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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白盼一场，还那么揣着？再揣那么几年，我母子陪着你一辈子吹灯了。”我毫无表情望着她，她也不在乎，抿嘴笑一笑，出去了。那一笑像把我胸膛里的炸药库点了火，我抓起一只杯子刚举起来，她的背影已从门边消失。
第二天董柳还是去银行取了钱，回来她说：“钱是取回来了，不过还是要尽快补回去，一个家总不能没有点钱垫着，万一我一波应急要用点钱呢，对不对？”我说：“你说的总是对的，你什么时候错过，就算你说错了也是对的，因为是你说的。”她说：“那讲好了，下个月起你只能留五块钱在身上做零用钱，留十块，那太浪费了。”我说：“你说的就是对的，不过……”她马上问：“不过什么？”我说：“不过……不过也没什么可不过的，对不对？”
下午刚下班回家，楼下就有汽车喇叭响，董柳探头到窗外瞧了瞧说：“任志强来了。”我说：“我们自己去，要接干什么！”说着任志强进来了，车钥匙套在手指上，在眼前晃来晃去，头随着钥匙的移动一摆一摆的。董卉腆着肚子跟在后面。任志强说：“妈，我特地来接您，给您祝寿，六十是大寿啊！”岳母说：“志强你开车要小心，你现在是快做父亲的人了。”任志强说：“妈，您说的我敢不听？等会瞧我开车吧，保证比蚂蚁还慢，够小心吧！”我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嘴角一抿，想显出那种不冷不热深不可测冷眼旁观的笑意，可刚刚显出来又马上感到了不合适。我有这个心理优势吗？凭什么？我弄不懂自己。一辆车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钱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我怎么会失去居高临下的勇气？我不明白自己。可我确切地感到，不知为什么，我与任志强在心理上的那种位置关系，在不觉之间发生了难以说明的变化，这点变化让我那点深不可测的笑意挂不到脸上来。任志强对董柳说：“姐姐，有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呢，蒋经理他比我高了那一篾片，他就开本田，我只有丰田。过几个月房子建好了，他住三楼，把我挤到五楼去了。这一篾片，硬是气死人。他是个职业革命家，他懂业务？不是我把货款搞定了，他开车？他住新房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两年计划，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副字去掉。前面给你缀一个副字，一点做人的感受都没有。我就知道林彪他为什么拼死拼命也要搞政变了。副主席，他睡得着？”董柳说：“你有什么办法去掉？也给大家介绍介绍，让我们大家也学一学。”说着眼睛往我身上一轮。我拿起一张报纸，展开了遮住半个身子，靠在床上看，口里说：“报上说北京上海都刮起了抢购风，大概要刮到我们这里来了，要买什么就赶快。”董柳没听见似的，催任志强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任志强说：“姐夫在机关工作，还要我讲？是吧，姐夫？”我说：“我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任志强说：“首先要给关键的领导一个好印象吧，这算经验？姐夫又要骂我了，这算经验？我们小人物只能围着地球转，总不能要地球围着自己转吧。这算经验？”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前几天他哥哥带着儿子去县长家去拜年，县长家养了几只乌龟，儿子就抓在手上玩，有只乌龟爬到床下面去了，就钻到床下去捉。出门时告诉爸爸，床下摆满了酒。哥哥刚好是送了一对茅台，心里就后悔了，没送到点子上。他说完总结说：“一点小事也要站在人家的角度反复考虑，要特别到位才行。看起来送东西是跟不上时代了。这算经验？”董卉说：“你侄儿还机灵呢，知道出了门再讲，才四岁呢。”岳母说：“那他将来也是一块当官的料子。”
任志强开车带我们去枫叶宾馆，一路上话题总离不了这辆车。他说：“这车开起来感觉还是差了一点，蒋经理开了一年多，才转到我手上来。红颜色也太刺眼了，没劲，最好是墨绿色，那才显出高贵的气派呢。”董柳说：“开进口车还说没劲，我有一辆的永久单车就觉得劲头很足了。”我说：“今天妈妈过生日，没劲的事都不说，说有劲的事，大家都高兴高兴。”任志强说：“这车没劲，太没劲，我都不想说它了。”可隔了几分钟，他又说起了这辆车，兴奋地晃着头说：“没劲，太没劲了，别人吃了头遍要我吃第二遍，有什么劲！”从枫叶宾馆回来，我问董柳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她说：“不知道。”我说：“说好你和董卉一人一半的。”她说：“任志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单买了，也好，不然这个月我们都过不去了。”我说：“任志强这是打你的脸呢，你以为他凭白无故那么大方？”她说：“管他打什么，钱省在我口袋里了，我给我一波也买点东西。”