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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比。1971年，对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的摒弃是一个分界点，因为这种消除通货膨胀外部限制的做法，预示着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定的改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消亡源于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国内那些没有带来税收增加的社会项目的费用日益上涨。财政预算的赤字有一部分从货币创造那里得到弥补，但这推动了通货膨胀。伴随而生的对支付赤字的平衡导致外国财政部门和央行对美元需求的累积。当这些需求超过了美国黄金持有量的时候，美国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成黄金的能力遭到怀疑。1971年8月延迟兑换美元阻止了美元缓慢流出，浮动汇率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尼克松政府担心通货膨胀预期会带来迟滞效应，就采取了控制工资和价格的政策。这一控制措施未能阻止通货膨胀随着货币增长而上升的趋势。1973年石油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在次年就达到了12％（见图）。卡特政府对失业率持续上升的忧虑，削弱了美联储追求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意愿。为适应新环境实施的货币政策纵容了1979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对通货膨胀的抬升。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料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带来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的恶果。新政期间承诺建立的稳定低利率的金融体系，遭到了严重的报复性的破坏。
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之后两个月，美联储对制止通货膨胀的犹豫不决的态度改变了。1979年10月6日星期六，美联储发布了新的操作规则，按照这一规则，银行储备规模将以控制货币总量为目标，并允许联邦资金利率浮动。效果立即显现，债券价格下跌了，利率上升了（见图）。尽管经济衰退期间实行了宽松政策，但是反弹的通货膨胀促使美联储硬着头皮于1982年将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代价是高失业率和1981—1982年经济衰退的加深。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伴的是财政政策令人吃惊的宽松。二战后联邦政府从资本市场撤离后，其在总贷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51％下降到1980年的16％。里根政府大幅削减税收并进行军事建设，这大大扭转了这种下降局面。20世纪60年代，政府年均赤字不足GNP的1％，70年代政府赤字不足GNP的2％，而1983年，政府赤字上升到GNP的6％，政府背负着贷款市场上25％的债务。当时很多人质疑这样高的借债水平是否能够持续，并为其对经济的广泛影响感到担忧，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赤字的快速降低使80年代末的赤字占GNP的比例下降到3％。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中，美联储又摒弃了1979年采用的方法，而重新使用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策，以调控联邦资金利率为目标。 由于没有受到外部的通货膨胀的冲击，美联储受益匪浅，建立了新的信贷体系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到20世纪末期，美联储在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市场和资金流动
1970年以后的经济波动为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新政对竞争的限制政策却为新进入的、较少受到管制的金融中介和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虽然这是建立在“传统”的金融机构做出牺牲的基础上的。1970—1990年间，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以及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的份额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见图和图）。传统的金融中介中，只有储蓄贷款协会的资产份额上升了，但是随后由于工业的衰退，储蓄贷款协会也陷入崩溃境地。保险基金和互助基金占据的范围扩大，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抵押入股以及证券化的贷款迅速增加。当受到管制的贷款者不能满足企业的贷款需要时，企业寻找到其他替代的融资途径，诸如商业票据、欧洲债券以及垃圾债券。。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资本市场的复兴（3）
20世纪80年代金融部门最为重大的转变是证券化过程扩大了，不可转售的资产转换为有价（可转售）证券。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后来的自助贷款和信用卡应收账款，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证券组合的形式存在，被当做证券，在二级市场上买卖。银行和存贷机构提供的有特色的系列服务——发行、服务、持有以及贷款分配——被分解了。
在这一时期的利率浮动环境中，银行和存贷机构尽力减少遭受的利率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参与了证券化的发展过程。有困难的存贷机构出售了它们的抵押品，尽管建立一个流动的抵押市场损害了存贷机构作为独立的专业化金融中介的本质。政府担保者在抵押市场的转变以及证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邦国家抵押协会（the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FNMA）、政府国家抵押协会（the 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GNMA）以及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the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FHLMC）购买发起机构发行的抵押品，或者为这些抵押品提供保险，然后发行（或者允许发行）抵押担保的债券，并由联邦公路管理局（FHA）或者美国退股军人管理局对这些债券提供担保。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机构规模还不大。在实行浮动利率之后，抵押入股及其衍生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交易的效率几乎等同于国债。证券化通过改善流动性和提供担保而降低了抵押率。
