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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的法例是违反了的士持牌者应得的权利？不将这些问题弄清楚，支持或反对的士行业的言论，都显得有点不着边际。
历久以来，香港政府在某限度上是有权增加的士的数量的，但这「限度」却没有清楚的界定。在某程度上，政府亦有权约束的士收费的增加率——这权力也没有清楚的界定。但据我所知（我可能是错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士牌照的权利是包括了可付较低的首次登记税及较低每年牌照费的权利。假若的士牌的投标者是以有这些权利而落标，而这些权利的不变是有默契的，那么政府若要改变这些权利而修改条例，就只应将不同期发出的牌照分开处理。但若这些权利是全无默契，则的士车主就只好大叹倒霉了。政府若要在出售的士牌照后任意地以各种方法削弱或剥夺该牌照的权利，那就跟它一向的作风大有出入。
三、管制牌照数量与管制收费一起施行是很普遍的事。通常这两种管制的并存，是因为有了专利权后，得益者要避免互相竞争，要加高专利的收入，所以就用公会推行收费管制。香港的某些职业公会就有这种措施。但的士收费管制的性质却是不同的。政府规定的收费往往较市价为低（这跟职业公会相反），其目的可能是要保护乘客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得不偿失。管制的士的数量是抬高收费的主因；若市价收费跟管制下的收费脱了节，的士司机的无礼及拒载的行为，或乘客抢搭的士的争执，都不是「保护」乘客的本意。
若政府让的士自由收费（但必须让乘客预先知价），我绝不相信他们的收费会比现在的定价高出很多。在香港交通市场上，自由收费会导致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收费率，这可令的士的服务有所改善的。
运输署的「精打细算」，可能是认为提出加价的幅度可以补偿的士加税及加牌费的损失，但这些费用的增加是固定的，而加价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却是要看需求的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而定。香港政府对需求弹性的估计或预算的纪录奇差（去年加烟税的税收预算是个最明显的尴尬例子），所以我们亦难怪的士行业对政府的「合理解释」一点信心也没有。
四、不管我们怎样同情或支持的士行业的立场，以非法行为强迫政策的改变是不应该容忍的。非法阻碍他人的交通时间或迫令商店关闭而蒙受损失，在概念上跟暴动抢劫大同小异。即使是出发点不同，也不可以将非法改为合法，正如打劫者不能以劫富济贫为由而减轻罪状。
另一方面，行政及立法局一向在定法例时，都没有给予受损的人士一个适当而有力的反驳方式或机会。求助无门或「有冤无路诉」的情况不但会鼓励非法的行为，而且增加政府专制的形象，也会加重了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
后记
香港以税率低举世知名，但举世都错了。以一个自由经济而言，香港税率之高可能是世界之冠。
除众所周知的所得税及其它的税项外，香港有数之不尽的「垄断税」：由政府垄断资源而卖资源所得的收益，皆税也。政府垄断土地，我们买楼宇，付的钱大部分是政府所收的地价，税也。听电台、看电视，其频率由政府垄断，要上缴，税也。货运码头，政府动不动收数十亿。的士的牌价今天数百万，湿湿碎碎矣！
香港中上级公务员的薪酬是世界之冠；公立教育的资助，以每学生计，是世界之冠；公立医疗的费用，以每病者计，也应该是世界之冠；近十年来，福利呀、综援呀，大有社会主义之风。难道这些巨资，是李嘉诚等人捐出来的？
说香港今天税低，是胡说八道。香港税基不够广，也是胡说八道。
债券的副作用
因为财政收支的困难，香港政府准备发行债券。虽然在1975年香港政府曾发行债券，但在市场公开发售，以我所知，以前是没有试过的。尽管发行量不多，香港政府总可算是进入了〃赤字财政〃（DeficitFinancing）的纪元。
我是不赞同赤字财政的；我担心的是两个不利的副作用——
第一、香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一向都是有迹可寻：比起其他国家，香港的财政是简而明，不近于乱。有了赤字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连带关系会较为松弛，这会使压力团体较有可乘之机，而政府拖泥带水的财政行为也会较容易产生。
第二、发行了债券之后，通货膨胀对政府的财政是有利的；这会减少政府要压制通胀的决心。一个有中央银行而又负重债的政府，营私舞弊、乱印钞票是常见的事。香港没有中央银行，而货币的增长率亦因港币与美元挂钩而受美国货币增长及香港政治前景所左右。这使香港政府对通胀的控制失去了大部分的机能。但香港政府仍能以调高港币汇价的方法来减少通胀：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减少政府对牵制通胀的意向。
以上提及的不利副作用，是在赤字财政之下，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所能引起的。以我所知的香港财政司及他的几位助手的一向作风，不负责的行为的可能性甚小。我比较担心，就是既然开了〃赤字财政〃之门，将来后继彭励治的人会怎么办？
且让我转谈债券——尤其是政府债券——的一些有利的副作用。债券及市场利率结构（The Terms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是经济学上一个很复杂的专题；在报章上我只能向读者作比较肤浅的解释。
债券有很多种。最普通的是债券票面利率在所定年期之内固定不变，而这借款年期通常是起码几年的。年期满了，发行债券的公司或政府就要照债券票面值还债，假若发行的债券的票面价（Face Value）是10000元，年息是11厘，那么发行债券者就要每年派息1100元。但当发行者将债券公开拍卖时，或买了债券的人再将债券在市场出售，债券的市价就可能高过或低过10000元。假若票面10000元的债券市价只是8000元，那么债券的现时孳息率（Current Yield）是13．75厘。这是因为债券的发行者每年仍要照票面价派息1100元。债券价下跌，其孳息率就升了——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债券的市价往往波动频繁，反映了市场的利率也在频密地波动。