我用手指她说：“几个钱你把自尊心都卖掉了，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你吃亏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是太大了。”她说：“我不玩虚的，别人付了钱我还去恨他，我想不清这个道理。”我说：“近视眼近视眼，只看见眼皮底下那点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都不去看它？”董柳笑了说：“看不见的东西，我怎么去看它？”我说：“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是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会明白这个道理！”她说：“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但那是有钱人的道理，大人物的道理，我们没钱的小人物道理要反过来讲。”我叹气说：“道理还有你这么讲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讲不清了，本来讲得清的也都讲不清了！任志强就凭他还可以甩派头，这个世界真的不像个世界了。”她说：“潮流来了，人人都知道要跟着走，你去跟它讲道理，它把你甩到后面去，理都不理你。”我说：“人人都聪明，都跟着走，那就太它妈的了，天下总还要几个傻瓜。”睡觉之前我对董柳说到办公室拿个材料，就下了楼。近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心里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世界，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与世界给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合不上拍了。九十年代，世纪之末，天忽然就翻过来了吗？
我走在大街上，想体会一下自己对世界的感觉。眼前的一切并不奇怪，都很正常。下夜班的人在等车，高声议论什么。一对恋人手牵手缓缓走过去。洒水车开过来，放着轻柔的音乐。骑单车的人把铃按得飞响，一闪而过。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一长一短，忽然有了一种可怜自己的意思。我并不傻，可就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似的，伸不出头！要说怨谁吧，谁也怨不着。那么怨自己，可自己又错在哪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要把自己的头摁下去，摁下去，拼命挣扎着想抬起来，却还要再摁下去摁下去。你不知道是谁在这么用力地摁着你，可他就是死死地摁着不松手。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设想也许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越想做点什么，就越没有什么给你做，你越想把腰挺起来，就越叫你挺不起来，心里空荡荡的过了这么几年，根本没在生活中扎下根来，这滋味真不是滋味啊。读书时的理想一点都没有实现，相反，那理想本身倒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抓不住了。剩下的就想做个好人，相信总有公正在时间路口等待吧。现在连这点信念都变得犹豫起来。有谁理解自己，又有什么在等待？连董柳也不愿理解，不愿等待，那么还能指望谁来理解谁在等待？那么还剩下什么？就是眼皮底下那点东西，董柳看见的那点东西。我并不傻，我看得见路在哪里，可是我迈不出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如此现实地去设想人生，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你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的瞬间，在那个空间的角落生存着的你，如此而已。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可是，我凭什么拒绝，凭什么反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需要一种拒绝的理由，一个反抗的支点，我找不到这个支点，这实在是太现实也太残酷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天啊，给我一个支点吧。
