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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机篇（11）
◎ 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好多商机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但为何成功的只是少数？因为做事要成功是需要门槛和条件的，比如开公司、办厂子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还有一些行业被政府限制或者已经被别人垄断，要想插上一脚更需实力，不是人人都具备这些条件的。一般人就会说：算了，自己没有那个命，然后看着财富从身边溜走也只有干瞪眼。但英豪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在想：现在我没有这种条件，我要去创造这种条件，那样我不就抓住这个机会了？
周星增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贵州工学院工作，后又调回老家温州大学任教。1992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大潮，这让周星增有了莫名的躁动。就在学校即将任命他为系副主任时，他却毅然地递交了辞职报告，选择了进入民营企业中，也成为一位商海弄潮儿。他勤恳实干，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提出更高的目标。从财务部经理到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长助理，他最终进入了企业集团的领导核心层。
如此辉煌的业绩，周星增并没有骄傲，而是将事业的风帆再度高高扬起。他决定自己单独创业。那做什么呢？当时的人都望子成龙，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本事，都渴望自己的孩子能读大学。政府又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大学扩招是必然的，这意味着考上大学不再是难事。但现在的大学太少了，省会城市就那么几所大学，一般的城市就那么一所，有的城市还没有，肯定需要大量的民办大学来补充，未来的教育事业一定会火起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99年7月，周星增决定弃商办学。1999年下半年，他与几个朋友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3亿元人民币，要在上海浦东康桥开发区兴办上海建桥学院。
私人办大学谈何容易？当时，周星增并未获得政府的批准，只是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意向书，便开始兴建教学大楼。这么大胆的举动让许多人都很费解，但是，周星增却有自己的想法。
周星增说：“自己在工厂里干过，搞的是低压电器。国家对低压电器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没有许可证就不能生产，可是要取得许可证，又必须有生产做基础，没有生产永远也拿不到许可证，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条件只有自己创造出来，否则一切都免谈。”
周星增来个先斩后奏的策略，先不问能办不能办，而是先买地、先基建、先盖楼，把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都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
周星增知道没有办学的必备条件，这个大学就永远也办不了。
大学首先要有一定的规模。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亩地，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二是足够的资金。周星增和康桥开发区签订了投资亿元办学的协议书，并马上把500万元保证金汇到上海市教委的指定账户，其他几千万元则投入到征地基建。三是优秀的校长。周星增聘请了刚退休的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育管理专家黄清云。
周星增的努力和魄力赢得了上海市政府的认可，他的学校计划终于被批准了，他发现了机会并创造了条件，终于将主动权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手里。
2001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2003年7月，学院首批毕业生1000多人，就业率达到91％。目前，学校的在校生已达到近万人。 。 。。 想看书来
天机篇（12）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给予周星增很高的评价：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 先入为主
像在战争中一样，战略要地（高地、关口、港口）是极其重要的，谁先占领了战略要地，往往谁就能赢得战争。第二次波希战争，希腊扼住温泉关口，以7000希腊联军面对波斯帝国数万大军，并将波斯大军重创。
下手快就是抢先占据最有利位置，让想同你争夺的人尽快死心。商业街里，谁先占据了好的口岸好的市场，谁就会赚得最多，那些在角落里的商户只有眼睁睁看着别人生意爆满，自己的却门可罗雀。商战中也是一样，抢先进入一个行业的往往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与标准，后来的都要遵从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并看其脸色行事。
北京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叫雅宝路，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外贸市场，每天都是人头涌动，热闹得很。
但这个市场的老板不是北京人，那老板是谁？是温州人！
雅宝路地处北京使馆区，刚起步时是一条自发商业街，规模很小，商品种类也不多。江浙人却看中了这里的地段和区位，因为这里距使馆区近，做外国人的生意太容易了，在别人没有行动之前，率先驻扎了进来。那时只有几个小贩在折腾，向老外卖些工艺品、纪念品、服装。小贩十个中九个都奸诈，尤其是对外国人。小贩们非常会抬价，老外显然对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了解，别人说多少就多少。那些小贩个个是赚得腰包鼓鼓的，看到外国人就像看到了财神爷。许多老外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逐渐也有老外来做生意，买些商品带回本国贩卖，慢慢由“小倒倒”变成“大倒倒”，他们成了国际倒爷。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温州人。温州人做的服装、皮鞋之类的商品，最受国际倒爷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老板，脑子特别灵光，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于是就在雅宝路设点接客。有了生意，不仅到“浙江村”投料下单，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
