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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城镇中增加了2 000多万人（包括400万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人）。
这半个世纪的城市化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20年期间（也许更精确地说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经济恢复后的十六七年间），美国城市人口从不到200万增加到600多万，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例将近翻番，达到20％，而且官方承认的城市和城镇从131个增加到接近400个。在这之前和之后，上述人口变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增加，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活动在加快步伐，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场持续融合到近处或者远方的城市市场，并且外国移民达到惊人的高潮，绝大部分是爱尔兰和德国饥荒、经济混乱和革命造成的难民。与早期差异较小、不那么绝望、数量较少的移民相比，这些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新”移民（爱尔兰人多于德国人）在更大程度上被迫在美国工业化的城市中寻找工作，并且他们不但增加了入境港口的人口，而且增加了内陆运河和铁路城镇的人口。无论外国还是本地出生的人，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的方向首先是向大城市，虽然小城市和城镇也在增加，但大城市获得了这一时期城市增长最大的份额。纽约在这20年增加了50万居民，而且令人惊异的是，短时间内恰在东河（East River）对面的乡村小镇布鲁克林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很快就融合成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
在南北战争的10年间，城市增长在继续，到1870年，25％的美国人口居住在663个城市和城镇中。虽然有战争的破坏，里士满的人口在1860年到1870年间仍增长了1/3强，而亚特兰大人口则不止翻番。由于城市经济的产业核心部门的罢工，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对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作用可能超过了战争。但是到1890年，经过一个总体上繁荣的10年和另一个以城市为焦点的外国移民高潮，城市人口达到全国总数的35％，而城市和城镇的数目超过1 300个——自1840年以来增长了10倍。
这些全国统计数字相当程度上遮盖了地区间的差异。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城市化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中西部各州地带，即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威斯康星州进展最快。在1840年到1890年，新英格兰、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和城镇居民比例从占地区人口的将近20％（已经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增加到60％这一绝对多数。中西部各州城市居民从1840年的只有4％（当时这一地区的一部分还属于边疆），增加到1890年的38％。但是城市和城镇的发展还是局限在很小的城市地区。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越过密西西比以西，立刻出现一片广阔的区域和生机盎然的城市。在西部只有很少的城镇，并且这一现象实际上能追溯到一代多人以前，但是到1890年，全美国28个人口大于10万的城市中有8个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1890年每4个西部人中就有一个是城市或者城镇居民。在东南部，波托马克河（Potomac）下游和密西西比河以东，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小的地区，在1840年只有的人口，到1890年只有不到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镇中。然而，像巴尔的摩、华盛顿、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都以不同方式扩展到这一区域，所以这一区域实际的城市人口比例要比数字所显示的大。而且，超越这些城市所及范围的城市增长的统计数字显示，甚至在美国最边远的地区，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增长也比农村的要快。 。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2）
再次考察城市增长和城镇扩散有助于形成城镇和农村的生产、交换和日常社会生活惯例，这样才可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我们能更有说服力地谈论这一时代的城市系统（或一系列这样的系统），以及本质上更城市化的社会么？很显然，城市、城镇、商业化农场以及其他乡下工业通过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城市化更深入的东北部和中西部，但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认为19世纪美国社会变化的主线就是人口聚集的密布网络和中心—地方路径呢？城市化把大量乡村美国人和移民带入大城市生活并造成无数的城镇和扩大的城市，使得周围许多没有必要进入城市的人也体验到了新的城市环境的力量。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影响这些人们，它又是如何影响继续住在乡村美国的小社区里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呢？
让我们对城市化地区人们的情况进行更仔细的观察，选择属于中西部俄亥俄州的11个县做简要的案例研究，这11个县大致位于城市化最普遍的范围广大的北部地区的地理中心，并且在1890年城市人口的剖面几乎与整个国家一模一样（见图）。11个县在适合种玉米的中西部构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大约80到85英里，南北大约65英里。1890年这一小区域有13个地点在人口普查中按照城市地区计算：一个60 000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代顿），一个有30 000人口的第二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Spingfield）］，4个人口在 5 000到10 000的小城市［皮魁（Piqua）、齐妮亚（Xenia）、乌班纳（Urbana）和格林威尔（Greenville），按大小顺序］，以及7个大村庄（一个被归类为城市），它们超过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人的城市地区界限。人口普查还列出了16个居民超过1 000人的村庄，还有多达57个不到1 000人的村庄。此外还有没有包含在内的村庄，都是非常小且人数只有几十人，人口普查中没有把它们从城镇人口中分离出来。
