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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美殖民地的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在英国和欧洲都难免的老鼠、谷物的锈病、黑穗病以及杂草虫害。一些小谷物中的病虫害，为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转而接受玉米种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1672年，约翰·乔斯林（JohnJosslyn）就列举了22种在北美生长的杂草，“这些杂草是英国人在新英格兰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口之后，在北美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其中一种就是车前草，当地印第安人把它称为“白人的脚印”。它们在宗主国的生态系统中是得到控制和处于自然界的平衡状态的，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它们就是新的闯入者，没有天敌，从而会成为失控的病虫害。
在北美的荒野中，男人就得种地。但是大多数早期的英国殖民者（还有德国人）都是城市居民。除了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tol）、诺里奇（Norwich）和阿姆斯特丹之外，所谓的城市规模都很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小，就会有足够的草场使居住在城市周围的人还可以享受在理论上不太陌生的农村生活，同样地，农村的居民离贸易和工业中心很近，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比较熟悉。工场作坊的规模也很小，大多数都设在小城镇甚至农村里，这些地方就逐步发展了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无论如何，那些跨越大西洋到北美殖民的人，一般是从比较大的港口城市而来的，在过去历史中，单从布里斯托尔港到北美移民的契约奴就有10000人。除了工厂、码头和大的货栈仓库之外，至少他们会把目光放到其在殖民地所能找到的比较大一些的殖民居住点上。由于远航本身的成本，移民们不太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农村人口。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部门经济（3）
来到北美大陆而后成为美国人的那些移民，基本上都来自于欧洲西北部比较发达的地区，包括从布里斯托尔或者埃克塞特（Exeter）延伸到阿姆斯特丹，或者后来称为莱茵兰一带的广大地区。因此，当我们转入讨论工业经济时，我们发现移民们继承了以往的经济发展经验，生产的产品大多用于出售，一般是在小作坊或家里就把商品卖掉，但也经常有人到远处的城市进行贸易活动。有人认为，工厂的规模就不能相当于家庭作坊的平均规模那么小，因为一部分的运作要与大的“包买商”的控制有关，包买商主要从事原材料的分销，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偶尔也有人试图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例如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托马斯·斯顿普（ThomasStumpe），在国会解散之后，在他的寺院工场中就是这样做的；约翰·温奇库姆（JohnWinchbe）即后来的杰克·奥纽波里（JackO'Newbury），他的纺织工场在北布鲁克市（Northbrook）的街道向前铺开和延伸了一个街区，以试图达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在机械化时代之前，所得到的利润还不足以普遍形成这样的发展趋势。
然而，殖民地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是小件消费品，在殖民地需要的基础上，大多数的利器工具和其他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都要进行制造，有关这些商品的贸易活动得到繁荣发展。新英格兰地区与英国本土的最初部分贸易联系都是高度私人化的行为。我们可以引证这其中的个别例子，1630年来自萨默塞特郡（Somerset）惠灵顿的沃尔科特（Wolcott）家族成员，在后来的1675年时还回到家乡去购买货物，运到北美殖民地销售。虽然受到《航海法案》所附的禁止出口贸易清单的限制，但是掌握在商人手里的出口贸易仍然得到不断发展。禁止出口贸易清单限制了殖民地生产和出售的商品范围。《1731年法案》也表示了这样的意思，该法案条文说“要对任何大英帝国的北美殖民地或种植园生产的帽子产品出口进行限制，这些地方的帽子生产商所雇用的学徒人数也要有所限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鼓励大英帝国制帽业的发展”。
英国内战之前，纺织品在所有的工业制品特别是在出口商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纺织品所占份额在商业革命以后有所减少。1660年的商业革命扩大了英国出口商品的范围，实际上，英国的贸易目的地已经变化了，不再限于欧洲大陆，出口贸易的收入大大提高了。王室复辟以后，第二产业的扩张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地区成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的密集地。金属制品的生产城市，如伯明翰（Birmingham）和谢菲尔德（Sheffield）得到快速发展，而纺织中心曼彻斯特（Manchester）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工业扩张方式都是“传统的”，暂时是通过现有生产部门和生产方式的复制而完成的。
第三产业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就是商业部门。1553年，随着俄国公司的建立，从事国外贸易的多个大公司相继成立，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1620年成立的前往新英格兰地区从事贸易的普利茅斯合资公司，以及1628年成立的马萨诸塞湾公司。随后在欧洲西北沿岸，出现了商业活动的全面高涨时期，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失去了贸易中心的地位。意大利商人掌握的商业活动，已经转移到向西扩张的奥斯曼（Ottoman）帝国地区。北海南部海岸成为商业和贸易中心，因此，低地国家、英国以及某种程度上法国之间，出现了长期的不容易平息的竞争和冲突。
在这些竞争和冲突中，英国独占鳌头。英国进行竞争的办法通常是国际贸易，在北海地区扫除荷兰的势力，但是它却比竞争对手要成功得多，开拓了跨欧洲地区的贸易，开始了欧洲、西非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这样的贸易中，新英格兰地区成为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之外的另一个原材料供应地，但是英国肯定要保持与北美北部殖民地以及弗吉尼亚烟草种植殖民地的直接贸易联系。
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1660年之后，英国开始了进口和转口新农产品的活动，在这过程中甘蔗和烟草种植殖民地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英国的港口城市和内部贸易的发展极为迅速。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流动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出现了金融组织，交通往来也更加便利了，商业的零售批发也发展了（商店从大的商业市场批发商品，而专业性商店又从综合商店批发商品）。商业和工业的成功结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包括一些技术的变化。在17世纪90年代，申请专利的活动是以前30年的2至3倍，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技术专利大大减少。英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被推迟，以农业—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持了几代人的时间。
经济绩效
