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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比率，不应是苛求。战后日本直追美国的速度是一例。要是中国长久都追不上香港市民平均收入的一半，中国的政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问题是这样的。中国执政者的自信跟香港人所知的经验格格不入，而恶性预期所能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计的。善用市场的人靠经验生存；他们从来不听安心话；统战只能增加他们的恐惧感。以现在我们所能猜测到的中英谈判及将来协议的形式，对香港人的预期我恐怕也无能为力。跟任何决策一样，日期一固定了，预期就会被迫而形成。学生明知要考试，但一提出考试日期，他们就举室哗然！据说定了日期结婚的人，心跳率是会加速的。
另一方面，要中国放弃香港主权是不可能的。时间是要有所决定。我建议的不是推翻时间的决定，而是这决定是要基于一个足以安定香港人心的准则。因为上文提及的「经验规律」，这个准则应该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成就，这与姬鹏飞的推论大同小异。有了香港人能接受的准则，日期的迟早并不重要。
我从来不明白中国既然不承认中英当年的条约，为什么九七却要固定了。英国既愿意弃港而去，中国若要收回香港，就应照他们的原定计划——找到适当的时机。以条约固定日期并不适当——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适当的时机是要决定在一个足以安定民心的准则。中国若能真的将经济水平现代化，这准则是不难找到的。有了这准则，香港人所担心的「保障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与其让日期决定香港的繁荣，倒不如让中国的繁荣来决定香港的日期。
（1984。05。22）讯息不足的烦恼
香港人从共产政制中所得的经验，是他们对九七产生了不良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执政者对香港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太少了，这是讯息不足的问题。要将香港企业换班底、改字号，接班人的言论显示出他们对这企业的成功因素一无所知，怎能不叫这企业的成员担心？
去年中秋节的前夕，我和几位朋友与从中国来港的八位经济专家（包括许涤新及钱俊瑞）一起吃晚饭，在席上发生了辩论。这件事在国内的《瞭望》杂志曾有报道；美国的学术界也有些不大正确的传说。在席上我很少发言，而事后我跟当晚在座的香港朋友意见有所分歧的地方，是我认为那场辩论没有基本的冲突。
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我对辩论视作家常便饭——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从不介于怀，但令我感到烦恼的，就是我坐听双方的言论良久，竟然找不出大家观点的不同之处。骤然听来双方的不同点甚多，但细想之下，又觉得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既不知对方的假设及推理的程序，怎可以说是有所不同呢？
中国的专家以他们惯用的角度看世界，以「党」、以马克思、以革命精神来看「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我们是不容易明白的。正如以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世界，跟善用市场而不管其理论的香港人的观点也有所不同。要辨别不同的所在是要花时日的。在一般人与人的接触中，传达讯息是要基于一个共通的语言。因为专业的分别而使大家有讯息传递的困难，双方都了解，不求明白对方，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问题是，若是我有权管你，而你却不知我说什么，你就会产生惧怕之心。
在讯息不足的问题上，香港人对九七的「怕」，不是理论上的分歧，而是中国执政者以他们自己认为是「再合理不过」的立场发言，香港人听不惯，或不知所指，就产生了恐惧。我可举一些最近的例子。邓颖超说香港人可以放心，因为中国绝对不会作一些对香港有害的事。这可算是最平稳的说法了，而说话的人又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怎会是有恶意的呢？但香港人可能会想：「她认为是『有益』或『无害』的究竟是什么？中国政府多年对人民的『善意』，效果又如何呢？」
又例如姬鹏飞说，将来的港督及「司级」人物都要爱国。爱国没有什么不好，但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姬氏所说的「爱国」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们就会想：「爱国的人是否要听『中央』的话？爱国跟生产赚钱有什么相干？不『爱国』会受惩罚吗？」邓小平说，将来香港若有动乱，中国会派解放军到香港去，这显然是善意的，但香港人既怕「军」，更怕「解放」。
在不同政制下的人所持的观点的不同，差别之巨，我是在九七问题发生以后的经验中才体会到的。中国的执政者认为是乱，是要改的事，惯于自由市场的人可能认为司空惯见，认为很平常。而中国执政者认为是大可安慰人心的行动，香港人可能持相反的看法。
举一个例，中国的经济专家若去参观香港的玉器市场、花市、鱼市或股市，他们会认为是「乱」，是要改的；惯于身在其中的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处之泰然；作为一个从事市场研究的人，我觉得这些市场妙不可言。
几年前有一批中国学者到西雅图去，华盛顿大学校长慎重其事，要我亲自向他们介绍美国。我于是跟一家大股票经纪公司联络安排，带这些学者去参观。他们见到庞大的办公室内电讯横飞，经纪奔走相告，几十个电话一齐响，而柜上用灯打出来的价格不断跳动，认为是「乱」。其中一人问我：「为什么不将价格固定了？」我回答说：「他们正在这样做，但要定价，市场就要搜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讯息，井井有条地安排，免除了这些持有不同讯息的人的纷争。若不这样做，社会的经济就会乱！」我解释了半个小时，他们都不明白。
举另一个例。「统战」是在共产政制中的一个治乱办法，跟市场的治乱办法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九七的问题，中国就在香港从事统战；以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顺理成章。但统战跟市场格格不入。「统战」没有买卖、没有产权的界定、跟生产赚钱扯不上关系。但在自由市场中，买卖、市价及产权界定，正是治乱的基本机能。中国以统战来安定港人，但港人却认为是风声鹤唳，因恐惧而乱。
