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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为公司上市的事去了北京，一些数据还要经诚信会计事务所重新审核，我就把材料拿回来了。开会的时候我沮丧地把上市的艰难性作了重点的强调，将材料交给他们传阅，去看几个人的脸色也看不出什么。但我想今晚可能有人睡不着了，过几天市场就会见分晓了。过了几天董柳说：“这几天安泰药业的柜台交易价猛跌，只有八毛多钱了，别人手中都像拿了烙铁似的，幸亏我们没有买。”又说：“有传说上市上不成了，材料都退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跌穿八毛你就派人去买回来，家里还留点伙食钱就够了。”她不放心，一定要问我底细，我说：“你问那么多我就犯错误了。”
又过了三四个月，安泰药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上市了，我兼了董事长，还是让程铁军当了总经理，他比卞翔令人放心。开盘价竟高达九块多。我参加剪彩仪式回来，董柳已经叫董卉去把收到的四万多股全抛掉了，赚了三十多万，发财就像做梦一样，董柳兴奋之余还抱怨说：“就是你不把事情给我讲透彻，我还有几万块不敢动呢，要全买了，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想一想也是真的，别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我没费气力也不犯法就到手了，简直就不敢相信，可这是真的、真的。几天之后安泰药业涨到了十二块多，我简直不可理解。朋友问我内幕消息，我说：“小盘股潜质股，不过你最好不要买。”谁知一路涨上去到了十七块多，朋友对我都意见了。连朱秘书都打电话来问还能不能追，他是处级干部不能炒股，但他老婆在炒。我说：“叫我说是不能追。”结果涨到了十九块，我都觉得对不起他。我自己手中的货都是九块多就抛掉了，真是有苦说不出。又过几天董事会在我授意下发表了一个风险提示，股价才逐渐回落了。
这天赖子云到我的办公室来，在门边站了，似乎是不敢进来。我指头勾一勾说：“有话就进来讲。”他慢慢走到我的办公桌边，我说：“坐。”手指点一点椅子。他摸着椅子边坐了，又站起来。这些年来我经常观察人的形体语言，我觉得圈子里的这种语言无比丰富而富于精细的层次感。你在一个人面前是否占有精神优势，这种优势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记得赖子云前几年还是一个倔犟的青年，现在却变得这么畏缩了。现实从来不怕谁倔犟，一个人没有实力万事求人，他不可能只凭着精神的力量挺立。我要他坐下说话，他说：“不累，不累。”又说：“池厅长你来研究院主持工作有一年多了，我看你跟别人还是不同。”我说：“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我说：“说吧，说吧。”他说：“我真的从心里是这样想的，您……”我打断说：“说吧，说事情吧。”他说：“我，你看，我，我吧，研究生毕业都快八年了。”他一开口我明白他是为职称的事来找我了。我想着他也真的可怜，我自己就是这样熬出来的，也不知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惨呢。说心里话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还拖到今天？可我哪里敢把事情公事公办？马厅长理论学习不够，不懂这个道理？笑话。可道理怎么讲是一回事，实际怎么操作又是一回事。要求人从理论出发，那不可能，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这也是人的问题。人是娘肚子里钻出来的，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很多的不可能。我在这个份上，大会小会上道理还得那么去讲，不讲不行，事情也得这样去做，不做也不行。尽管我不太理解马厅长的记恨怎么坚持这么久，但也只能按他的意思去做。要我跳出来主持公正？笑话。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马厅长掌握的。我心里很同情他，脸上却硬了心肠摆出公事公办的神色。他看了我的脸色有些失望，凄苦地一笑，说：“池厅长。”这声音里的哀怜，只有苦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份量。但我仍然面不改色，我这时如果在表情上退一步，让他抱有希望，那反而害了他。他说：“不知领导能不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那一年我跟在别人后面瞎跑，那是不对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荒唐的，也可以说是有罪的，罪该万死的。可是有罪被判了刑也该有个期限吧，总不至于是无期徒刑吧？事情都过去六七年了，也应该刑满释放了吧。”他这么说我真的想帮他一把了，如果不是事关马厅长，那真的是吹口气的事。可我现在不能按一般人的想法去想事情，总不能为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前程给砸了吧？他说到评不了职称的种种苦处，连老婆都觉得找了他是上当受骗了。他的苦处我完全理解，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马上又把手边的茶喝一口，又叹一声加以掩饰。我说：“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你知道，我没办法。”他说：“我让池厅长为难了。”我说：“我为难办得到也不要紧，当领导就是服务，就是要让群众满意，要为难的。