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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必须承认，有些不合理的事，即使是针对中国人的，往往也是因为咱们的一些同胞们，总不按当地的规则做事，给别人留下了太深刻的不良印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为中国人“出”口气，更需要用自己的修养为中国人“争”口气。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我们为之骄傲。但漫步在今天的西安街头，却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年长安的清晰轮廓了。想看看长安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吗？去日本的京都吧。京都当年就是按照长安的结构、建筑和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我们的长安，如今模糊朦胧，而日本的京都却保存完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遗憾。
离开京都的那天，我打了一辆车。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里来的。中国，我答道。话音刚落不久，突然，《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冲进了我的耳膜。原来，司机的车载MP3上录了几十个国家的国歌，搭载哪国的客人就放哪国的国歌。高兴之余，当时我的一个想法是：多奇怪啊，《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背景，恰恰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如果司机知道这个事实会怎么想呢？他还会放中国的国歌给我听吗？他是不是应该先替他当年侵略中国的爷爷们和那几个喜欢做秀的政客们向车里的几个中国人道个歉，再放音乐？也许，我想多了吧。
看着京都出租车司机脸上朴实简单的微笑，坐着被国歌围绕的出租车，穿行在京都的大街小巷，就让我自信地享受这个美妙的瞬间吧。
30而励
风暴主播思考中国与世界第一部分 当东方遇到西方不知你是否对比过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世界地图和中国普遍使用的世界地图有什么不同。如果比较过，你就不难发现，地球上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地图上，所处的位置却有所不同。在中国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赫然屹立在世界的中心，而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却在东边的位置上。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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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心态
我们从小是通过学校教育、通过地理课、通过看到的世界地图来认识世界的。我们眼中的世界地图是有明显含义的。在我们常用的世界地图中，中国在世界的中央，既不是完全靠东，也不是完全靠西。相反，西方国家常用的世界地图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中国是在东边，所以，西方人经常说中国在东方。
我一直好奇的是，既然地球是圆的，那就没有谁在东边，谁在西边的概念，我的好奇心一直驱使我要搞清这背后的道理，结果我发现，有关中国属于东方的说法源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当时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从东边来的人那里学会了驯化鸡鸭，培育植物，在他们心目中，东方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后来到了中世纪，马可波罗到东边走了一趟，回去广为传播，东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
不过，从小学习的中国版的世界地图确实让我一直都认为，中国真的就是世界的中心。
走出国门，突然觉得他们的世界地图让我看着不习惯，而且有一点不舒服，却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后来有机会看到很多国家版本的世界地图，这不免让我觉得中国是不是被世界其他国家故意挤到了角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我的心情怎么能平复呢？而在这样的大国心态下，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别人品评我们的不足，怎么能允许别的国家对我们指手画脚？
2008年8月18日，一位中国运动员，在参加一个以往中国观众并不在意的体育项目的比赛时，突然宣布放弃，国民震惊了，很多人都在质疑，难道他不知道，他身上背负的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证据吗？这样的反应，是不是表明，对于国家尊严和形象，我们已经在意到了过火的程度？
一时信心爆棚，一时灰心丧气，这都是不正常的，不是一个真正妥当的民族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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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大国心态
国民心态决定国家前途，何谓“大国心态”？我非常同意国内某位专家的观点，大国心态总体上说就是一国的国民既要有自信心，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又要有包容心，吸纳别人的文明。当前，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与以前屈辱历史的积淀，有些人过于浮躁，有些人具有狭隘的民族情结，部分国民显得过分崇洋，脆弱的自卑与盲目的自大交织于这些人身上。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它的整体国民素质，而国人这些不良心态亟需修正。
中国当然是大国。不过，在英语当中，我几乎没有听过或看到欧美各强国用简单的“大”来形容自己。“big； giant； huge； large； grand”等等这些词汇并没有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自我描述当中。“powerful； petitive； gre”这些词汇倒是更常用。
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光说大，不够精确。中国的很多方面，确实大，比谁都大。中国也有很多小的地方，小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地步。我们国土面积大、GDP总量大，但这些除以13亿之后，都是如此的小。同理，一旦我们出现个小问题，乘以13亿之后，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问题了。这也是大。
胸怀与视野的博大是真正的大。
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巅峰时期，曾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极具前瞻性的演讲。这篇对今天的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肯尼迪说：“让我们（美国人）自己也重新审视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没有哪一个政府或是制度本质上是邪恶的，以至于它的人民都是缺乏美德的……我们不应该只用一种扭曲的、极端的观点来看待对方，不能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认为彼此体谅是不可能的，更不能把彼此威胁当作交流的唯一形式……我们不能对我们彼此的分歧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共同的利益上，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共同利益来消除我们的分歧，即使我们现在解决不了这些分歧，我们也至少可以以多样化的名义让世界变得安全。归根结底，连接我们共同的根本纽带是：我们都生活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都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们都珍视我们孩子们的未来，我们也都是血肉之躯。”
我一直认为这是那位英年早逝的总统说过的最不朽的话。当大多数人都还钻在冷战的牛角尖里欲罢不能的时候，他却能号召国人一起去自省。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苏联尚且可以如此，2009年的中国对那些曾经与我们有瓜葛的国家更应该豁达。
