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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官与贪官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群人，很多官员就是从平庸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有些庸官的危害可能更甚于贪官。腐败、贪污的泛滥制造了一大批庸官，而庸官的“作风病”又是腐败、贪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所以两者是“相依为命”和“相互促进”的。
有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最清清白白、最立得直的是石头雕成的人，但它永远不会做事情。同样，干部只有做到既廉洁又勤政，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官才算庸官呢？有一段顺口溜，可以说是对庸官的形象总结：“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吃了喝了捞票子”。
具体说来，庸官有以下表现：
·*庸官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办事默守陈规，不敢创新，老是“再看看”、“再议议”、“再放放”，大好机遇白白失去。
·* 庸官不爱学习，不爱“充电”，一到关键时刻就显示“电量不足”。
·*庸官唯上不唯实，习惯于当上级的“收发室”、“传达室”，经常出现“关于贯彻上级决定的决定”、“关于学习上级安排意见的安排意见”。
·* 庸官爱游山玩水，老是带人出去“考察”、“学习”，钱花一大堆，谈起感受“激动”，回来就是不动。
·*庸官爱虚报成绩，栽一万株树就报一百万株成绩，若连前累计，树都栽到外县、外地区去了，山上却还是“和尚头”；一参加洽谈会就宣称“揽金”多少个亿，到头来都没有几个项目能落实；本来是亏损，却对上、对外称“基本持平”，甚至搞明盈实亏。庸官常有的行为就是等、依赖，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以保障不出事。那就使一个地方失去了机遇，耽误了一个时代，这个地方不发展了，更是祸害无穷。
腐败、贪污的泛滥制造了一大批庸官，而庸官的“作风病”又是腐败、贪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所以两者是“相依为命”和“相互促进”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庸比治腐的难度更大、更艰巨。因为，庸官是一种“作风病”、“机关病”、“衙门病”，绝不是一两天所能形成的，更不是一两人所拥有的，在一些地区，庸字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平庸不治，任其蔓延，必然造成管理失效，导致执政能力丧失，同样会危及国家稳定。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治庸措施，刮起治庸风暴，希望能一改政府公务人员平庸作风。
短短10天时间里，四川省成都市先后将16名科级干部免职、停职，另外还有一人被停职检查，两人行政记过，三人受到警告处分，四人作出深刻检讨。
这些人受到处分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作“不在状态”。其中，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党委书记汪光友被免职就颇具典型意义。汪
光友被免职的理由是：在淮口镇担任党委书记三年半时间以来，工作无作为，致使当地错过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什么叫做工作“不在状态”？成都市是这样定义的：
***上班迟到、早退；
***酒后上班；
***上班时间打牌、玩电脑游戏、聊天、睡觉、泡澡堂；
***上班时间串岗、离岗；
***值班人员不坚守岗位、脱岗、离岗；
***不落实工作制度、办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
***不依法行政，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浙江省也颁布了“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首次对影响机关效能的行为作出全省性整治规定，以下这些行为都将被追究责任。
（一） 对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执行不力、消极对待，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 制定、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上级政府方针政策、规范性文件；
（三） 继续使用已废止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等，损害公民等的合法权益；
（四） 违反政务公开规定，不公开办事依据、条件等及承办人员姓名；
（五） 未按规定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政府上网”工程；
（六） 擅离岗位、擅离职守或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
不求有功就是有过（2）
（七） 工作日中餐饮酒的（接待省外客人除外）；
（八） 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当事人宴请和礼品、礼金；
（九） 对管理和服务对象态度冷漠生硬，言行举止不文明礼貌；
（十） 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在规定时限内不完成工作任务；
（十一）对应该办理的事项不办理或者有其他不作为行为；
（十二）其他影响机关效能的行为。
但是，要想政府职能的转变远非出台一些政策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出台这些措施，从反映政府的意愿和改革方向的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任何细节上的疏忽，都会使禁令流于形式。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而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威望。
所以说，治理庸官必须要用“制度”，一定不能采取“人治”的办法。根治庸官这一“疑难杂症”，从制度治理入手，让治庸与治腐一样成为常态，这样才不会像一阵风暴，刮过之后一切依旧。靠制度清除庸官生存的土壤，庸官就会无处藏身，才能树立起一个高效能的政府。什么是庸官，应该怎样处理，一切都应该说得清楚、明白，一切都要按照所定的“制度”办事；谁“犯了事”，都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天皇老子来说情都不能理。一旦“因人而异”、“因背景而异”，那么，治庸就会变成官场制度中的装饰品。
所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一大批尽职尽责的好干部，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官，都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努力为百姓造福。就像任长霞、牛玉儒等，
他们以一颗平常心、平和心；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平凡事、平常事。
牛玉儒是这样理解官员职责的：“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抓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定