但是为难了我还是办不到。”我建议他直接去找马厅长，他三十多岁的人几乎要哭了，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他告诉我，人民医院的郭振华去年五十八，想在退休之前评上主任医生，就去拜访了马厅长，承认自己在几年前犯的错误，希望得到谅解。当时马厅长和颜悦色送他同来，但在评审时，还是叫人事处把材料拿出来了，不让进入评审。这件事我早就听说了，但还是吃惊地说：“有这样的事？”就硬了心肠低头看文件。他站在那里发一阵呆，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我叹口气，摇摇头。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他今天进这张门不容易，郭振华进马厅长家那张门更不容易！郭振华快办退休了，他的日子还长呢。可惜我不是厅长，我是厅长就会给他一条出路，除了他，还有几十个人被压了这么多年呢。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就这么乖乖地被压着，居然没人喘个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是人格阳萎，可再细想下去，他们也只能忍着，不忍拿鸡蛋去碰石头吗？连他们自己都不跳一跳，当然也别想指望有人跳出来打抱不平了。我曾把这件事说给胡一兵听，他说：“现代社会有这样的事？”我说：“刘跃进说孔子死了，我看他老人家就没死，真死了就不是这样了。事情都是他老人家设计好的，凡事要讲一个秩序。孔老先生该死之处不死，不该死之处倒是死了，那些今天尊他老先生为圣人的人，安的就是这个心。”现代也好，古代也好，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今一理。
可惜我不是厅长。这个事实像锥子一样扎在我的太阳穴上，并一直旋进去，锥尖就停留在大脑深处某个密实的部位，在那里钻出了一个等待填充的空白。焦虑和饥渴从空白之处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积聚了极大的心理能量。真有那一天我就说话算数了，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了。我觉得说话算数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的巅峰体验，而这个目标又是无止尽的。这时我更加体会到了权，还有钱的妙处。这两个东西不像饮食男女，满足以后就索然无味，而不能提供目标感。只有目标感才能使人觉得活着的意义，有成就，赋予人生这一场荒谬而虚无的游戏一种正剧意味。权和钱又是没有限度的，无限的目标才具有无限的魅力，人永远不会有停留在某一点上，而感到找不到方向的茫然无聊和厌倦。
“你对厅里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厅长最近有几次这样问我。第一次我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说：“我觉得每一项工作都很顺利，大楼也盖到十六层了，公司也上市了，要考虑的事情厅里都考虑到了。”当他再次这样问我，并特别提到有什么可改进之时，我才有了一丝警觉，他未必是在考我？我说：“就照现在这样就挺好的，要说改进，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改进的。当然省里部里再多拨些钱下来，还可以办几件事。”晚上我打电话给钟处长，先问春节聚会的事，顺便说了马厅长问我的事。他说：“我也说不清，你看看去年十一月七日的《中国人事报》。”他只能点到为止，但这就够了。我想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找，贾处长是很敏感的，就干脆到省图书馆去了。这天的报纸有中组部部长的一个谈话，核心意思是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我心里怦怦地跳着，要抓住要抓住啊，不然这一等，起码又是四五年。
春节那天我去晏老师家拜年，把事情对他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关键时刻，有什么绝招没有？他在纸片上写了四个字：以静制动。又在反面写了四个字：两个凡是。我看了说：“懂了。”我现在什么也不做也不说就是最好的争取。出来时晏夫人说：“我家阿雅在郊区医院学不到什么技术，也不是个长法，能不能活动一下调到人民医院？”阿雅的事我知道，她在那里呆这么多年都忍无可忍了。她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上面来检查的领导打麻将。医院领导给她几千块钱，输光了就完成了任务。这算不算腐败也讲不清，至少不算行贿受贿吧，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追究吧。在这些时候，地位高的人永远是赢家。当然他也不傻，也知道自己是从何赢起，到时候是要回报的。这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我说：“我不是厅长，哼一声就算数的，给我一点时间，半年之内。”晏老师说：“你别在现在为难他。”我说：“现在是有点为难，也许以后就不那么为难了。”
马厅长再这么问我，我说：“我看厅里的事，凡是……只要是马厅长您的决策，都是经过了周密思考的，想有所变动也难。只要是马厅长您作的指示，我们都要贯彻到底的。”他说：“厅里的工作可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少，你替我想想，不要有什么条条框框。”我沉吟了一会说：“想一想我竟想不出来，可能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