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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 Slavery Society）联合纽约人组织（New Yorkers）和其他力量组成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 Slavery Society），这一组织最终合并了有20万名成员的2 000家地区分支组织。成立于1826年的美国促进戒酒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到1833年协调着拥有50万名成员的4 000个分支组织的工作，而到1836年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组织的一部分，组成了美国戒酒联盟（American Temperance Union）。这些组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志愿协会至少部分是按照中央—地方方式组织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增加的城镇一般是地方层级的组织分部，而协调中心通常位于较大的城市。即便是那些依照其他方式设立的组织，比如说，根据镇区和县的边界来组织的团体，它金字塔形向上到顶的中央机构也位于地区内的主要都市而不是州行政首府，这种结果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团体都根据它自身活动的发展速度和对它的需求的强度，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系着相当数量的地方社区的居民。
出版物在这个成长中的国家中的急剧增加也推动了世界大同主义的形成。作为美国志愿协会发展的一个附属结果，1790年到1840年是美国期刊出版扩张的一个时期，这些协会中的大部分通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联系它们的会员，招募新成员和宣传它们的项目。但是报纸，还有一小部分杂志，是作为拥有自己独立权的机构发展起来的。报纸的数目从1790年不到100种，到1800年增加到差不多235种，在20年后超过500种，到1840年超过1 400种，增长速度是人口的倍。因为大城市报纸不仅面对本地较大规模读者群而且在乡村的更广范围内发行，所以报纸发行量也更大。在1790年，人均只有一份报纸，1840年就已经有11份报纸。因为报纸成为联系乡村和小城镇与新出现的都市体系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即使只阅读本地的报纸，显然也要读更多的报纸。这些报纸与更大的城市和城镇报纸网络都有非正式联系，它们习惯从那些报纸复制和再版新闻。杂志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城市出版，给城市和乡村之间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联系。书籍也是这样，这些出版物都越来越集中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
城市地区发展影响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反应是个人和商业信件急剧增多。最早出现上升趋势的事件再次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在这一10年期间，为了处理信件，邮局的数量从75所增加到900多所，邮政的收入也增长了7倍多。到1840年，美国已经有13 000所邮局，并且邮政收入比1790年时高120倍——按人均计算增加了27倍。改善的邮政服务毫无疑问是为了满足需要，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信件的显著增长是由于地区外市场的扩张和城市地区网络的增长。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区域中，邮政收入都集中在城市里，假设信件按人口平均分配，那么重要地区的城市制造的信件是其本应该制造的4倍、5倍甚至10倍。但是地区外信件数量的膨胀简直太巨大，以至于不可能单独归功于城市和城镇中的商业信件，或甚至城镇中私人个别信件。还没有估算出在多大程度上，乡村的人们参与了私下创造穿越美国空间的文字流。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7）
所有这些现象，甚至个人信件的高潮，在最重要的方面都与经济发展相关，这仅仅由于书信传递路线的发展所致。新的交通系统以及这一系统通向的城市和城镇，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要产物，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增加了地区外市场的穿透力，否则人们就会购买本地农场和工场的产品，并且在本地的市场系统中私下里使用或者交换货物、劳动力和信用。换一句话说，自我克制的社会和古怪家伙的小屋、报纸和小说，特别是孕育了它们的城市和城镇，与地平线上的乡下和村庄里的普通人们一起构成了一个跨越空间的更大的融合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商品在区域间越来越多地从农场流向城市又从城市流向农场的过程，就是驱动力所在。
新生国家变化着的社会地理布局对于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大量穿越巨大空间流动的商品来自各种新型的工场——机械化的纺织工场，各种没有机械化但有专业化分工的小型生产车间，以及制鞋、制扫帚、制棕榈叶帽以及制成衣的家庭手工作坊。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加强工业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大城市已经产生了许多后来被看做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人。但是对早期工业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在社会地理布局和社会结构之间更为重要的联系主要并不在于生产领域而是在于本地以外的商品流动，这种活动拓宽了当地的视野，在社区内重新划分了势力，并重新定义了社会关系。
19世纪的最早10年间，宗教的自愿主义传播模式加入了市场上消费品和市场制度二者的非宗教自愿主义，结果是在社区内选择成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元素。一个人可以选择社区中自己的教会和牧师，就是说，一个浸信会教会已经摧毁了英国国教和公理会的霸权，其附带产物就是不断增多的普通美国人能够选择本地交换网络之外的网络来买卖更多的商品。他们更需要从报纸、杂志、书籍和他们自己的信件中获得信息；就是说，用一种更私人的方式，不再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传递信息，而后者是过去不经常通信和读报的普通人从当地精英处获得信息的常用方式。［“专业人士、商人和土地精英，”历史学家理查德·D·布朗（Richard D。 Brown）写道，“不再是他们邻居信息的看门人。”］他们能够加入其他地方组织的志愿协会，那里的领导人可能完全不同于甚至敌对于本地领导人，例如反对废除奴隶制，或者不够格参加兄弟会。在新世纪的头一个40年间，随着持久政治党派体系的成形，他们建立了一个新机制，也是合法化的一个新来源，来选择出有希望成为公共领导的人。相似暗示的变化也能来自相反的方向，当地社会的头面人物也可利用新出现的选择形式。例如，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 Couty）的财产拥有者的财富投资组合在1780年以后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从持有当地债权转向持有股票和债券——这绝对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与传统的乡村债权相比持有它们不需要面对面的权威和依附关系。