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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纵横天界（完结篇）第六百九十四章 瀛洲台中的丁日昌
当时，朝廷还令赵范、赵葵，奉令节制镇江滁州兵马。
赵善湘为江淮制置使，与杨妙真配合，构成一条防线。
可这三个人，都视杨妙真夫妻为敌，力主对杨妙真夫妻用兵，一举消灭他们，于是构陷他们的罪名，上报朝廷。
南宋未年，朝政已腐朽不堪，处理问题没有主见，左右摇摆，于是又罢去杨妙真夫妇的官爵，饬江淮守臣，整军讨伐，拿李全和杨妙真的首级。
赵范、赵葵、赵善湘，同时对杨妙真夫妇用兵。李全带军，连连击败宋军，可惜那天中了宋军的埋伏。有一处地方叫新塘，泥淖深有数尺，当时天气晴朗已有些日子，泥淖上面积满尘埃，如同燥坯，远处看去还以为是一处平坦的好地方。
在一天的黄昏，赵范等假装失败，把李全连同他的亲兵一齐引入泥淖内，然后乱箭齐射，长枪乱搠，李全就此死去。
杨妙真听到李全已死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就对部将郑德衍说：“李全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不料就此死去。现在时势已去，不能再支。你们尚未出降，想必是因我在此的缘故；我今离此而去，你们便可出降。”
便带上亲兵百人，闯出城外，向北而去，不知所终，她所领导的义军也支离瓦解。
不久，南宋被蒙古所灭，郑德衍等人曾先后随文天祥、张世杰、刘秀夫等人抗元。
当然，出现在这里的杨妙真，只是主脑创造出来的高智能NPC，跟历代名女的隐藏任务有关。
她有一件极厉害的法宝，叫做幽魂万骨幡，俱是人骨穿成，高有数丈，而白骨上有朱砂符印，可以乱人心神。
高峰跟杨妙真寒暄了几句，便祭出各种法宝，跟她周旋起来。
不久，杨妙真支持不住，跳过一边，淡然一笑：“好吧，我认输了。”
高峰呵呵笑道：“既然如此，我们赶紧去找任务物品吧。”
便搂着杨妙真的纤腰，化为一道青光，全速飞向瀛洲台。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高峰和杨妙真已经来到瀛洲台，挑战历代名将。
这次刷新出来的名将，是清朝的丁日昌。
丁日昌，生于1823年，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人。
他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军事家，政治家，二十岁时中秀才。
后来，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
1861年，他为曾国藩幕僚，于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
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
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1875年9月任福州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
在发展实业方面，丁日昌首创轮船航运事业，创设江南制造总局，倡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在台湾开矿藏、筑铁路、架电线、造船械、办农垦等。
在军事国防方面，他提议创建北平、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建言建策不计资历，从实践中选拔各方面的人才。
在外交方面，他力主维护主权和收回利权等。
在内政方面，他提倡清政廉洁，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清理积案，剔除陋规积弊，蠲减苛捐杂税，注意治水促耕，抢险救灾等。
在华侨华工方面，他建议禁止外人在沿海诱骗华工出国；建议设市舶司，管理在外国的华侨和华工等。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建议变八股为八科，改革科举制度，推动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童，挑选船政学堂优等生赴欧留学，组织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和编撰府志政书，主张在通商口岸创办报馆，倡导广设社学和义学。
1854年｛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进攻嘉应｛今梅县｝，丁日昌为李璋煜献计，以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起义军。
事后论功，授琼州学训导，三年后迁任江西万安知县。
1861年，调任卢陵知县，正赶上太平军进攻卢陵，县城失守，被清廷革职。
当时曾国藩正率湘军在安徽作战，丁日昌转投其幕中，为其襄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前往广东督办厘金。丁日昌在抵达广州后，发挥自己通晓火器制造的专长，在广州市郊燕塘，亲自设计并监制成功短炸炮36尊，炮弹2000余颗。
这些武器受到广东清军的欢迎，丁日昌因此声名远播。
1863年，被李鸿章调赴上海，创设炸炮局，制造18磅、48磅等多种开花炮弹，同时也铸造少量短炸炮，供淮军攻击太平军之用，在进攻常州作战中发挥相当的威力。
在这个过程中，丁日昌的思想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认为“太平军已不足平”，真正构成对清朝威胁的是外国侵略者。
1864年8月，他上书李鸿章，指出现在中外交通，洋人乘我多事之秋，不时恫吓挟制，令人忧愤难忍，必须积极自强以图御侮。
他认为外国的长技在于船坚炮利，洋人恃此以挟制华夏国，我们也可以取其所长以对付洋人。
丁日昌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华夏国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手段无法适应近代枪炮制造的需要。
旧式泥炉炼不出能够制造近代枪炮的钢铁，用泥模铸炮也很难使炮膛光滑匀衡。
因此，丁日昌产生了改革生产工艺和手段的强烈愿望。
他在上海与洋人频繁接触，已对西人的机器工厂有所了解。
王韬所著的《火器说略》，更使他对近代枪炮的制造原理、生产工艺，特别是车床等生产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
他写信向李鸿章推荐王韬，同时建议设立“夹板火轮船厂”，用机器生产近代轮船和枪炮。
恰在这时，容阂提出了要在华夏国发展“制器之器”的主张。丁日昌立即深表赞同，“制造之理是一脉相通的”，“一有制器之器，即可由一器而生众器，如父之生子，子之生孙”。
从手工生产进而追求机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变革。这个观念变革，对华夏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自强运动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日昌以这种新的认识和观念为基础，在上海积极设法，主持收买了美国人设在虹口的旗记铁厂，合并原来的炸炮局。
后又接纳容阂从美国购回的机器，于1865年9月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标志着华夏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
在对海防的贡献方面，丁日昌以苏松太道的身份，出任江南制造局的第一任督办，为该局拟订了经营大纲。他提出要留外国技术人员为教习，培训华人技艺，力争自主，不受洋人控制。
鉴于局中原有设备以造船机器为多，他让局员详考图说，“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制成大小机器30余台，用以制造枪炮。
据曾国藩后来奏报，其所造枪炮“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
后来，他又设法扩展该局的生产能力，由生产枪炮进而制造轮船。
至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恬吉”号轮船下水，上海全市为之轰动，“军民无不欣喜”，欢庆华夏国第一艘明轮蒸汽舰试航成功。
恬吉号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装炮9门，与扶桑横须贺造船厂同期所造的清辉号相比，既快又好。恬吉号的制造成功，说明华夏国近代军事工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其中有丁日昌所付出的心血。
第四卷：纵横天界（完结篇）第六百九十五章 鞠躬尽瘁
1865年9月，丁日昌转任两淮盐运使。
1867年初，升任江苏布政使。虽然布政使的本职，只限于处理地方财政和行政，但他心系国防安危，对海防建设十分关心。
他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希望曾国藩能够上奏朝廷。
在他看来，华夏国的海防，自明朝以来就是“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这种设防办法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
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取华夏国沿海任何地方；若华夏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
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
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这种认识，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在他之前，左宗棠等人也曾主张制造轮船，装备外海水师，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海军的主张和计划。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
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则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
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
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
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初，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随着职位的提高，他更加感到自己对于国防建设的责任重大。他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
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
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
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
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五百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
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
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对陆军体制的改革方面，1869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
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募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
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
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
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
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
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华夏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
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
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
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
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
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的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
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
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
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若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冈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次年初，又奉命兼署揭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采厂当教习。
他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