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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大厦最后还是没有卖，以每年九百九十万的租金租给了银河证券，把一楼临街的墙打开了，就成了交易大厅，二三四楼成了大户室，四楼以上也由他们分租出去做了写字楼。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银河证券同意接收三十个人作为杂勤工和保卫人员，这样皮箱厂的部分工人就有了着落。我又以大楼作抵押，向建行贷款九千万，在皮箱厂的地面上实施第二步计划。六十万没有拿有点遗憾，但我没背包袱，而且也把事情理顺了。
就像预料的一样，这件事通过冯其乐在厅里传开了。省卫视台不知怎么知道了，派了两个记者来采访我，一问知道是丁小槐给的消息。人到一定的份上，就是有人会把自己没想到的问题想到。我对记者说：“六十万也不算一个什么数目，再说金叶置业来的人也是我一个熟人，别让他们难堪，就不报道了吧。”记者一定不肯放过我，我就提了个要求，用“某公司”来代替金叶，他们觉得这样效果差了点，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同意了。对着话筒我讲了反腐倡廉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道理，又讲了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不能以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权力，手中的权力只是一个多作贡献的机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要以“领导是服务，干部是公仆”的态度对待手中权力。记者一定要我讲讲事情的过程，我就把过程描述了一番，说到“戒烟”一段的时候，记者也笑了。第二天两个记者又来了，说领导很重视，希望我把过程描绘得更详细一些。没有办法，我又绘声绘色描述了一番。过几天电视里放出来，胡一兵打电话来说：“你现在是反腐败明星了，祝贺你啊！”这个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是什么好话。我说：“其实我就是胆子小一点，其实是电视台的人缠着我要拍的。”他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放下电话，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生疏了。连胡一兵都生疏了，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其实是很孤独的。经历了这件事，我觉得自己有了道德的勇气，也有了道德形象，想在厅里办几件事出来。这样想着我心中有一股暖流出其不意地冲上来，我咬紧了牙闭了双眼把头偏向一边，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感到了一种崇高，一种神圣，这种曾经熟悉但已经很陌生的感情笼罩了我。一时间我下了决心要在自己心中重建崇高，重建神圣。今天我有机会了，终于有机会了，我能不好好地认真地做几件事吗？我既然下了决心不发不义之财，就有了凛然正气，就不怕说几句硬话，做几件硬事。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还能不相信自己吗？如果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叫组织上和群众相信我？厅政公开就是我想办的一件事，这个口号提了已经有几年，可没有人认过真，藏着掖着的事还不少。就说各处室的小金库吧，钱怎么来的？数额多少？怎么分配？连我都没有个底，几十个处室，要我一个个去过问，那不可能。要处长们自觉地自我约束，那也不可能。如果把底都翻过来，恐怕也够吓人的。我即使管住了一个两个重点处室，处长也会冲着我有意见，还会很委屈地说出别的处室怎样怎样，反过来将我的军，要求我一视同仁。我的想法，就是让群众参加监督管理，担子也不要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丘冯几位说了，冯其乐说：“可能会有点难度，火一烧起来就会蔓延开的。”丘立原说：“现在农村都搞村政公开了，我们知识分子打堆的地方还不能厅政公开？老池这件事抓到点子上了。”冯其乐再没说什么。厅里作了决定，要把厅政公开作为下个月职工代表大会的主题，发动大家订出一些细则。我想着以后自己开着汽车到处飙就没有那么自由了，也要受群众的监督。为了做成一件事，我作点牺牲也是应该的。
我把这个想法给工会陆主席说了，他说：“池厅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工会当然是支持的。说起来有些人也太不像话了，叫化子烤火只往自己胯里扒，他的手长，只有他扒得到。”他打了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我有点反感，跟我说话就不能文雅一些？我毕竟不是当年的池大为了。他说：“池厅长你去调查一下，我们厅里买的办公用品，批发的比外面零售的还贵，哪里有这样的事？基建处进的建筑材料是什么价格？医政处分钱是怎么分的，丁处长给自己发超工作量奖，一发就成千上万，别人心里有意见，还装作不知道呢。”去年医药管理局成立，药政处撤销，马厅长把丁小槐安排到医政处当处长。我说：“所以这都是问题。我想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搞一个条例出来，先叫各工会小组讨论，厅里不设条条框框，把正确意见形成条例，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通过了就按章办事，我也省点心。”陆主席说：“做这件事厅里有决心没有？我就怕工会真的一动起来，爬到半路厅里又把楼梯抽走，我们就下不来了。”我把手一挥说：“厅领导都统一了思想，谁敢抽楼梯？谁抽楼梯谁就是不敢见阳光，害怕公开性，想堵着别人的嘴，我们大家盯紧他。”他还犹犹豫豫说：“会有阻力的。”我豪爽地说：“办一件事哪有没阻力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才是高境界！怕阻力你就不下河了？”他问：“那职代会只有一个多月了，厅里怎么安排？”我说：“我先作一个报告，让大家知道厅里的决心，吃颗定心丸，畅所欲言。然后分工会小组讨论，把意见收上来，工会归纳一下，形成条例。”他说：“这样好，这样好，池厅长您这么快就形成自己的工作风格了，肯定大家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去了，一分钟以后又转来说：“工会小组讨论，其实还是分处室讨论，大家很难畅快地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说：“在办公大楼还有传达室和家属区专设几个意见箱，发动大家把意见投进去，补充讨论的不足。这一点我作报告的时候也会讲。”
