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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G。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史德拉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钱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在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目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1984年2月10日
养蚝的经验
有些好朋友批评我过份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倒很引以为荣。在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
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就是20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甚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若海滩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若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
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甚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而惩罚多少又以甚么准则来决定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能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怎能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能相信他们错误的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州，是一个养蚝的胜地。这可不是因为天气适宜养蚝的。正相反，这地区在美国西北，天气较冷，对养蚝是不适合的。冬天若结冰过久，蚝会受伤害；夏天不够热，蚝的成长速度会减慢。为甚么华盛顿州是养蚝的胜地呢？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州不单准许私人拥有海滩，就连被海水浸着的地也可界定为私产。所以这地区虽然海水奇寒，不适宜养蚝，但在那些海水较暖的海湾，养蚝者比比皆是。
华盛顿州的胡德海峡（Hood Canal——原字是Channel，但最初发表时拼错了字），长而狭窄，两岸有山，海峡有尽头，所以海水较暖。海滩既是私有，养蚝是海边房子拥有者的'例行私事'。在同一海峡，公众可用的海滩，蚝就很难找到了。我爱海，也爱静，所以10年前在那里的海边将一栋旧房子连海滩一起买下来，作渡假用，也就成了一个养蚝者。
胡德海峡潮水的涨退，最高跟最低相去17呎；最适宜养蚝的就只是其中涨退的4呎水位的海滩。若海滩斜度较大，好的蚝床面积也就较小。因为这海峡的沿岸房子林立，所以每户人家所拥有的蚝地只有几千呎。这一带的养蚝者大都不商业化，养的蚝贵精不贵多，多选择长大较慢的品种，是肉嫩而甘甜的珍品（Willapa Bay Oyster）。我自己的海滩较平坦，所以养蚝特多（大约3万多只）。蚝培养三五年即可食，所以我每年大量送给朋友，仍可保蚝床不变）。
私人的海滩一看便知。除了蚝多以外，我们还可看见开了的蚝壳被有计划地放回滩上（让小蚝附壳而生）；取蚝的人多在蚝床开蚝、（让蚝中液体的营养留在原地）；蚝与蚝之间有空隙（让蚝多食料而增肥），海星被人拿到岸上（海星是会吃蚝的）。这些小心翼翼的行为，没有私产保障，怎能办到？
商业化的蚝场，蚝床面积以亩计。被选用的海滩都是极平坦、海水浅而风浪不大的地方。商业养蚝的品种，都是长大较快的。养蚝者用竹枝插在浅水的蚝床上，作为产权的界定，也用以作为收获分布的记号。有不少商业蚝场的海滩是租用的；也有些海边住户将蚝滩卖掉。
若你要在华盛顿州的海边买房子，你要问海滩谁属？海滩的私地是用那个潮水位量度？若你见海滩有蚝，你也要问，蚝是否跟房子一起出售？假若蚝滩是租了出去的，你应再问，租蚝滩的合约中有没有容许业主采食少量的蚝？养蚝者有没有权走过跟房子一起出售的岸上地？在私产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黑白分明的。
香港流浮山的蚝场，污染程度确是惊人。蚝本身是不会产生污染的；污染是产权界定及合约的问题。据我所知，香港法例不容许海滩私有。但若不是在某程度上流浮山所养的蚝是私有的，蚝场就不会存在。我对流浮山蚝滩的产权结构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论文的好题材，希望有研究生能作点学术上的贡献。
蚝不一定是要在浅水的海滩上繁殖的。用绳子及竹枝将蚝种吊在较深水而又较清洁的海湾繁殖，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效方法。香港海水够暖，政府应考虑租用海湾给养蚝者。但以吊蚝的方法繁殖，风浪大就不行。在香港，可以避风的清洁海湾恐怕不易找了。
谈及在中国投资，我就曾异想天开，想租用南中国海某些适当的海滩，商业化养蚝。在滩上养蚝，风浪的问题不难解决。只要中国能对蚝的私产权利加以保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投资。
1984年2月21日
后记
文内提到的旧房子，一九七六年初购买，作价美元六万八千。其后我用了大约四万美元造鱼塘、建园林等改进。园地及滩地大约各一英亩（每英亩四万三千多平方英呎）。今天的市价，大约是五十万美元。算上利息与物业税，不是个好投资，但也不算差，若加上自己生活上的享受，更为不错。可惜我在八二年回港工作，放弃了享受。
