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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都认为他会成为新一任的CEO。
那位主席刚一走出办公室，丽贝卡强忍的怒火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早在几周前，董事会主席和其他几个人就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却拖到现在才告诉她。更糟糕的是，这位主席承认他曾经和前任CEO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前任CEO认为在他任期内不可能查出什么结果来，于是决定不介入此事。丽贝卡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遁词罢了。同时，她意识到自己非常信任梅兰妮，尽管她们素未谋面。同梅兰妮一样，丽贝卡的身体也有残疾。十几岁时，她滑雪出过一次事故，至今走路还明显地有些跛。
由于丽贝卡在过去的工作中处理过一些性骚扰指控，她对眼前的问题有一定了解。医院的声誉已经因为经济问题受到损害，再出这样的丑闻，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这件事传到州议会里，医院会受到惩罚，而受害者将提出控告。丽贝卡对这件事的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她与医院员工及董事会成员的关系，如果事情进一步公开的话，还将牵扯到她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丽贝卡立即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好在医院有一套调查性骚扰指控的程序，她依此展开调查。在接受医院外部顾问委员会的面谈了解时，梅兰妮重复了她的指控，而她的一名同事证明梅兰妮在出事后不久就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在另外一些面谈中，还听到了一些谣传，说米勒曾经骚扰过医院里另一名妇女，但她已经离开本州，并且已经失去了联系。医院的律师也告诉丽贝卡，他怀疑他的调查遭到了干扰和阻碍，因为米勒对一些人进行恐吓。律师还听说米勒最近曾逼迫两名他不喜欢的员工辞职。
在丽贝卡听说了更多有关米勒不端品行评论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心里越来越对这个人有了某种恐惧，虽然这一点说出来，所有认识她的人都不会相信。小时候，丽贝卡天天都进行体育运动，由于胆子太大，她经常受伤。自从在滑雪时出了事故，她再也不能参与体育竞技了，于是她把争强好胜的劲头转移到高中和大学的学习上。她在读医学院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态度生硬粗暴的教授，但让她引以为傲的是，没有一个能把她吓倒。作为一个领导者，丽贝卡给人的印象是直来直去、强悍有力的，有时甚至是冲动鲁莽的。这些年来，她曾经接到过一些意见反馈，建议她“低调处理”自己的领导方式，但她并没有怎么在意。
米勒的平静使丽贝卡有所警觉。她相信米勒知道对他的指控，因为，医院里他的耳目无处不在。但是丽贝卡每天看见米勒好几次，经常与他相处一两个小时，而他无论何时都显得轻松平静。一天下午，她甚至看到米勒试图与一位指控他的受害者交谈，后者僵直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而他却面带微笑，斜倚在她的办公桌边上。这使丽贝卡感到毛骨悚然。看来，米勒压根就没拿自己的所作所为当回事，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受到调查。他有恃无恐，相信自己是绝对安全的。
律师的汇报使丽贝卡相信解雇米勒是正确的。事实上，丽贝卡的真正想法是，不能简简单单把他解雇就了事，绝对该把他从办公室里拖出，直接扔到大街上去。她不想看到他做了十恶不赦的坏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并相信那罪恶应该记录在他永久的档案中。此外，解雇米勒，还能满足那位控告他性骚扰的女士的最基本要求。那位女士表示，如果医院解雇米勒，她就可以不用参加通常州里为处理此类事件所举行的听证会，那样就能避免许多令她难堪的流言蜚语。
最后，丽贝卡还是决定不解雇米勒，也不控告他性骚扰。相反，她会想办法让他自动辞职。不过，在要求他辞职之前，丽贝卡决定先要准备好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马弹药火力”。换句话说，她把这个大问题化整为零，分解成一系列小的步骤，并努力逐步实施，各个击破。像其他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她明白小事并不好做，而且往往是见真章的地方。例如，她准备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且花了时间与律师交谈，弄清自己必须既遵守关于性虐待的法律条文，又尊重米勒在被指控严重冒犯他人罪名时还应享有的权利。她努力争取能用一笔解雇费，来显示出医院对一位老员工应该尽到的一种义务。在处理法律方面工作的同时，丽贝卡私下与两个赞成她计划的董事碰了头，让他们试着去知会和说服其他董事会成员。
终于，丽贝卡在董事会里的盟友们与其他董事们私下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决定解除米勒的职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证据，都出自丽贝卡和她的支持者们共同拟订的一份特定的“清单”，其中，包括了说明指控有多么严重、让丑闻止步的机会与可能、如果不这么办的话丽贝卡可能会辞职，以及有必要承认米勒多年来在医院服务的价值，等等。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多数董事投票赞成给米勒一笔高额解雇费。
由于米勒有恐吓他人的前科，在会见米勒的时候，丽贝卡让一名医院保安人员守在办公室外面。会见安排在傍晚，在米勒到达的时候，丽贝卡坐在她的办公桌旁，旁边坐着董事会主席。米勒本以为参加的是一次常规的管理会议，进来后，他环顾四周，才意识到事情不对。他冲出办公室，片刻之后带进来一个他医院里的老朋友。他希望这次会见有一个目击证人。
丽贝卡非常委婉地提出，希望他自动辞职。丽贝卡叙述了对他的调查和调查的结果，然后提到了董事会批给他的那笔解雇费，最后，递给他一封拟好的辞职信，解释说只要他在上面签名就再也不要来医院上班了，他可以在这次会后立即离开医院。第二天会有人把他留在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送到他家里去。
丽贝卡庆幸自己一直控制着声音没有颤抖。董事会主席半句话都没说，谈话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米勒的脸变得跟猪肝一样红，随后把身体猛然探过桌子，乞求董事会主席不要解雇他。董事会主席大吃一惊，请米勒控制情绪，然后声称自己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建议他好自为之，走好以后的道路。米勒坐回到座位上，沉默不语。他拿起那份辞职信，慢慢地阅读。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平素冰冷的态度。再又读了一遍信之后，他签了名，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丽贝卡向医院的高级职员们宣布米勒不会再来上班了。她措辞委婉，与医院董事会统一口径，宣布米勒自动辞职。她声称医院高度评价米勒多年来的服务，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提醒所有人，医院的工作仍需照常进行，并宣布了在过渡期间接替米勒工作的人员安排。有些人对她宣布的事情感到惊讶，而其他人似乎都已听说了关于此事的传闻。
