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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吸引人的故事在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大萧条期间，人们很努力工作，否则人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份更低收入的工作，而是更可能会失去工作。效率工资理论假设其他的工作是可自由得到的，这在大萧条中显然不成立。放宽这个前提条件，该理论认为根据效率工资，工资奖金随着就业水平的升高而升高，随着就业水平的降低而降低。因此1934年效率工资应该是很低的。这就难以解释在NIRA下工资的急剧上涨。
另一个理论主要强调工业法规中的讨价还价。这种“黏性理论”认为，只有受雇佣的工人才可以和雇主就工资问题讨价还价。如果“内部人”只关心保留住他们的工作，而并不是降低他们的工资以求雇佣更多的“外部人”，这样他们就会使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事实上，失业水平和他们的期望并没有多大的关系。黏性理论说明工资上涨并不是高失业水平的作用，这就解释了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工资却上涨的看似矛盾的现象。它也提供了在国家复兴局下，对于工资讨价还价过程的经济解释。
NIRA作为一种短期措施是失败的。它为了提高人们的期望而出台，又因为提高名义利率和名义工资被废止。它的净效应更多的是限制了就业而并非扩大了就业。然而《国家工业复兴法》作为一种长期的措施，促进了劳动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NIRA阻止雇主干预劳工组织和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的集体谈判。新工会就在这种适宜的氛围下形成并成长了，但是NIRA自身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在1935年的病鸡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是对国家复兴局立法权的非法运用，是联邦权力非法渗入各州内部事务的表现。国家复兴局解散了，但是《国家工业复兴法》关于劳动力供给的学说并没有被人遗忘。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引入了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在《国家工业复兴法》下重建了劳工权利。但是这个狭隘的法案并没有得到最高法院的重用，如今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仍然监督工会的行动和工资的议价。该法律对雇主对工会的斗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结果使得劳工组织迅速壮大。劳工联合的高峰出现在1950年左右，整整1/3的非农业劳动力都加入了工会组织。
新政并没有加强对工业的限制。在大萧条之前，农民们就常抱怨低廉的农产品价格，罗斯福确实将注意力转向工业之前先转移到农业上来。在NIRA颁布之前，1933年5月通过了《农业调整法》（AAA）。这两个法案的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AAA允许政府控制农产品产量。该政策通过限制产量，从而希望提高农产品价格。
农民同意政府限制产量，并对撂荒土地进行赔偿的政策。该赔偿额可以通过农产品加工税计算出来。农产品加工税是由目前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和由于低产量造成的价格一起计算出来的。因此该税被设计为农业中再分配的税种，它从农民中征收，征收时和农民的销售量成比例，同时它又重新支付给农民，支付时和农民的未销售量成比例。该计划的总体目标是将农产品价格提高到一个水平，使得他们1933年的购买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时的购买力相当。战前的状况被认为是“平等”的，不同于所有目前判定的结论。
由于AAA在多种农作物已经耕种后才被通过，所以该法案开始实行起来比较缓慢。政府和棉花种植者签订合约，要求他们毁坏部分作物，但是价格不会上涨到他们期望的那样。对于农民毁坏作物的津贴本应该在农产品加工税征收之前发放给农民，但实际上却没有。这样，尤其是在国家复兴局接纳了对农民所购商品采取更高价格的建议后，农民认为政府更重视工业。
1935年初，当最高法院裁决AAA违宪时，农业的不稳定状态加剧了。如同NIRA的情况一样，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干涉了各州的内部事务。如同工业的情况一样，国会很快转向救助属于《农业调整法》的内容。任务是艰巨的或者说国会是踌躇满志的，因为直到1938年，一个对《农业调整法》满意的替代法案才被通过。新法案修建了很多粮食仓库以防旱灾，并且允许政府通过它的存量政策来控制价格。该法案还要求对特殊农作物进行支持，并且提供农产品播种面积分配制和销售配额作为该政策的手段。
AAA和后续的计划，并没能有效地减轻农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萧条情况。然而，它们确实构建了二战后农业扶持政策的框架。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农产品产量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是对土地面积的限制提高了亩产量。政府在尝试着限制农产品向市场流动的过程中累积了盈余。
第二次新政（1）
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有着双重的作用。用收入增长来衡量，政策效果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从1933年到1937年，GNP增长了1/3。但是用失业率的降低来衡量，这是一次毫无活力的经济复苏。整个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仍然高于10％。即使是将受雇于政府各种各样救济工程的工人都算在雇佣的行列内，这仍然成立。由于这些工作不是按市场工资进行支付的，传统的研究观点是将这些工人算在失业的行列内的。但是由于这些工人并不是空闲的，另一些人认为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处于已雇佣行列，即使他们只是拿很低的工资。
如果工人愿意在这些低工资水平下进行工作，为什么市场工资不会下降到这个水平呢？像上面提到的那样，“粘性”在工资制定中，会阻止实际工资下降到足够容纳所有就业量的水平。在私人公司里，工资的制定是为了使那些已经被雇佣的人保留住工作，并不是为了使失业的人不再失业。政府鼓励已经被雇佣的劳工、工会组织和他们的雇主进行讨价还价。这并不需要工会考虑当工资降低时会有多大的潜在就业机会。工会将它们的目标定在它们现有的人数基础上，这就是说，以现有的受雇佣工人的数量为根据进行谈判，这导致没有工资下降的动力来使得市场出清。
政府在银行、工业、农业和工资制定方面的干预，揭示了新政是个社会主义政策制度。新政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国家共产主义，但是它的确试着使经济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政府拒绝增加赤字，并没有实行凯恩斯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新政则使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管理。它成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
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的复兴，另一个焦点是经济生活中个人收入的分配。如果工资降低到足够提供给每个人就业机会，那么再分配的动力就可以被包含在使所有人都获得就业的目标之中。但是如果政府将工资水平定得比这高，如果它接受的工资或鼓励的工资水平仅对已经就业的人们有利，那么社会主义再分配的目标就必须由其他途径来实现。