要明白一个经济体制的运作，着实不容易。就算是在国际上有名望的经济学者，穷多年的研究，对私产制度的运作往往是一知半解。因为若对这制度有全面性的理解，所知的一定要博且深入。能体会到这个困难的学者，对阿当．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著的《原富》，是无不五体投地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在一个私产政制中的执政者懂得经济学，更谈不上要清楚地理解整个体制的运作。但若这些执政者惯于这制度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他们的言论就不大可怕。另一方面，有了私产的界定及保障，执政者要大事干预并不容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元老戴烈德（A。 Director）就曾对我说过，任何人当美国总统都没有多大分别；史德拉（G。 Stigler）也有同样的观点。
中国要收回香港的主权，因为两个制度截然不同，他们的执政者就要对香港的制度在某程度上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在目前，他们连生意合约的本质也不了解，其它如香港的金融制度、利率及投资风险的各种含义，就更谈不上了。经济理论姑且不谈，亲历其境的细心体会是起码的要求。走马看花或甚至连香港也没有到过而下判断，怎能教港人安心？
在九七问题上，困难的所在不仅是讯息的不足，还因为讯息可能在传达中失实。某些香港的压力团体或为自己利害关系的人，为形势所迫，或为自利的缘故，尽量说一些中国执政者喜欢听的话。这些行为是私产制度的产品，是自由的代价，难以厚非。而某些久于香港做生意的中国干部，恐怕也因为中国的政制所限而难以直言。这又是另一种代价。
孔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自九七问题兴起之后，中国执政者的言论往往给香港人一种「不知为知之」的感觉。「英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会办得更好」——这是信心十足的。要成功地做一件事，信心应与讯息并重。在九七问题上，香港人有讯息而缺乏信心；中国的执政者有信心而缺乏讯息。
（1984。05。25）公司法治港（上）
有一些英文字很难译，Incorporate或Corporation是一例，在英汉字典中，「Incorporate」的大意是「组合而成公司」，而「Corporation」的大意是「公司」或「机构」。但「公司」——Firm或pany——有多种不同的形式；「Corporation」只是其中的一种。且让我在这里以「公司」一词代表「Corporation」，其它的非Corporation的公司形式与本文无关。
在九七问题上，香港的权利界定及保障应用怎么样的协议或合约形式来处理，可算是我所曾遇到的法律经济问题中最困难的一个。内容姑且不谈，单就是以什么协议形式来减少香港现行制度与共产政制的冲突，什么形式比较容易保障，就很难选择。合约形式的不同对效果有很大的决定性，是可以肯定的。以生产为目的，件工与日工合约的效果就大有不同；以探油为目的，不同的合约安排也有着极大的决定性——这是中国执政者所深知的。
目的是一回事，局限条件又是另一回事。在九七问题上，中、英、港的目的大致相同——要保持香港的安定繁荣。但合约或协议形式的选择，是要对各种局限条件有着具体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中英双方的工夫实在做得不够。所谓小宪法或基本法、或详尽协议，能否经得起与共产政制及「党中央」的矛盾的考验？能否经得起香港压力团体的考验？确是一大疑问。
不少香港人怕中国将来会不守承诺。我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中国若要反口，什么保障也保不了。问题是，若中国的执政者要遵守承诺，他们会否被政制或其它压力所逼而无法办到？不少香港人怕中国将来会管治香港，或会使「港人治港」成为傀儡政权。我也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中国若真的要管，什么协议都是纸上谈兵。问题是，若中国的执政者要不管，他们会否被形势所逼而非管不可？
以现实的角度衡量，那些希望中国守承诺（或怕不守承诺）、希望中国不管（或怕中国管）的观点都无补于事。我们若假设中国会不守承诺，会管香港，什么协议，什么基本法都毫无用处。但若我们假设中国的执政者言而有信，要香港制度不变，我们就要问：「怎样的协议形式才能使中国的执政者不受压力的干扰而干预香港？」这不单是指现在的中国，与将来的中国更有关系。
我们的答案是，协议要避重就轻，要尽量避免与共产党及中国宪法有正面冲突。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先将香港「Incorporate」，成为公司，然后以公司转手的方法把香港交回中国。
在英美，公司的形式并不只是因为生意贸易。某些地区的居民要组合而成城市，有着自己的财政、行政、法例、保安及其它公共措施，公司城市就会产生。公司城市虽始源于英国，目前在美国很盛行。这种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有关地区的居民有较大的自由去选择自己所要的法治安排，让居民有独特的权利去选择自己所要的公共措施，及让居民避免他们所采用的法例与郡、省或国家的某些法例有所抵触。
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我建议英国先将香港在形式上改为一间公司城市，把现有的香港法例改为这公司的法例，而每个香港市民自动成为这公司的成员。这形式上的修改并不困难——类似的例子在美国是常见的，虽然这家香港公司（Kong Hong Incorporated）是比较复杂些。当中国要收回香港的时候，英国就将这间香港公司交给中国。中国当局要做的，就是（一）在他们的宪法上加上「成立了公司的地区是例外」这一句话（Except the region is incorporated）；（二）在中国的其它法例中，要加强保障在中国领土内的所有公司（Corporation）的固定权利。而中英双方的协议，就只要简而明地让中国承诺香港公司的存在及保障。
当然，因为中国的政制跟香港的现有制度相去甚远，香港的公司权利界定及法例要比一般在美国的「公司」城市为广泛，自治范围也要较大，但基本性质是没有分别的。这建议与「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没有冲突。而「高度香港自治权」，正是中国执政者所极力主张的。
我不想在这里向读者深入地解释合并公司的定义或概念。在法律上，简化的定义大约如下——
「一间公司（Corporation）是由国家（State）法律批准的一个组织，通常有很多成员，以一个特别的命名（Denomination）及政制（Politic）而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