丽贝卡两个月的秘密计划在没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下得以实施。一周后，米勒领到了那笔解雇费。危机化解了，受害者满意了，没有人到州劳工就业部去请愿，当地媒体没听到任何风声。几周以来，丽贝卡一直觉得自己裹在一身巨大的、厚重的衣服里举步维艰。现在，这身衣服被脱掉了。
一个月之后，丽贝卡家里的电话在清晨六点三十分响起。医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告诉她一定得看看当天的早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叙述了米勒的“解雇”事件和他在圣克莱蒙医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整个文章充斥的都是米勒的一面之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刊载了几封米勒的同盟者的来信，抨击丽贝卡和医院董事会。当记者们询问医院他们这方的说法时，由于调查的保密性，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有人非法闯进了医院的人力资源资料室，丽贝卡和那个最开始指控米勒性骚扰的女员工接到了深夜恐吓电话，有人扔石头砸了丽贝卡家的窗户。米勒的住处离丽贝卡家只隔几栋楼，但查不出所有这些事与他有任何关系，而丽贝卡认为这是蓄意报复。医院遭到了某种精神氛围上的穷追围困，而丽贝卡后来也说妄想症和受虐感成了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米勒在西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丽贝卡和圣克莱蒙才终于得以安生。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一些董事仍在替米勒说话，其中几个人始终对丽贝卡保持着疏远和不友好的态度。
四项指导原则
《沉静领导》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小约瑟夫巴达拉克
以英雄主义的观点来看，丽贝卡的做法更像是投降妥协，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指控米勒的证据是有力的，法律站在丽贝卡这一边。从伦理角度来看，丽贝卡似乎显然应该解雇米勒，而这也正是她心中深信不疑的念头。同时，解雇米勒看起来也颇有可行性—毕竟，丽贝卡是老板，而且她也并不是个害怕对阵较量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恰恰没有开展行动，做“正确的事”呢？为什么她不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强悍有力的方式呢？或许是因为她上任伊始，缺乏信心？或许米勒曾经恐吓威胁她，就像对其他许多人那样？然而，即使想把丽贝卡的行为解释为胆小怕事，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答案是，她冷静而现实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认定正面进攻是毫无用处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对自己勇气的考验，或者是主持正义的机会。她希望的是保护医院的利益，而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她意识到除了CEO的头衔，自己并没有多大权力。丽贝卡感到自己正在雷区中穿行，而小心迂回是最好的前进路线，她以这种方式实际而尽职地解决了米勒问题。
丽贝卡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看清了所处的局势。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医院的情形或与她打交道的人，所有这些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她对世事的了解。在她观人察事的时候，遵循的是四项指导原则。它们使她了解真正的局势，避免可能的伤害，同时非常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安全地驶出了身边汹涌狂暴的湍流。
你并非什么都知道
《沉静领导》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小约瑟夫巴达拉克
需要运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处理的局面往往是复杂的、动荡的、危险的。摆脱并控制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你对事态了解的程度。
想一想围绕在丽贝卡身边的不确定因素吧。一些是个人因素与专业因素。她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使圣克莱蒙医院翻身的能力吗？医疗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竞争紧张激烈，而她的医院积弱已久。丽贝卡在接受CEO职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但她常常清晨很早醒来，躺在床上，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毛病。她估计自己很多年都弄不清这件事情。
管理层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当丽贝卡开始在圣克莱蒙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谁不胜任工作，也不知道谁真正站在她这一边。如果她在头一两年里遇到麻烦怎么办？她认为事态在出现转机之前总会每况愈下，她知道重大的结构调整会威胁到几乎每个人。与此同时，董事会中米勒的支持者们会把她的表现与想象中米勒的表现作比较。由于凭空想象总要比现实美好，他们很快就会对她的表现产生不满。
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丽贝卡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梅兰妮的说法，尽管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丽贝卡将调查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且死缠烂打的官司—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丽贝卡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丽贝卡告诉梅兰妮她的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梅兰妮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在这件事上，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丽贝卡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对自己，甚至对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丽贝卡帮助梅兰妮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