传统的金融中介受到管制，这提高了它们的服务成本，从而导致企业不再从金融机构借款，转而求助于市场。为了降低贷款成本，大型投资企业用短期银行贷款代替商业票据。而那些等级较低的小型企业在高收益市场即垃圾债券市场上发现了新的筹集机会。 ［25］1977年，垃圾债券在整个债券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仅仅为。尽管有500家公司都具有投资等级，还有20 000家公开上市的公司年收入至少达到3 500万美元。它们所需要的短期贷款是由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提供的，并且在贷款危机期间，银行和其他中介可以收回贷款。企业可以出售证券，但是它们要进入证券市场则非常困难。由于意识到垃圾债券带来的高风险和高收益，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他的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公司（Drexel，Burnham，Lambert），在1977年建立了新的垃圾债券市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使企业寻求固定利率融资方式，投资者寻求更高收益的投资机会，这推动了市场的发展。保险公司、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以及储蓄贷款协会买入许多新发行的垃圾债券。公司发债能力的增强，使得一些创新者，如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Kohlberg，Kravis，Roberts）通过融资买入手段重新组建公司，并采取投资者控制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业绩。20世纪70年代，有2 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市场为1 500家公司服务，并占有了企业债券总额的1/4。
使投资者面临几乎所有风险类型的衍生产品在1979年很快得以恢复。1948年建立的芝加哥贸易委员会（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主要从事谷类交易，是第一个有组织的期货市场。但是直到1972年，才出现远期金融产品。在这以后不久，进入交易的远期金融产品就包括了借方工具买卖合同，特别是美国国债和质押证券，同时，芝加哥贸易委员会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the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CME）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期货交易所。1982年引进了股票指数期货，使得投资者可以在现金市场上对其持有的证券进行套期保值，由此产生了“证券组合保险”。1973年前，非标准化的期权在场外市场上出售。随着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the 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CBOE）的建立，标准化的期权开始在1973年交易。标准化的期权具有允许购买对某种金融产品的买卖权的优点，这使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规模猛增，197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合约为100万份，1987年这一数字超过3亿。随后，美国证券交易所、费城股票交易所、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以及纽约股票交易所都建立了自己的期权交易所。为了规范期货交易所，国会在1974年建立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the modity Futures Trading mission，CFTC）。随着期货、期权以及现金市场的产品创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司法界线变得模糊，1982年的法律赋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管股票指数期货和与期货产品相关的期权的权力，同时赋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股票期权、股票指数以及外币的权力。
资本市场的复兴（4）
储蓄贷款协会非常规的繁荣和衰落
20世纪70年代早期，储蓄贷款协会开始迅速扩张，这时没有人预测到它会在20年内走向衰落。衰落的祸根在应对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脱媒（disintermediation）危机所运用的政策中就已经种下了，当时国会在《Q条例》中对存贷机构实施利率限制政策。
最初，存贷机构不受《Q条例》的制约。1935年，联邦储备银行对所有银行储蓄和定期存款设置了的利率上限。由于这一上限通常在市场平均利率之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利率限制政策产生了问题。1965年市场利率上升，这时银行和存贷机构的资金开始流失。为了弥补这种脱媒现象，储蓄贷款协会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中寻求贷款。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采取定量配给贷款的方法，同时，存贷机构也大量削减抵押贷款，建筑施工量大幅度降低了。
警惕的国会于1966年通过了《利率控制法》（Interest Rate Control Act），将利率上限的实施范围扩展到存贷机构的储蓄。为了使储蓄更具吸引力，存款保险在1966年被提高到15 000美元，1969年提高到20 000美元，1974年提高到40 000美元，从而抬高了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保险水平。存贷机构的存款利率上限比商业银行高。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目的是希望降低商业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的竞争，并且以较低的利率吸引资金重返抵押市场。利率控制的成本被不那么富裕的储蓄者承担了，他们损失了好几亿美元的利息收入。较为富裕的节约者没有受到利息损失，因为国会规定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可以不受《Q条例》的制约。小额的储蓄者的选择进一步受到短期国库券最小面值增长的制约，国库券的最小面值从1 000美元上涨到1970年的10 000美元。
1969年、1973年和1979年，通货膨胀率出乎意料地上涨，这对那些受困于长期固定利率抵押的存贷机构产生了极大破坏，长期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到期以后的本金和利息与储蓄存款账户不相符。通货膨胀率提高，推动了市场利率的上涨，利率上限也提高了好几次，但是商业银行间的利率差别降低了。存贷机构能够以较高利率发行各种各样的证券，这对于存贷机构而言是一种新的援助。在新英格兰，国家特许的储蓄贷款协会自己创造了经商议可转让支付命令的活期存款账户（NOW账户）。这些账户支付利息，能够与那些禁止支付利息的银行支票账户相竞争。储蓄贷款协会也引入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ARMs），目的是控制由于利率浮动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曾经给它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改变使储蓄贷款协会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并在抵押市场获取了更大的份额。但是，利率的提高降低了利率提高之前的、较低的利率抵押品的价格。财富逐渐从金融机构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家庭，这损害了金融产业。当美联储为治理1979年的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的时候，储蓄贷款协会被削弱的命运大致就确定了。存贷机构受制于低利率的抵押品，随着资金成本的猛增，没有盈利的被保险的存贷机构的比重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81年的85％。在低于市场利率的情况下，储蓄者将资金转移到货币市场互助基金公司（MMMFs）。这些安全的投资渠道为投资者提供市场利率，并可投资于短期国债、商业票据以及其他流动性资产。用账面价值衡量，储蓄贷款协会的净价值只是略微下降，但是以任一种市场价值计算，储蓄贷款协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净资产价值只有1 000亿美元左右，处于破产的边缘。
对于破产的存贷机构的储蓄者，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也只能清偿其中的一部分。房地产业并不希望存贷机构大规模地倒闭，里根政府也不愿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在众多储蓄贷款协会积极游说的影响下，国会尽力对存贷机构注入新的活力，其采取的措施是出台了1980年《储蓄机构自由化和货币市场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