以上提及的孳息是〃长线利率〃，虽然这长线（债券的定期）利率每天可以改变很多次。这个孳息率可不是全部的利率。以8000元购入了债券的人，到期满时，债券的发行者是要照票面还债10000元的。所以真正的市场长线利率，是要加上（或减去）债券面价与市价之别、用颇为复杂的方法计算；去修改那所谓孳息率。这修改后的市场利率是叫作〃期满利率〃（Yield to Maturity）。
虽然香港的某些公司有发行债券，但债券的成交量不多，其孳息率更是少有人注意的。这些公司债券跟政府债券有两个颇为重要的分别——
甲、政府的债券通常是风险最低的——若政府连借钱都言而无信，经济还有甚么苗头？政府倒闭的机会总要比私营公司小。因此之故，政府债券市价所表达着的市场利率，通常是最可靠的。乙、因为政府债券风险较小（人们不用像调查私营公司的可靠性般调查政府），交易费用通常也是最低的。市场成交容易，市价的高低（利率的高低）也就容易认同。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见政府债券的发行可以在财务市场增加两个有利的副作用，能够帮助投资者作决策。
第一、市场可从债券的市价而得到长线利率的讯息。到目前，这个重要的讯息资料香港是差不多没有的——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没有一个可靠而不断变动的长线利率给投资者作指引，实在是美中不足。银行的长期固定存款利率，或现有的私营公司债券市价所表达着的利率，给我们的讯息都不可靠。换言之，在讯息方面，我们要的是风险少，成交易，市价不断波动而容易认同的债券。债券期长短不一当然更好——虽然香港政府提议发行的数量不大，因此不应有太多的分类。
第二、虽然债券的市场利率是不断波动，但因为券面利率固定不变，这波动的利率是长线的。若债券的成交能做到成行成市，这特征可使投资者选择一个长期的固定利率——这选择目前在香港是很难有的。
例如在香港要买房子，借钱的利率会跟着优惠利率变动，借钱时的利率低，买了房子后利率急升怎么办？某些要买房子的人，就会因利率变动的风险而却步。银行不愿意以固定利率借钱，当然也是因不想冒险之故，若长期债券市场交投活跃，交易费用低，投资者若要减少风险，大可以〃卖空〃债券——利率若上升，他就得可偿失。在实际上，有了好的债券市场，银行及财务公司可以用各种买卖债券的安排，先保障自己，然后向投资者以长期固定利率借款。当然，投资者可能以为可变动的利率比固定的利率为优；但有两个选择，对投资的鼓励总要比没有选择好。尤其是香港在政治动荡、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短期利率的波动很大，这对投资者是肯定有不良的影响。
我以为在这第二个有利的副作用上，香港政府打算发行的债券量是不够的。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债券的自由买卖，可能助长其他债券的交易。至于第一个有利的副作用——增加市场的长期利率讯息——却是不难办到！
虽然赤字财政有其害处，但为时势所迫，不得已而求其次，政府要让市场发挥债券的有利副作用。既然发行的数量不多，政府应尽量在市场公开发售，尽量减少买卖的管制。鼓励银行收购债券作为储备金，不是明智之举。
1984年3月13日
四、 产权与交易费用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甚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
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资本主义下，这原则依然适用。但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衡量〃适〃与〃不适〃的准则，却有所不同。详细一点来说，在任何的一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为生存而竞争。以竞争定成败、分贵富，必定有一个或多个衡量的准则或规格来决定胜负，或分别出〃适者〃与〃不适者〃。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便会有不同的衡量规格。进而言之，产权制度是衡量胜负、贫富准则的决定因素，衡量的准则是随着产权制度而改变，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便产生不同的衡量准则。
每个人的天赋条件、后天本领，甚至运程都各有不同。亦因为这个原因，随着每个人条件的不同，他们便喜欢以不同的准则来衡量成败、贫富。身体健硕的人，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年老的人，则喜欢以年岁为准则；更有些人则喜欢以容貌、圆滑的交际手腕，或金钱为准则。
甚么是好的准则？甚么是坏的准则？这是个主观、伦理的问题。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可能以为应该以智力商数的高低作为分配资源的准则。同样，有些人可能认为政治、交际手腕，或甚至是武力，都是理想的准则。这个伦理上的好、坏问题，辩论了一万年亦不会达一致同意的结论。但经济学分析却可以断言，在千百万种的准则、规格中，只有一种是有益于社会，能够最有效地引致经济繁荣。其原因是因为只有一个准则是没有经济浪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美国的石油价格是受到政府管制，要买汽油便得要在街上轮候，时间是得油的准则。有多余时间的人，便成为〃适者〃。政府若不准以钱雇人代轮，没有时间轮候的人便会被淘汰出来。以轮候准则来定胜负，不是资本主义，亦不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虽然在共产或社会主义下，这种情形极为普遍。重要的问题是，花了一个小时去轮购汽油，除了轮购者本人之外，便没有其他人得到好处。倘若这个人可以利用花在排队上的一小时去工作，赚取三元的工资，那么他这一小时对社会的贡献，起码是值得三元。但花了一小时的代价去轮购汽油，这一小时便在排队中荒废掉，社会没有人因此得益。
再举另一个例子。香港的廉租屋只是符合了某些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些资格便是赢得廉租屋的准则。许多人会想尽千方百计以求符合这些资格——化时间劳力填表格、弄证明书、假做文件甚至搞人事关系和跑后门等。倘若符合资格是包括了收入少或其他类似的准则，有些人便可能会因而放弃一份较高薪的工作，或工作较少时间，以期获得一层廉租屋宇。以整个社会而言，办文件、跑关系的劳力是浪费，放弃较高薪金的工作或怠工也是浪费。
每个人为了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