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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技术在佛罗伦萨的应用。而美第奇家族成功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经营规模庞大，不如说是多元化经营。早期意大利银行一直是单一的经营结构，很容易被违约债务人拖垮。美第奇家族银行建立在特殊的定期重新谈判合同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是多重相关的合伙关系。银行分行经理并不是雇员，而是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他们从利润份额中抽取一部分作为报酬。正是这种权力下放，让美第奇家族银行获得了巨额利润。美第奇家族银行在1402年拥有大约2万弗洛林金币资本，在册职员最多17人；1397年至1420年所赚取的利润为151 820弗洛林金币，大约每年是6 326弗洛林金币，年收益率为32％，仅罗马分行公告的年收益率就超过30％。这种经营模式在佛罗伦萨纳税记录上得到证明，记入其中的乔万尼的资产一页接一页，加起来总计是9。1万弗洛林金币。
1429年，乔万尼的临终遗言是告诫他的继承人，要保持其财务敏锐性的水准。26个名字中带有美第奇的男子出席了他的葬礼，所有参拜者都对这位自封的黑社会头目表示敬意。到1458年庇护二世（Pius II）成为教皇的时候，科西莫·美第奇有效地掌控了佛罗伦萨城邦。正如教皇本人所言：“政治问题在他家中得以解决。他选择任职人员……他决定和平与战争以及法律管制……他就是无处不在的国王，除了名分。”外邦统治者应与他本人接触，而不是浪费时间去接近佛罗伦萨其他人。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指出：“他拥有的声誉，从衰落的罗马一直传颂到今天，普通公民不曾享有。”波提切利创作的最流行的肖像—一位令人关注的英俊小伙子—实际上是献给过世的银行家科西莫·美第奇的，旁边的题词是“国父”。1469年，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接管了美第奇家族银行，崛起的黑道家族—柯里亨家族，也完全建立在银行的基础之上。
在波提切利的《博士来拜》中，反映了美第奇家族已经取得的成就。经过仔细观察，画中的三名智者都来自美第奇家族：给婴儿耶稣洗脚的老年男子是科西莫；在他下面，稍微靠右边，是他的两个儿子皮耶罗（穿红衣服）和约翰（穿白衣服）。另外，图上还有洛伦佐（穿浅蓝色长袍），以及紧握着剑的朱利安。这幅画由银行公会负责人委托所绘，作为礼品送给美第奇家族。这或许应该被称为对美第奇家族的崇拜。尽管美第奇家族一度令人讨厌，但现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几乎被捧上了天。
佛罗伦萨共和国对超级金融富豪美第奇家族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引起反抗。但从1433年10月到1434年9月，科西莫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仍从佛罗伦萨被流放到威尼斯。1478年，洛伦佐的弟弟格里诺在巴齐家族策划的“巴齐阴谋”中被谋杀。由于受到洛伦佐忽视业务而热衷政治的影响，银行蒙受了损失。分行经理，像阿维尼翁的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来自布鲁日的托马索·庞蒂那瑞等变得权力更大，而监督更少。越来越多的银行依靠吸引存款，其来自贸易和外汇的收益变得更加不稳定。银行开始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布鲁日分行冒险贷款给勃艮第公爵查尔斯，伦敦分行向从未全部偿还贷款的爱德华四世放贷。为了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洛伦佐侵吞了市政蒙阿尔多特（一种共同基金，用于支付女儿的嫁妆）。1494年，在法国将要入侵的一片混乱中，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境，所有财产被没收和充公。多米尼加传道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指责美第奇家族给城市带来厄运，呼吁净化“虚荣的篝火”。他的呼吁得到回应。一群暴徒闯进美第奇家族居住的宫殿，并焚烧了大多数银行的记录（今天那些幸免于难的文件上，黑色痕迹仍然清晰可见）。洛伦佐本人借用他在15世纪70年代创作的歌词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境：“如果你会很高兴，那就这样做。明天还不能确定。”
然而，当富有的佛罗伦萨精英—不论是煽动叛乱者萨瓦纳罗拉还是平民暴徒—设想替代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时，他们很快开始眷念这个大家族。1537年，17岁的科西莫·美第奇被召回到佛罗伦萨，并于1569年被授予托斯卡纳大公爵号。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一直到1737年，延续了200多年。这个家族盾形徽章上硬币形状的图案，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家族的起源。
银行的诞生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虽然其他人也尝试过，但美第奇家族最先把成功的金融业务转为世袭的权力和地位。他们的成功在于吸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在金融方面，小是不行的。他们发现了一种能够分散他们风险的方式：与以往所有金融机构相比，他们把银行做得更大、更多样化。而且通过从事外汇交易以及借贷，他们减少了违约拖欠贷款不还的可能性。
意大利银行体系成为北欧国家的样板。这些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也包括瑞典）在以后的几个世纪，实现了商业上最大的成功。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决定性的金融创新浪潮，现代中央银行的先行者首次亮相。17世纪见证了三个新型机构以其不同的方式，提供服务于公众以及私人的金融职能。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成立于1609年，最初是为了解决商家在荷兰遇到的多种货币流通的实际问题—那里有不下14个铸币厂铸造的不同货币和众多外国货币。威瑟尔银行允许商家建立指定一种标准货币的账户，开创了支票账户系统和直接转账或过户。（我们今天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业交易，不需要涉及现实的有形货币。一个商人要付款给另一位商人，只需要安排他在银行的账户进行扣款并相应地记入对方的账户。这个系统的限制只是要求威瑟尔银行保持存款与贵金属、货币储备的比率接近百分之百。直到1760年，该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到1 900万弗洛林金币，而其金属货币储备超过1 600万。因此，银行挤兑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手头有足够的现金，几乎可以满足所有的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一次性提出存款的储户需求。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保证了银行的安全，但它无法履行现在被看做是银行的决定性特征：信贷创造。