这是各种规模人口聚集的社区很好地点缀其间的一幅图景，有人也许会说这非常令人惊异，农村散布的模式是由它的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出生的殖民者带到这一区域的。6个最大城市中心间的距离从15英里到38英里不等，平均只有大约24英里。介于其间的是较小的中心，这样进一步缩小了镇与镇、镇与农村之间的距离，而距离本身由于所有区域内的城市、城镇、大村庄，甚至许多更小的村庄被至少十几条不同的铁路线相互连接起来而有了新的意义。不在铁路线上的村庄和小村落被收费公路和本地道路连接到更大的地方，这样实际上横穿了每个城市的每个部分。没有一个小村落，并且没有一个单独的农场，在这样一幅城镇和道路的图景中显得遥远。而且最终这也是越来越集中的人类的图景。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这11个县的人口增长与地区规模相关程度非常高。代顿，最大的城市，增长了58％，斯普林菲尔德，第二大城市，增长了54％，4个再其次大的城市中心平均增长了24％，接下来6个最小的平均增长了23％。在1890年人口普查时确定的村庄之中，那些容纳1 000到2 500居民的村庄在这10年增长了10％，而更小的增长了9％。剩下的人口，那些居住在未被认可的小村落和单独的农场的人口加在一起，实际上下降了5％。
像这样的区域城市和城镇通过越来越多样的方式变成了“中心地方”。分析这种中心—地方模式发展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中等或者更小的城市在农作物运输、消费品的批发和零售以及银行贷款在区域间转账中所起的作用上。在19世纪的下半叶中，随着普通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地区外的交换系统，这些经济作用被扩大并成为了惯例。这样，俄亥俄州小的城市中心和其他地方是铁路仓库、船运代理、银行和零售商店最重要的地点，而同时有着批发商、保险办事处和大银行的中等城市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更广大的地区。但是这些城镇也是政治和社会的中心，并在19世纪末同时向城市人和附近的乡村居民提供了包含其他事情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和体验，给当地生活增加了超越地域限制的看问题的视角。其中的大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就已经显示出城镇的特征，但是还有一些，例如兄弟会（fraternal lodges）［现在是妇女援助之家（women's auxiliaries of these lodges）］，在这半个世纪有了巨大的扩张。变化最大的是临近农村人的会馆和其他机构，这是城镇散布在整个地区的一个结果。厄巴纳（Urbana）在1890年是一个拥有6 500居民的城镇，有二十多个或者更多的会馆、戒酒团体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通过不到30英里的铁路和收费公路与一个更大一些的城镇皮圭（Piqua）相连。在它们之间，距离厄巴纳大约10英里铁路和公路的路程，有一个叫圣帕里斯（）的名字古怪的村庄（人口1 145），它至少包含四个会馆、一家基督教青年会机构和两家报纸办事处。当地的道路从厄巴纳、皮圭，甚至从圣帕里斯向各个方向发散，把所有临近的乡村带到围绕这些当地中心的封闭轨道上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13）
铁路仓库、商店、银行、报纸办事处、会馆以及其他机构聚集到不断增大的城市和城镇，这说明了可以使用“城市化”这个术语来描述农村人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机构以及外部市场和其他超越地域限制的力量对乡村生活不断的冲击。但是因为作为农民、城市人和外部世界之间媒介的地方中心自身就很小并且相对来说具有农村的特征，因为土地只有逐步地从那些在上面耕种的人手中获得，所以“城市化”也夸大了结果。在边疆中的农村和小城镇应该更精确地描述为一个更丰富和复杂的组织，但是还具有明确的乡村活动和关系特征，即一个由发达的农场和用旧的乡村道路、由深深根植于本地生活方式的村庄和城镇、由相互熟悉的邻里和亲属构成的非常有秩序的乡村世界——这个社会性的世界可与殖民程度更低、社会性更弱化的西部边疆相比，但是比起城市特征又更乡村。“乡村集中化”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可用于描述这种属于能够被准确称为“城市化”的更大进程中的一部分的术语。
地理学家和城市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在类似我已经描述的地区中的小规模城市化的乡村性质，相比根植于当地的中心—地方系统和更能超越地域限制的大城市网络，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是由相互之间的联系培育起来，而后者是由它们与作为其外围地区的更小的城市和城镇的关系培育起来。更广的网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特征表现为位于边缘而不是其外围地区的中心，为什么它们通常在地区历史的早期建立而不是在晚期，以及为什么它们要比在城市等级中仅次于它们的城市增长得更快、规模变得更大。大城市确实伸入了其外围地区，与更广的市场和势力连结起来，但是相对于把较小的中心与乡村分离开的地区，大城市这么做时伸入得更远、跨越的分水岭更大。
因此，在这些大城市中，我们不仅发现了19世纪城市革命力量的简单而最清楚的表现方式，而且也发现了非常不同的表现方式。只有三个美国城市（纽约、芝加哥和费城）在1890年拥有多达100万居民，但是还有许多小一些的地方——圣路易斯、波士顿、新奥尔良、旧金山、华盛顿以及其他——显然更多的是区域中心。这些城市控制着产品、货币、信贷、股权，甚至思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流动，并且它们的存在把巨大的区域变成了牛奶农场、生猪养殖或者商业化林场的特别区域。它们是制造业中心，培育了专业化的工业卫星城，如洛厄尔、林恩（Lynn）、帕特森和帕萨克（Passaic）。然而，这些大城市——也包括它们的工业卫星城——的物理外观和对外关系上的强大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的市区、产业区和郊区有着各具特色的环境，它们的办公大楼、百货公司、剧院、艺术博物馆、吊桥甚至包括“乡村的”公园和“乡下的”公墓都确实有种——也许恰好符合新的流行的定义——城市性的感觉。代顿，俄亥俄州11个县中最大的中心地点，在这里作为一个城市化的地区来讨论，但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城市性。但是南边大约50英里处的辛辛那提，对于居住在代顿、厄巴纳、圣帕里斯以及周围城镇农场里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特定的）人来说，却具有城市性。遥远的纽约也是这样，它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时期”，要比这个国家发展主线上任何赶牛小路或者富饶的小麦农场都更强大。
大城市环境的复杂性是和社会的复杂性相平行的（甚至是捆绑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城市成为思考这半个世纪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变化之间关系的有利的起点。甚至在这一时期以前，城市工人对于工业化重组的反应就是组成越来越好战的熟练工人工会，以及在“老板们”和“资本家们”争论时把自己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