不卑不亢是我们常说的待人接物的最高境界。如果问问周围的朋友，走遍世界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吗？很多人说差不多。然后再问为什么呢？通常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的经济增长10％，我们有四大发明、万里长城，我们有56个民族、长江黄河，我们曾经傲视群雄，如今大国崛起。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但光靠这些还做不到真正的不卑不亢。
反省自己的不足，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历史，忽略现在与未来，这固然重要，但不是关键。
真正的不卑不亢更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根本信念世界上的人不分种族、肤色、男女、国家大小、强弱、新旧，作为人，都是平等的。在这个基础上的自信与反省才是坚实的、健康的、和谐的。
走向成熟的少年中国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创新，也需要更多的自信心、责任心和宽容心。
30而励
风暴主播思考中国与世界第一部分 当东方遇到西方达沃斯（D*os）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东部主峰西侧的地名，那里常年积雪，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滑雪圣地。如今，达沃斯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热点之地。这个巨大的转变是由一位教授实现的。1971年，日内瓦大学商业政策领域32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在达沃斯会议中心，邀请444位欧洲工商业人士共聚一堂，举办了“欧洲管理论坛”。当时的会议议题是“欧洲企业管理”。会议主办方有欧盟委员会、欧洲工业协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欧洲企业界介绍美国的企业管理模式、风格和特点。随后，这个会议就成为了每年定期召开的会议，在施瓦布的主导下，确立了“欧洲管理论坛”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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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的世界经济论坛
“欧洲管理论坛”持续了16年后，也就是在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目的就是通过论坛的形式扩大欧洲在世界的影响力。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发达国家的政府要员，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致同意，定期参加这样的论坛，一起讨论不同的见解，以及商讨解决不同的争端。
1988年1月，希腊与土耳其在论坛上签署了“达沃斯宣言”，有效解决了当时濒临爆发的一场战争。这应该是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以来到达顶峰的一年。1992年，在论坛上，当时的南非总统克拉克与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南非国内分裂冲突以来首次会面，并从此奠定了南非的和平进程。1994年，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论坛期间进行了会晤，并开启了中东的和平进程，而且是第一次没有美国人参与斡旋的。200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上首次演说，主题是“创造性资本主义”，核心内容是号召企业在获得市场利润的同时，也要能够解决人类生存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其实，施瓦布已经通过非营利性论坛组织的形式，不仅获得了利润，也获得了能够为世界解决问题的声誉，可能也正是因此，比尔·盖茨从2001年起，几乎每年都亲自参与世界经济论坛。
从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发展过程来看，越来越像是联合国、世界银行、G7或者WTO。但是，这是以欧洲为主导的一个世界组织，而且，议题越来越广泛，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固定在达沃斯小镇举行的年会，也有在各大洲重要城市举办的地区峰会和专题论坛。
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2001年，施瓦布教授授予我“2001年全球青年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的称号。现在，我在达沃斯有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2008年，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教授握着我的手说：“成钢，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你作为一个传媒人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这些话是对我8年达沃斯生涯的最好的鼓励和肯定。我从施瓦布教授手中接过“2001年全球青年精英”的证书8年的时间，非常快，也非常慢。当置身达沃斯的时候，你会觉得慢，周围没有任何变化，会议厅、建筑、道路几乎都是老样子，参加的人虽然来来往往，但也感觉不到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同时你也会觉得快，比如，近几年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见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来自中国企业的代表，也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代表。我觉得变化真快，但我不确定的是，8年来到底是中国改变了达沃斯，还是达沃斯用它的方式影响了中国。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宣称在1976年就曾经参与了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讨论，但是，中国人了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确实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我们中国有很多论坛，我期待有一天其中的一两个也能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世界性论坛，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也可以做出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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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
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家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非常乐于参加，他们会兴奋地围绕于全球商界、政界领袖身边，与他们平等的对话；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根本不愿去参加或是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语言上有障碍。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深入地交流，带翻译又会破坏现场随意的气氛。
第二，心理上有落差。很多中国企业家习惯了在国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生活，但在达沃斯，除了国家元首或个别企业家身边带保镖之外，其他人多是独来独往。很多《财富》500强的CEO也都是一个人拎个包，穿着大胶鞋在雪地里走。
第三，会议上讨论的很多议题离中国企业比较远，因为全球大企业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比如去年达沃斯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没真正发展到关心公益、关心环境的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扭亏为盈，顾不上考虑绿色问题。虽然也知道国际趋势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