1935年第二次新政是罗斯福总统面对这个挑战做出的反应。从经济复苏政策中转变，罗斯福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以便更加平均地分配它的产量。当NRA被宣布违宪时，国家复兴局下的劳工组织，由《国家劳动关系（瓦格纳）法》和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重新制度化。这个委员会仅仅是众多管制机构中的一个，这些管制机构是为了监督和控制经济。公用事业尤其受到更大规模的管制。
各种新方法（农业电气化，延长农业中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时间）扩大了政府对农村的援助。《社会保障法》发起了一个计划，若政府直接救助大部分人口，该计划终将失败。由于无法通过立法对穷人提供援助，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就对老年人提供援助，以这种喧宾夺主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社会主义式的计划。
社会保障一旦开始，就一年年地不断膨胀，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它成为美国实现收入代际转移的一种主要途径。尽管社会保障系统是根据私人保险条例建立起来的，但是它的实际支付是来源于当前的税收，并不是来源于个人积累账户。结果对第一代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来说，就是一笔意外所得，那些人就是在大萧条中工作的人们以及二战后领受政府津贴的人们。
美国的现代药品管制也是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二次新政的法案极大地扩大了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权力。该法案不是改革医疗服务的计划方案的结果，它仅是因为一起死亡上百人的惨案而通过的。尽管刚开始时作用很微弱，但在战后，药品管理得到了扩展和加强，并由FDA的行政决定替代了私人市场的行动。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复兴，既不是平稳的，也不是彻底的。人们一直争议经济没有完全复兴。现在是时候去检验已经产生的复兴了。从历史的标准来说，复兴是迅速的，虽然没能足够迅速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什么促成了1933年至1937年经济的迅速增长呢？
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预算虽然每年都在变化，但是累积的影响实际上是零。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尝试。尽管新政实行过程中，政府的活动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永远地改变了经济生活中联邦政府的角色），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增长。相应地，这就对经济没有扩张效应。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次新政（2）
货币政策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美联储已经改革，但是仍然和1933年之前一样被动，没有什么作为。货币扩张，虽不同于货币政策，但仍然对经济复兴起着重要的作用。1933年后，随着欧洲的黄金流向美国，基础货币（高能货币）飞快地增长。美联储并没有像它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消除这种黄金的内流，结果必然是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
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般现象，这种扩张并不会影响经济的复兴。“你没办法推动绳子”，当利率很低的时候，货币政策并不能发挥作用。这个传统的观念可能是错的。它忽视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区别。在通货紧缩的最后阶段，由于人们预期通货紧缩将会继续，实际利率非常高。罗斯福的货币贬值和《国家工业复兴法》，实际上整个新政政策，改变了价格方针以及基于此的人们的预期。实际利率下跌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及投资上升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货币扩张是具有膨胀性的政策，预期的通货膨胀也降低了实际利率。货币扩张是经济复兴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强调，新政中的政策也并不是一直都是彼此相互支持的。举个例子来说，《国家工业复兴法》在提高工资和物价的同时，货币供给也开始膨胀了。如果我们忽略人们的预期，只关注凯恩斯效应，那么政策就相互冲突了。国家复兴局的法规将日益加剧的货币扩张引导为物价的上升而并不是生产的扩张。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蒙代尔效应，这两种政策看起来是可以一起作用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NIRA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并且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货币扩张就没有它看起来那样重要了。而且，如果货币扩张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NIRA就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所以这些政策组合的作用效果的评估依赖于对人们预期的精确研究。
在1933年至1937年的快速复兴之后，经济经历了重建，虽然有短期的紧缩。1937年的萧条很明显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导致的。高就业政府盈余在1937年有着显著的增长。高就业政府盈余主要是指政府的支出小于政府的税收收入，这些税收收入是由高就业带来的。 1936年需要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退役津贴，这是继1931年之后的再次支付，高就业政府盈余的增长在这笔支出后终于停止了。财政紧缩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联邦储备也因银行系统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而敲响了警钟。即使在有困难的时候，银行也有强大的准备金做缓冲，美联储因此认为它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
为了结束这些超额准备金，美联储在1936年将法定准备金上调到原来的两倍。这个政策的宏观效应无法预期，只是超额准备金消失了。但是银行对它们超额准备金的规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它们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重新建立超额准备金。货币紧缩产生了。
随着目前人们逐渐褒奖货币紧缩政策，历史学家却对这两种政策哪种作用效果更大一直争议不休。但是比起经济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而言，这种分歧并不那么重要。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紧缩中那样，政府在1937年又一次证明了它收缩经济的能力。失业率在1938年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