在大街上这么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个人担着担子，打着手电筒，在垃圾堆里翻找着什么，是个捡破烂的人。我走过去打招呼说：“师傅，这么晚了还在工作？”他站直身子望我一眼，不理我。我说：“朋友，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他望着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喊我？”我说：“朋友，我是喊你呢。”他说：“你喊我，朋友？”我说：“朋友。”他说：“有什么事，这里不准翻？”我说：“谁说不准翻？问你这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迟疑地说：“多少钱？一口饭钱吧。”我说：“都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呢。”他说：“不干谁给你饭吃？到明天早上就没我的份了，别人来过了。”我说：“很辛苦啊，朋友。不过也好，不要想那么多事。”他凄然一笑说：“好？相声也不是这么说的啊。”我摸摸口袋，想给他一两块钱，却没有带钱出来。我往回走，上楼的时候，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轻松，又自嘲地笑一声，推开了房门。
一波慢慢长大起来，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变化。以前吧，我也爱他，也挂记着他，可并没有那种入骨入髓的感觉，还觉得董柳那种不可理喻的偏执非常可笑。天下的孩子那么多，怎么可能自己的孩子就集中了一切优点，样样第一？父母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可董柳说有道理。我说：“你的道理是没有道理的道理。”现在一波长大起来，我倒悟到了人从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世界，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那种没有道理的道理，其实是最深刻的道理，置根于人性深处。由于深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演进而改变，人永远都是人。我看一波吧，怎么看怎么顺眼，连把尿撒在床上了也顺眼。早些时候他在床上爬着想靠近我，嘴里含糊地喊着“爸爸”，可越爬却越往后面去了，急得“哇哇”地叫。我把他抱起来，他就把脸贴在我脸上，这种感觉跟以前硬是不同了。我把这种感觉告诉董柳，她说：“还是个做父亲的呢，儿子都这么大了，才感到儿子是儿子。”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奇怪，我贡献了什么，就贡献了一条虫吧，那只是亿分之一呢，没想到那条虫就有这么神秘的力量，真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董柳说：“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儿子。”她以前说一波这里像我那里像我，连皮肤的质感和脚趾头的形状都像我，我还想着这是一个女人习惯性的说法，现在仔细一观察，可不是真的么。
到九月份，一波快三岁了，该进幼儿园了。从六月份开始，董柳就天天催我，想办法把一波送到省政府幼儿园去。她说：“现在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环境中成长？我一波他再聪明，也要一个好环境。做父母的没给他一个好环境，那就是失职，就对不起他，等他长大了，怎么跟他说？我一波现在住在这老鼠窝里，我心里就过不去，再把他送到人民路幼儿园去，那我就气死去算了。如果宋娜的强强进了省政府幼儿园，我一波问起来，我心里比刀扎还痛些。”我说：“人民路幼儿园也是人去的，厅里有几个的小孩子进了省政府幼儿园？几十个厅局，人人都往那里钻，怎么钻得进去？我又不是厅长。”岳母说：“大为呀，别的事我们都算了，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事，关系到一波一辈子。人民路幼儿园？那还不如我在家里带带算了，省政府幼儿园有琴房跳舞房呢，有画画班外国话班呢，比起来人民路差得就不止天上到地下那么远哪。”董柳说：“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了，看他对儿子的感情。他把这件事办好了，也算我没有白找他一场。”我说：“董柳你把事情提这么高，你是将我的军，多半会将死去的。”她说“我什么都忍了，从来没将过你的军，今天一定要将一次，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天上班我抽空出来，到省政府幼儿园一看，条件果然好得不得了。小朋友正在排练，准备到市里参加儿童操比赛，一百多个人排在操场上，红衣蓝裤，整整齐齐，真令人羡慕。我想，这样的条件不得奖，那怎么可能？我自己心中也动了，决定竭尽全力去争取。又到人民路幼儿园去看了，倒不像岳母说的那么差，可跟省政府幼儿园实在是没法比。
我想着这件事怎么入手。我不想求人，放不下这张脸，即使舍得放下吧，也想不起有什么人好求的。我打听好了，园长姓陈，我就直接去找她了。陈园长不在，姓钱的副园长接待了我。我把儿子夸成了一朵花，可她根本不感兴趣，打断我说：“你在卫生厅吧？”我说：“省里的卫生厅。”她说：“是在厅里？”我说：“怎么不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