我作了报告后，台下一片议论。“我们这个班子与改革共存亡！”这是报告中最有份量的一句话，大家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句话。看大家兴奋的神态，我感到这件事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心里原来的一点不踏实也踏实了。我在这个位子上，又岂能做个守成之人？多年怀着抱负想做成一点事，现在是时候了。这件事做好了，让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没了根底，说不定经验还会向全省推广呢。
下了班我在门口碰见了小龚，他好像是偶然碰见了我，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他说：“池厅长您今天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把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我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原子弹！”他说：“能在您这样富于改革精神的领导手下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我说：“其实我是想省点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处室，厅里几个人也管不了那么宽。”又说：“我向陆主席推荐推荐，就让你们几个年轻人来整理大家的意见。”他说：“那我还是有点……怕。本来是大家的意见，有人说是我弄出来的，那我就吃不消呢。”我说：“厅里支持你，你怕谁？谁害怕群众的监督，那他是心中有鬼，那我倒要查查他的底细了。”他说：“厅里真有这样的决心？”我说：“你说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这是第一步。成功了还要走第二步，还政于民。这也不是我的创造，宪法上第一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说了就得管用，这样以权谋私就没有基础了。我们当领导的没有私心，不要特殊利益，压着大家不让说话干什么？都快二十一世纪了，还用孔夫子上智下愚那一套吗？在那个套子里再怎么滚也滚不出真正的名堂来，更不用说彻底反腐败了。”他望着我，不认识似的。我说：“你以为我说着玩的？改革改革，不从这里下手，那个改革也走不了多远。”
第二天丘冯两位来到我办公室，冯其乐说：“池厅长你昨天的报告反应还是很强烈的。”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天天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了几十年总不能停在口头上，怎么相信怎么依靠，不能放空炮，总要找到一种途径，至少也要有一个对话的渠道。领导是服务，来点真的，服务还怕监督？干部是公仆，也来点真的，公仆还压着主人？干部是公仆，他们的权力是群众给他们来服务的。这个道理不能停在嘴上，写在书上，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到实处，靠我们这些人自觉那是不够的，要靠制度保证，把监督权真正交给群众，否则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可不能搞叶公好龙那一套啊！”冯其乐不说话，看着丘立原，丘立原说：“我还是支持这种改革的。我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害怕监督，我下楼再上楼就上班了，一个月也用不了几次车，我不怕群众监督。”我说：“事情是我们集体决定的，我们这个班子就与改革共存亡，你们可不能临阵倒戈！”丘立原说：“我的态度一如既往，是支持池厅长的改革的。”冯其乐说：“我还是有点担心，怕乱了章法，削弱了厅里的领导。”我说：“我们就相信群众试一试，他们不懂道理？会乱来？厅里掌着舵，章法也乱不到哪里去。”冯其乐说：“池厅长你真有信心？”我望了丘立原说：“你呢？”他说：“我有信心，我有。”
老冯说怕乱了章法，我想这个章法是什么？无非就是官本位罢了。掌了权就有了特殊权威的要求，自尊心超度敏感，除了上级，其它人谁碰一下也是不可以的，舒少华郭振华就是榜样。又有了特殊利益的要求，手中抓着资源，谁不想多分一点给自己？人嘛。有特殊权威特殊利益就有了特殊标准，自己就是标准，就是价值尺度。为了维护这个标准，就千方百计把别人的口封起来。思想解放到了今天，真解放假解放就看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改了一切都改了，这个不改，一切改的意义都有限。哪怕我自己是个官吧，我也想碰一碰这个东西。改革不改自己，就是一句空话。靠什么领导？不靠行政权威，靠人格魅力。这时我突然想到一个词，非行政性权威。想到这个我很兴奋，将来总结经验，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凭职位压着别人服气，那不叫本领，甚至也不叫领导。这时我头脑中冒出一连串的词，我连忙用笔记下来，怕忘记了，将来都可以写到经验总结中去。
过了几天各工会小组讨论了，我把讨论纪要找来看了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建议。我还有点失望，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敞开说话。再过几天陆主席提了塑料袋来找我，说：“书面意见都在这里了，大概有一百多份。”我说：“沉默的人还是大多数。有署了名的没有？”他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抓起一把看了看，大多数都是打印的，竟没有一个是署了名的。我说：“大家还是有顾虑。原来的领导方式几十年一贯制，现在让他们作主人，一时还不习惯啊。就像哪部剧里的贾桂，让他坐，他说站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