中、日战争时，母亲带着我到广西逃难，田园的景色使我向往。这是我在美国购置度假屋的原因。问题是，四万多平方呎的园林，什么果园、鱼塘之类令人醉心的玩意，维修保养的劳力甚大。人老了，这些玩意就变得力不从心。要是花钱雇用劳力，不自己亲力亲为，没有什么意思吧！
儿女长大了，对田园的生活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要的是不用动手的度假屋。很有点伤感，但我不能不考虑把这房子卖掉。
回头说流浮山的蚝，后来我才知道，早就不在那里繁殖，而是进口的。
会走动的资产
鱼是会游动的；跟牛羊不同，鱼身是很难作上记号的。北美洲的野生大水牛（Buffalo），因为没有人肯饲养，往往要移动很远去觅食，几乎被猎者杀得一干二净。高斯曾对这些水牛的产权问题作过多年的研究，但大作至今仍未发表。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鱼，产权的保障有特别的困难。但究竟飞禽不在水面下生活，较为容易看见，所以食料价值较高的，早已给人养乖了，作为私产。在美国时有一位朋友猎得野鹿，分了些肉给我，盛赞鹿肉比牛肉为佳，我感激之余，仍忍不住要反驳：〃怎么可能呢？若鹿肉胜牛肉，人们怎会养牛不养鹿？〃
海中的鱼，难以捉摸。有些市场价值很高——例如三文鱼（即鲑鱼）——在生长期间要远渡重洋。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海鱼的产权是无法界为私产，无法加以保障，海鱼也就成了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题。在课室里，经济学老师要表达私产的无能为力，总免不了要举海鱼为例。海鱼若没有私产的保障，捕钓的人数会增加，鱼网的孔会较密，而孵养小鱼会受到忽略。鱼的产量是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些问题，世界各地的重要鱼场，都立下了多而复杂的法例，去管制在公海捕钓的权利及行为。但这些法例的形成，都受过多个压力团体不断地左右，所以要解释法例的成因并不容易。尽管有不少经济学者认为既然海鱼难有私业的保障，政府以法例去约束行为是理所当然，但我却从未遇到一位稍知渔业法例的学者，会拍掌附和。究其因，就是这些法例的本质，大致上都是寓禁于征，即以增加捕鱼费用去减少捕钓。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分辨海鱼产权的困难，是因鱼会游动，抑或是因渔业法例的存在。这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会在下一篇文章向读者解释。
且让我先说淡水鱼。以鱼塘养淡水鱼，据说是中国始创的。这种养鱼的方法外国也有，虽然是哪一国始创不易考究，但中国养鱼的历史甚久，即使不是始创也绝不会是学外国的。平凡的现象，往往是有着不平凡的含义。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施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以天然环境而论，鱼塘养鱼的条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产保障的需要很显然将鱼从湖里带到塘中。
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我很佩服中国人养鱼的智慧。水稻的田地竟然在稻收成后，加水而用以养鱼。鱼可为稻田增加肥料；鱼收获后，又再种稻。在农业上，轮植的合并选择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在我所知的数十个轮植的方式中，我以为鱼与水稻替换最富想象力。这法门可能是中国独有。不知这传统智慧现在是否还保存着。
淡水鱼我自己也是养过的。我在华盛顿州的海边房子的后面，有一条小溪横过后园，绕过房子，流进海里去。因为溪水所经的地形及树荫环境，很适宜养鳟鱼（Trout），所以渔农处就很例外地批准我将后园的小溪加阔加深，建成鱼塘，也发给我一张养鱼的商业牌照。这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溪水是流动的资源。溪虽属我，但溪水却是公产。要不是我要造塘的地点极宜养鳟鱼，溪水的下游再没有其他人家，改小溪为鱼塘是很难获准的。在美国，很多公产差不多是〃公众不可用的〃。在耕种或畜牧地带中，流水的产权在美国是有颇为清楚的界定。但在住宅地带，流水没有生产的用途，产权的界定就被忽略了。
要举私产无能为力的例子，经济学者一向都避谈淡水鱼，但〃海鱼不能保障为私有〃却是个一般性的定论。这个定论，香港的经验是一个反证。以浮笼在海湾养鱼在香港颇为盛行。香港的海非私产；多年前，在海上浮起的物体要跟船一样，久不久是要移动的，可能是因为香港海里的鱼被人捕钩了十之八九，甚至用鱼炮打得七零八落，政府也就见於市场的需要，而容忍现在以浮笼养鱼的行业。详细的法例我知得很少。跟流浮山的蚝场一样，浮笼在海上养鱼也是个论文的好题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还等甚么呢？
假如在香港目前许多早已没有鱼可钓的海湾内，捕钓的权利被界定为私有，又由这私有权利的拥有者负担费用去禁止非法捕钓的人，那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海鲜的生产要比浮笼的方法有效。浮笼所养是海底鱼（BottomFish）。这类鱼虽会游动，但若找到有好的栖身之所，它们就不会远去。香港政府若能租出海湾作养鱼之用，给予租借者一个可以禁止他人捕钓的权利，养鱼者就可在海底设引鱼的物体，在海上放鱼种，在海底下饲料，即使海湾大为开放，鱼也不会逃走。这方法可减少污染，可不阻碍海面的其他活动，可令鱼采食海中的其他食料，鱼肉也较鲜美。鲨鱼的干扰是一个问题，但总有解决的方法。
从我和朋友在美国合资引鱼而钓的经验中得知，石斑最喜欢的是大石屎渠——破烂了的弃渠更好。将这些长短不一的石屎渠多量地抛入海中，几个月后，附渠而生的物体已是鱼的食料，再加饲料，又有渠洞可藏身，石斑是驱之不去的。鲡鱼喜吃附木的生物，找些破旧不堪的废船，沉于海底便行。
鲡鱼比石斑活泼，游得较远，私产的保障可能要用几个相连的海湾，而石斑呢？只要〃好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