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由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所决定的，其他方面的标准则与公平和应付外来突变因素的能力有关。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要兼顾到这两方面的评价标准是很困难的，即使只考虑一方面的评价标准，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一个一致的和明确的评价方法。当经济发展时，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做得不够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就很难把两方面的标准综合起来进行评价。因此，我们现在的目的非常简单明确，就是把英国看作是早期北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一个资源库，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对涉及所有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进行兼顾和综合考虑。在这样的范围里，才有必要和可能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价，也才可以把英国与在北美地区有移民的其他国家进行适当的比较。
第一个试金石就是有关的社会资源是怎样被全面动员起来的。确实很难得到比较接近的看法。财富不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着富裕者可以有足够的资产把持着市场。对土地的私有权使大量的土地仍然作为狩猎地区而保留下来，并使这些土地退出农业耕种范围。与中世纪相比，这时候用于宗教经济结构扩张方面的资本要少得多了，但由于过分的消费和军事开支，使资本的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劳动力方面来说，“完全资源动员”的观点是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区性的贫困问题、妇女普遍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很穷、劳动力的重新安置行动迟缓等系统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土地在文化价值和可能得到的投资资源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在上流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主要是有天赋的男人）都被吸引到如律师和宗教人员这样的职业中来，而那些职业并不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力。而社会又是高度分化的，许多社会集团如失败的保皇主义者的年轻后代们，他们已经感到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有空想家和冒险家才会远离家乡到北美去殖民的。
从这方面来说，看来第二个观点即“静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也是明显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于它们没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实际上，许多制度性的东西、社会习惯以及某些行业受到压制的特点（比如行会和外来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业活动），都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资源的重新分配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有限的交通网络的整合以及比较差的信息发布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碍。一直到18世纪开始时，还没有出现一份地方性的新闻出版物。
另外一个是“动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现了资本积聚时，这样的观点才能得到界定，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它是由个人的偏好和国家的优势地位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标。无论如何，是因为特权和权力才使资本从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向土地的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这毫无疑问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甚至会低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经济增长水平。1663年以后，通过农产品的出口补助，主导国会的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经济得到了保护。与主要卷入贸易活动的个体商人不同，一个有影响的非土地资产阶级的形成过于缓慢。例如，只有到18世纪末期，才有一些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居民支持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兰特爵士（WilliamGrant），他在1776年之后是加拿大的律师和将军，当时在德文郡出现了被称作“道利什圈子”（Dawleishcircle）的集团。但是在那个时侯，推动英国官方向加拿大南部地区移民的机会已经溜走了。
要求经济在边际生产线运行的“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也同样是不切实际的。作为最好实践技术的完全应用，静态技术效率的观点可以得到说明。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是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英国如何达到其这样的目标。从现在往以前历史时期追溯的时候，在以前或者说是近代时期，总会存在“基础的影响”，因此对所要进行判断的情况作历史的分析。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把近代早期的英国与同时代的国家如法国和荷兰进行比较。
要作出一个大胆的切中要害的结论，我们肯定要牢记的是，英国在中世纪时的应用技术水平以及邻近国家的技术水平。尽管英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工业与农业模式以及工厂规模与农业生产方式同在的巨大混合经济模型，但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英国的经济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在许多工厂和农业生产中，许多更好的生产方法肯定会得到传播。但是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最好的众所周知的技术在运用时也远不是千篇一律的。
从“动态技术效率”来看，英国是当时比较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之一。18世纪晚期的许多工业化的基础理论，实际上都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是英国形成了一个工匠阶层，能够把这些理论具体地运用于实践之中。在这一方面，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没有英国做得好。
在希望“收入分配平等”方面，权威性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有人认为达到平等所需要的税收和经济管理注定会减少生产的内在动力。英国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又是很突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不仅没有存在程度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还取得了比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这虽然大概归功于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英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并没有提供一个相当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我们要了解对“外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是什么。从历史的角度，这才能得到很好的合理的解释。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论是战争、瘟疫还是火灾，都不能阻止国家财富的积累。在大火灾发生之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