在近半世纪后的斯德哥尔摩，随着1656年瑞典央行的成立，这个屏障被打破了。虽然它与荷兰威瑟尔银行执行同样的职能，但该央行还设计了一个街道银行，为的是方便贷款以及商业付款。对于贷款金额超过其金属货币储备问题，据说引入了后来被称之为“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做法，利用了将储备的货币放贷出去可能有利可图这一事实。由于储户极不可能全部提款，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钱必须作为给定期限内留在瑞典央行的准备金。因此，银行的负债主要是其存款—支付利息，贷款则成为银行的资产—收取利息。
17世纪第三个伟大的创新发生在伦敦—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进行战争融资（把政府的部分债权转为银行股权），它被赋予了独有的特权。从1709年起，只有英格兰银行唯一获准以股份制为基础开办（见第三章）。从1742年起，英格兰银行部分垄断了钞票发行，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独特形式，旨在促进付款，而不需要交易双方拥有支票账户。
为了理解上述三个创新的影响，哈佛商学院一年级MBA学生做了一个简化的“货币游戏”。游戏一开始，名义央行代表政府支付教授100美元，作为教授做咨询的报酬。这位教授把钞票储存到一名学生运作的一家名义上的银行，并收到一张存款单。为了简便起见，假设这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它把10美元存在中央银行，把90美元贷给它的客户；而客户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的贷款—他把钱存在另一家银行。因为该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10％，所以9美元存在中央银行，其余的81美元贷给其他客户。经过几次之后，教授要求学生计算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导入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两个核心定义：M0—也称为“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它等于中央银行负债总额，即现金加上私营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储备和货币供应量；M1也称为“狭义货币”，它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存款需求。当钱被存放在三个不同的学生银行时，M0为100美元，而M1为271美元（100美元＋90美元＋81美元），这简洁地说明—尽管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现代部分准备金体系是如何允许信贷创新以及货币创新的。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教授之后突然要求他的第一名学生还他100美元，这名学生不得不拿出他的准备金，并要求第二名学生还贷，由此产生了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货币供应量M1紧缩，如同扩张时一样迅速，这清楚地说明了银行挤兑的危险性。因为第一家银行只有一个储户，教授试图提款的总额是它准备金的10倍。第一家银行的生存明显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及时收回贷款，而第二家银行的客户是否要从第二家银行收回他的所有储蓄，以此类推。这反过来又意味着银行在放贷的时候，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能够很容易收回贷款，这个问题本质上与贷款的流动性和贷款人的资信有关。
必须承认，上述货币供给的定义多少有些随意。M1的规模总额中包括旅行支票。M2包括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和存款凭证。M3包括的范围更广泛，包括存在海外市场的欧洲美元，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赎回协议。我们无须在这里探讨这些技术问题。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银行内部和银行间不需现金的交易；二，部分准备金体系；三，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方面的垄断地位，随着这些内容扩散到整个西方世界，货币通过极其重要的途径逐渐形成。货币不再被理解为—正如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那样—开采出贵金属铸造成货币，现在，货币反映的是银行的具体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在正常情况下，信用是一笔钱：银行的总资产（贷款）。货币的一部分仍然包括贵金属，其增加的部分将会存于央行的金库。货币的绝大部分，由那些纸币，以及被确认为“法定货币”的货币与名义上存于存款账户的看不见的货币构成。金融创新接纳了无生命力的波托西的白银，并把它变成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从事信息收集和风险管理。它们的利润来源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负债费用和资产收入之间的差额，不把准备金降低到导致银行挤兑的地步。挤兑是银行在满足顾客方面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危机不断升级，并使银行最终破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意大利银行系统在北欧金融中心得到改善，但这个国家却出人意料地远远落在后面。丰富的贵金属惩罚了强大的西班牙—他们未能开发出一套复杂的银行系统，而是依靠安特卫普商家的短期现金预支换回白银。那些认为货币是真正的信用而不是金属的国家，从来没有陷入马德里的困境。事实上，1557~1696年，西班牙王室最终拖欠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不少于14次。伴随着历史纪录，波托西所拥有的白银不可能保证西班牙信贷风险的安全。在现代世界，权力将属于银行家，而不是破产者。
银行的演变
《货币崛起》中信出版社作者：尼尔·弗格森
经济的快速增长（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并随后在整个19世纪扩展到西欧和欧洲的延伸地区北美及澳大利亚广阔的定居点）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7世纪以来银行业的发展，金融史学家尚无定论。毫无疑问，金融革命要领先于工业革命。虽然引发工业革命的纺织品加工和钢铁生产的决定性的突破，并未严重依赖银行的融资。但是，银行在欧洲大陆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英国更重要。实际上，是更先进的金融机构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要从中寻求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可能是徒劳的。这两种进程相互依存并自我强化，这种观点才是合理的解释。这两种进程伴随着经常性突变（技术创新）、新事物形成（新型公司的创造）和间断平衡（危机将决定哪些公司生存以及哪些消亡），表现出了明显的进化特征。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空中楼阁。”在他出版《国富论》后的年代，金融创新呈爆炸之势，欧洲和北美各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激增。历史最为悠久的是票据贴现银行，为从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