有些麻烦。一是做案人年纪太小，动机不明，不好扣太大的帽子，况且军代表的车被偷，也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事；二是抓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军干子弟，两个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县领导感到投鼠忌器。后来，老龚的父亲动用了一点关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老龚、家轩他们总共被关了一个月，就放了。春节期间，小迷糊跟他们互有过走动，知道他们俩正在跑转户的事。
小迷糊说：“你是第一个走成的。”
我问他：“你有办法走吗？”
小迷糊摇头：“没有路子，只能在这儿了。”
我对他说，我家下乡的那个地方，晚上能看见长春汽车厂的灯光把夜空照得发白。迷糊听了，不胜羡慕。
晚上，我们挨在一起睡，有聊不完的话题。
第二天我就张罗卖粮的事。我去年没在集体户呆几天，剩下了不少粮食，生产队要给我拨出来，拉到粮库去卖掉。这时候我才知道，队里执政的，已经换了王队长。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换队长的原因是，一年下来，工分值不如以前。社员们都是务实派，发一声喊，就把少壮派刘队长轰下了台。
王队长毕竟是知识分子，对我很客气，亲自给我称粮食，还详细打听了我的家庭背景。我临走前，他专门来看了看。见我箱子上有几本书，马上抓起来，很痴迷地翻了翻。其中有一本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他摩挲良久，感慨地说：“这书，我上大学那会儿也读过。”最后，他提出想索要一本《全国交通地图》，神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很痛快地给了他。
我在户里呆了三天，每天都能看见梁燕眉。她样子一点儿没变。现在是三月，还没有开始春耕，活儿不累，女生们常常唱歌，都是很欢快的样子。可是，我和梁燕眉，始终没有说话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我和小迷糊在院子里聊天。女生们出去串门回来，一路唱着“远飞的大雁”。走近了，梁燕眉看见是我，就不唱了，停下来紧了紧鞋带，又往我们这边看了看，最终也没说话，起身走了。
我痴痴地望着她们一群进了屋。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没话找话。习俗就这样阻止了我们最后的告别。
小迷糊明白一点儿什么，说了一句当年的电影台词：“阿米尔，冲！”
可是，我哪里有这勇气？
（）
第三天，我离开了集体户。小迷糊特地歇了半天工，送我上了车。临行，他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曹操糕”塞到我的包里。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迷糊说：“给你父母捎去吧。”
我望了望他，心里一酸。
长途车来了，拖着烟尘滚滚。我和小迷糊紧紧握了握手，想跟他最后拥抱一下，但手里又提着东西，只能算了。我见他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雪已经化了，东甸子的群山有了一些春意。风虽然还很冷，但阳光暖和了不少。人心里，有东西在融化，我忽然对这地方留恋起来。梁燕眉一早就出工去了，我没有看见她。此刻阳光有点儿刺目，她是否就在那些褐黄｜色的山坡上砍柳树棵子呢？去年的此时，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干过活儿。她那时俏皮的刘海儿、柔软的身段，都还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我却看不见她了！
我的爱人，我的冬妮亚。
我们就要满18岁了，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今天，我在这里向你告别。我走了，希望你能活得好。我们，还有很漫长的一生；我们俩……还能够再见面吗？
当我再见到梁燕眉时，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有一次奇迹般的聚会。1975年初春，不知是哪个热心的同学发起倡议，要补照一个毕业合影。我们在1969年，是仓皇分手的，连个毕业典礼也没办。初中毕业，这是当时我们很多人的最高学历了，没有毕业照，当然会有人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那时原始的通讯条件下，不可思议地口口相传，终于在那一年4月份，集齐了绝大部分同班同学。
在长春桂林路的“红光照相馆”，我见到了梦绕情牵的一些同学。
我离开东甸子后，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脱离了苦海，成了拿工资的人。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成了世袭工人。又过了一段，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回到了家乡。招工的热潮一起，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我们户四个女生，一个不拉，全都招回了长春。1975年时，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
小迷糊，变得老实多了，沉默寡言，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一副老成的样子。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你一个人，能坚持住吗？”
小迷糊说：“没事。老屯对我，挺照顾的。”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小资气息一扫而光，非常务实了。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过起了小日子。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比关美玲也差远了。
我对老龚说：“你务实，我能理解。不过，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我真万万想不到。”
老龚嘻嘻一笑：“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俗。不俗，就活不好。这你不懂！”
他仍然英俊如昔，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决不会再唱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叹：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强硫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