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他们离开马路“登堂入室”，包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老外们选购。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住的十有*是温州人。温州人中，又以永嘉的占绝对多数。雅宝路的生意就这样被温州人抢走了。
自此以后雅宝路生意更是好得没法形容，凡是在里面经营的商户，每天做的事就是买卖、数钱。
雅宝路市场每年都为国家创下大量外汇，据称约有30亿美元之多。雅宝路长不过二三百米，周边走一圈也不需二十分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能生出那么多钱财，看来任何市场只要下心思好好运营，财富自然随之而来。
◎ 错过星星就不能再错过月亮
没有谁能抓住一切机会，没有谁会不犯短见的错误。所谓“亡羊补牢，尚未晚矣”，我们没有必要为失去的和错过的终日悔恨，只要活着，有的是机会，只要下一个别再错过就是了。有时候错过也是一种好事，它让我们知道珍惜！
真正的高明，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由自我批评中达到高明，不肯自我批评的人，永远不会真正高明。
天机篇（13）
温州人陈绍枢是做小工艺品的，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得这么大。如今，他已经是北京华江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利用做工艺品生意的机会，陈绍枢接触了国内外一些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定制一些奖品、纪念品之类的，并且数量不少。敏锐的陈绍枢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
1990年，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就在上一年，陈绍枢作为乡办工艺厂厂长，曾上门联系纪念品生意。组委会工作人员说：要做纪念品生意必须出10万元赞助费。10万元，对于一个乡办小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最后经再三协商，陈绍枢只能制作纪念品而不能卖纪念品了，所制作的纪念品都要交给组委会指定的专卖公司。专卖公司给陈绍枢是8角钱一个，拿到市场上卖却是5元一个。
这给陈绍枢的刺激太深了，他深感大型活动纪念品市场空间的巨大，也深为自己的一时犹豫而后悔——10万元，2万个纪念章就赚回来了，这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中得到极大启示：专利之中藏有巨大利润，自己要敢于做一个专利买断的经营者。
1996哈尔滨亚冬会是陈绍枢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陈绍枢知道后马上赶到了哈尔滨，他此行的目标很明确：买断亚冬会纪念品的专利权。陈绍枢同亚冬会组委会很快就签订了协议，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了亚冬会铜质纪念品的专利。
失去的机会终于又找了回来，现在该陈绍枢大展手脚了。
陈绍枢马上组织人马，分成各个小组，他自己为总负责人，主持设计制作了一套收藏品。为了表现1996年这个好年头，收藏品限量发行1996套，每套1996元。陈绍枢的收藏品制作精美，富有创意，再加上亚冬会的特殊意义，这些收藏品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自然而然受市场追捧，最后竟被炒卖到8000多元一套，其价格涨了四倍多！
陈绍枢没有停下他的步伐，之后他又为多个大型运动会和展会制作了纪念品，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头羊。
哈尔滨亚冬会之后，陈绍枢又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制造过纪念章，后来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他都有参与。北京奥运会，他也亲身参与了设计开发产品。
陈绍枢的事迹告诉我们：总会有错过的机会，悔恨是没有用的，当下一个机会再来临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再糊涂了！
◎ 跑得最快，吃得最饱
以上的例子都是温商大军中几个典型的例子，下面介绍一下在全世界寻找商机的温州人身影。
在四川的温州人约有15万，在成都的约有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成都每年的GDP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民营企业中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有20多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中国第三大综合市场，年成交量近60亿元。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
川北的广元地区是一个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
天机篇（14）
在重庆建设成直辖市之前，温州人就已经“杀”了进来，他们占据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的很多好口岸，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价也大为提高。
在上海，温州人拿出数百亿来投资楼市，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一半还多，超过了本地居民。上海的房子那么贵，温州人为什么还敢买？因为温州人看中了上海的独特区位和发展潜力，他们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于是有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温州人还拿出上千亿来投资实业，温州人买房子买商铺，开商场设工厂建学校，温州人成了上海的“房东”和“老板”。
在北京，温州炒房团看中了北京的首都优势，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在楼市火爆的2005到2007年，温州炒房团更是携带着上千亿的资金在北京的各个楼盘穿梭，看准了就大肆购买。
温州人造就了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它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北京的数条著名的商业街、商业城也被温州人把持着。
在昆明，约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昆明的周边城市发展潜力大，温州人眼光独到，他们在各个城市投资商铺、开设商城，建立起一个以昆明为中心的商业圈。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还有就是遍及各地的温州鞋城。温州是著名的鞋都，中国大部分人穿的鞋子都是温州制造，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也延伸到了国外。有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