对于这种“乡村资产组合流动性”的突然增长，对变化中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的作者总结道，“无论意味着什么，自此以后资本主义向新英格兰乡村经济大为逼近了。”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到来”在农村社区，甚至在那些没有引入新生产模式的地方，改变了地方权力模式和地方的个人依附关系。消费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倡导了更商品化的社会意识，这是一种更多来自于生活方式而不是个人和特殊等级关系的意识；因此，意识到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说明的是阶级问题而不是阶层问题。特别对于中等收入的美国人来说，在19世纪生活标准得到戏剧性的改善，达到历史学家认为是商品化的“家庭生活崇拜”的程度，是出现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文化非常核心的一点。历史学家曾努力证明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之后的10年，但是有证据表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快速增长的城市中，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等收入家庭修建更大而且更时髦的房子，至少到1830年，在农业进步杂志中读者递交的农场房屋规划显示，拥有宽敞舒适的家的理想传播得更加普遍。在这10年更重要的是，无论怎样，轻便物品的扩散和价格的下降，二者导致从更便宜的交通方式到生产方式的各种变化，包括机械化工厂的纺织品。长期持续的价格下降是后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特点，实质上提高了生活标准和中产者更强烈的消费主义，乡村和农场里也和大城市中一样。。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8）
由于个人收入的提高和价格的下跌，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反应不仅是大量消费商店货架上的商品，而且通过社会指导，如可利用的礼仪书和时尚杂志［《戈迪妇女杂志》（ Godey's Lady's Book），最有影响力的新时尚杂志，1830年第一次出现］，去建造一种更舒适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带来一种新的感觉，即这种生活方式是地位的基础以及对风度的欣赏。个人等级属性关系并没有从当地社区的小型社会世界中消除，但是它们很少带有18世纪的恭顺传统。社会等级的属性在改变，部分是对共和政治思想地位上升的反应，但也是对新的社会身份的反应，新的社会身份是在商品、信息和制度的世界中形成的，而后者来自于外部并强加给面对面的社区。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消费对中等收入的人们的社会身份的确定有着最显著的作用。富人们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在19世纪需要通过建立排他性的俱乐部和社交圈，以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的方式，来巩固他们上流阶级的身份。在天平的另一端，挣工资的工人在这些年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持续增长，假如一些工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那也只是适中的水平，很少能抵消他们从新的生产方式的体验中得到的很强的被排除和被剥削的感觉。最快速变化行业中的工人对这种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感觉最为强烈，到19世纪20年代，他们开始组成这个世纪最早期只属于挣工资者的工会，他们开始称呼自己为“工人阶级”。很显然，是车间里出现变化，而不是在市场中，这推动着新的身份的出现。但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标准上不断增长的差距到19世纪30年代变得显著了，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得到区分后，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加显著。
我们应该强调，社会身份的区别——从城市主导的不断扩展的贸易网络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很少受个人方式影响的出版社中萌芽——在这个国家很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村庄的边界而与贸易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写道：“打开乡村”不仅提高了种植的方法，而且也“带来城市的影响——有礼貌、文雅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更进一步说，农民们采用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因为这些方式“使他们能布置他们的客厅，给他们女儿穿时尚的礼服，并能送他们的孩子去学校”。用布什曼精彩的句子来说就是“传播本国绅士们的标准”，重新定义美国农村的社会价值标准，将“乡下可耻的负担”甩给那些不能在紧张的市场生产和消费中成功竞争而摆脱田园生活的人。 逐渐地，在这个新时代里，那些继续“旧轨迹”的人被从社会秩序的中间推向底层。这可以看做是对布什曼论点的补充或者一点扩展，即他们也同样从美国乡村文化的核心被推向边缘。
长期存在的“充足的逻辑”在杰克逊时代在多大程度上被更有说服力的“积累的逻辑”超越了呢？布什曼论及在市场自由竞争下的赢者和输者中绝大部分是欧洲裔美国人，但是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忘记有将近250万非洲裔美国农业工人，足足占1840年美国人口的15％，他们的奴隶地位甚至不允许他们表达竞争的愿望。并且，在那些并不成功的自由的农民中，仍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多少人不是不能够而是不愿意按照“本国绅士们”的新标准去竞争。不管全部粗俗的农民和南部山地农夫是否组成一个争吵、酗酒、逃避工作的“凯尔特小圈子”（Celtic fringe），这种生存方式与其说有一点骄傲不如说有一些羞耻，在所有地区仍然还有大量的农村人抵制或者忽视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公共约束，即使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中，也不会突然或者完全消失。他们继续把当地交换的规则很好地带到扩展本地以外贸易的时代中，并且在普通人理解的危机中，即外部精英领导的力量不合理地侵占当地社区的利益和秩序，用“道德经济”的措辞特别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在城市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临时工和其他工人对可持续利用的便宜食物的威胁的反应，以及在特定行业中对技巧或收入造成威胁的创新的反应。然而，无论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还是历史学家的考察，这都不是一个忠实地坚持“旧轨迹”的时代。对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期待资本主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