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表示希望自己能和百姓保持亲近、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领导。他经常深入到企业、街道、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深入到下岗职工、困难居民、贫困农牧民之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直接解决涉及老百姓利益的实际问题。
在呼和浩特当市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牛玉儒经常步行或自己乘出租车在大街小巷、居民社区等地方与许多普通市民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百姓眼里，牛玉儒没有官架子，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刚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就听人说呼和浩特市像农村的一个村子，他就下定决心要用招商引资的办法，加快城市建设，改变城市面貌。五天飞了五个地方，走了成都、深圳、珠海、银川，在晚上又考察了乌海的城市建设情况后坐火车返回呼市，比他年龄小20多岁的随行工作人员都累趴下了，而他连家也没回就进了办公室，准备召开下午的干部会了。
2003年，呼和浩特全市GDP超过4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40亿元；台湾汉鼎、台湾合谦、香港兴达、石家庄制药、三联化工等一大批企业相继落户呼市。城市居民收入也有显著增长。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在牛玉儒到呼市后的一年多里，全市机关干部平均工资增长800多元钱，每个干部每天平均长1。75元。
“他没事就到处走走，城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比我们都清楚。”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说，有一天晚上，牛玉儒打电话让他过去，
一起开车到一个小巷子里。巷子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牛玉儒说：“学生们下晚自习回来，多不安全。我数了一下，一共有46条这样的小街巷，你们要全部给装上路灯。”
按照呼市建委的统计，一年以来，呼市共开工建设了48幢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新建1000万平方米公园绿地，主要道路都已拓宽成了八车
道、六车道，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牛玉儒一般不发火，但发起火来很大，而这些事一般都是“小事”。比如看到一个下水井没盖井盖，看到盲道上戳着一根电线杆，都会发很大
的火，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这么干呢！发火时眉毛立起来，嗓门很大，如果拿着电话，“恨不得把电话咬碎。”
不过，牛玉儒有时也会流泪。1999年12月17日，土右旗一辆接送学生上下学的班车发生着火事故，造成多名学生被烧死烧伤。处理完事故，
牛玉儒回到办公室里失声痛哭，说自己有责任，有失误，为此负疚难平。当夜，牛玉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两天未合眼。
牛玉儒高度的责任感来自于他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为了群众的的执政理念。
有人说：一个仅仅负责任的领导干部，有什么好歌功颂德的？
然而我要说：和那些贪官、庸官相比，牛玉儒的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高贵品质，难道还不值得歌颂吗？
追求长远之策，放弃急功近利
——吃祖宗遗产，砸子孙饭碗，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某些地区的“长官经济”所催生出来的环境灾害，往往需要几倍乃至几十
倍于经济发展的成本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偿还。春天的季节，本来应该是草长莺歌、千花竞放的季节，可是2006年的春天，整个北方却迎来了漫天的黄沙，不是降温，就是沙尘暴。4月18日，北京市区降土30万吨，沙尘暴大的惊人，前所未有。并且连续几天有沙尘天气，整个北京直至整个北方无不黄沙漫漫。让人直接感受到了环境恶化的后果。
我看到这样一份资料：沙尘暴在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过5次，60年代有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有14次，90年代220多次。沙尘暴爆发的频率越来越快，全世界每年因沙尘暴损失480亿美元，我国的损失达65亿美元。
由此我想到去年，我随同汪中求先生去山西大同讲课，因为离北京不远，又想看看塞外风光，所以就开着车去了。可是，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是，一路上只见光秃秃的黄土，几乎见不到一片成片的树林。
我就在想，国家年年都在进行沙漠治理，每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可是这些林都造到了哪里？
可以说，这些林都造在庸官们的报表里！就像前面一节里提到庸官的表现所说的：“庸官爱虚报成绩，栽一万株树就报一百万株成绩，若连前累计，树都栽到外县、外地区去了，山上却还是“和尚头”。”
看到多少这样的“和尚头”，就能想出有多少虚报成绩的庸官。我国拥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草原本该是最大的绿色生态保护屏障，但实际上却相反，究其原因，人为破坏因素不得不提。很长一段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只考虑如何向自然索取，丝毫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以牺牲草原植被为代价来开荒种粮食。人对草原急功近利的掠夺如今已凸显其严重的后果：植被破坏开始影响到国家生态安全。在一些大城市，沙尘暴天气日益频繁地出现，人们开始饱尝破坏生态环境的苦果，大自然正在向人类的急功近利行为展开报复。
为了把经济指标快速“做大”，不惜毁掉绿水青山——这些地方政府“以环境换发展”的做法无疑是杀鸡取卵。
我想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长者赐了两个饥饿的人两样东西：一根鱼竿和一篓鲜鱼。一个选择了鱼竿，另一个选择了鱼，就分道扬镳了。
选择了鱼的人用柴将鱼煮熟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鱼被吃光还是照样被饿死了，弃尸荒野；选择了鱼竿的人忍受饥饿的煎熬，步履艰难地走向海边，想用手中的鱼竿去钓鱼充饥。然而，当他使完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时，却还没有见到那蓝色的海洋，只能带着遗憾和感慨离开了世界。
然而，同样的情况摆在另两个饥饿的人面前时，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悲剧。他们并没有各取自己所需之后各奔东西，而是带着鱼和鱼竿共同去寻找大海。当他们走得饥饿时，就煮两条鱼充饥，经过长途的艰难跋涉，终于看见了蓝色的大海，他们俩用鱼竿捕鱼赚来的钱购买了所需的房子，并各自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有的地方政府就像前面两个渔人一样，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心切。把“发展是硬道理”异化成了“GDP是硬道理”。结果是GDP上去了，生态环境却下来了。吃祖宗遗产，砸子孙饭碗，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有资料表明，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