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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了我想，小龚倒还是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人，不傻。倒退十年我倒愿跟他交个朋友。可现在是现在，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就由不得我不坐在这个位子上考虑问题。有想法可不是什么好事！有想法也得给我把嘴闭紧了，装个哑巴。还在会上说，那还了得！还有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哪来的方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倒想原谅他算了，他并不坏，还可以说是好人。可原谅了他这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行！这时我感到了自己的情感本能的判断和从这个位子作出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前者须服从后者。人们常说某某人一上去就变了，他坐在那个位子上，不变行吗？卫生厅是我的领地，在我的领地上我得说话算数，还容得别人来多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碰到黄主任就问到那天开会的情况，他惶恐地说：“我开始在看报纸，也没听清是谁在说什么，后来就上厕所去了。小龚他是说了几句不应该说的话。”我说：“有人在会上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你应该站出来顶回去，形成健康的氛围，引导舆论的方向。在卫生厅工作，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职责，要讲政治、改革开放更要讲政治。还要讲正气，这里容不得歪风邪气。那些人我不得不提醒他们，他要想一想自己不好好工作，分流下岗了他到哪里去，他还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下次开大会我要重点讲，刹一刹厅里的歪风邪气。你不要因为自己多拿了点奖金就好像欠了谁的，心软口软，腰杆子要挺起来。大家都挺起来，阴风就刮不起来。奖金是厅里的，不是他们的。”黄主任连连说：“只怪我没认真听，只怪我看报纸去了，只怪我正好又要去厕所了。下次，下次。”这样我在心里决定了要调动龚正开的工作，这样的人不能在办公室。我绝对不能让下面的人感到自己是有一定的主动性有一定的权利的，哪怕是议论的权利也不行，不然很多事我就没法做了。要求对话的渠道？笑话！一对话那几十个问题都要提出来讨论，那怎么可能？有了你的就没了我的，这个话怎么对？还政于民？笑话笑话！早些年我对这种状况不满，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你图嘴巴痛快？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这样想了我犹豫了一下，这个决定违背了我的本性，我池大为不是这样的人。可马上我又对这种犹豫产生了犹豫，我要这么心软，以后谁会怕我？威信一倒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龚正开必须受到警告，付出代价，这才符合我真正的本性。这样想着我深感历史并不荒谬。有些人一生潦倒是必然的，他们只能如此，哪怕他们是人杰是圣者，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历史并不荒谬，甚至荒谬其实并不荒谬，认为历史荒谬是浅薄的。事情只能如此。
这天晚上正好胡一兵来了，我就把小龚的事给他讲了。我说：“我这个人可能不是当官的材料，明明知道该下手的时候，就是下不了手。”他说：“想不到你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要是我我就要把他提拔上来，算个人才！他看事情真看到点子上去了，比有些名人还清醒。我前几天看了《生与死的选择》那部电影，反腐败的杰作，报纸上炒得火红我就去看了。我看了叹了三口气，一叹黎市长没有舍家舍己的勇气怎么办？二叹省委汪书记也参与了腐败怎么办？看了的感想是反腐败全凭人性的伟大，可伟大不起来怎么办？于是又叹了第三口气。整部电影就在宣扬清官意识，观念太陈旧了，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这一套不放手！这是教育我们老百姓呢，还是愚弄我们老百姓？弄出几个榜样让你们这些人去学，也给老百姓一点安慰，这不是笑话吗？作者是个名人，还比不上你的小龚呢。”我说：“这么说起来那我还得提拔他？提拔了别人也学了起来，我就被动了。”他笑了说：“这样的明白人多了几个，并不是你厅长之福。这个小伙子是不错的，但事情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我点头说：“好，好。”
这样我指示人事处把龚正开调到中医学会去，让他去跟尹玉娥作个伴。他想不到的事还多呢。既然他说了不要抱任何幻想的话，那就让事情应验了他自己的话吧。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低看了他，但正因为如此，我得给他一个警示，也给别人一个警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作为池大为我愿意跟他交个朋友，作为池厅长我得让他摔一跤，不是我想要他难堪，而是我不得不让他难堪，我只能如此。我甚至希望他能理解我的难处，池厅长不是池大为，我是一个角色，只能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有必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犹豫徘徊，让自己为难。也许有一天，我要用他，但先得熬一熬他的性子，少年气盛，不知道事情不得不那么冷漠残酷，不是谁想宽容就可以宽容的，熬几年就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了，信口开河可不是喝蛋汤！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小蔡调到了厅办公室。我并不欣赏他，更不相信他拿着四千二的那个等级会口服心服，以至别人发牢骚了他还要来汇报。这不是君子做的事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讲道义讲原则，小人则只讲功利。若有朝一日我倒台了，小蔡他的脸比谁都翻得快，尽管他今天捧我捧得比谁都恭顺细致。翻脸和恭奉其实都是出于同一原因。这样的人，我得警惕。但我还是决定给他一点鼓励，他是个明白人，我身边需要几个明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些事情单纯地看没有道理，但放到结构中看就有道理了，没有道理就是其中的道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胡一兵还有刘跃进开了车回家乡去。我坐在胡一兵的车上，大徐开了我的车跟在后面。快到丘山县的时候，胡一兵说：“是不是叫庞县长开车过来迎我们一下？”我说：“算了，摆什么摆？我还没有精力来对付他们。”入了县境刘跃进说：“前面就是下元村了，我们当年还在那里搞过调查的，是不是拐过去看一下？”就拐上了乡村公路。开了一段路刘跃进叫道：“停车”。胡一兵就把车停了。刘跃进指着远处一棵树说：“那年我们还在那棵苦楝树下烧野兔吃。”我们走了过去，刘跃进踢着一片杂草说：“就是这里。”我过去把草翻了一下，一点痕迹也没有。胡一兵围着苦楝树找了一圈说：“当年我把树皮削掉一块刻上了名字，找不到了。刘跃进你记错了地方没有？”我帮着去找，在手伸不到的地方有一块树皮光滑一些，我仔细看了，隐约还可看出“胡一兵”三个字。我说：“你看那是不是？二十多年了，你还低着头找！”胡一兵踮了脚摸着那一块树皮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许有一天我死了，我的名字还活在这棵树上，永垂不朽。”进了下元村，老百姓的房子比当年好些了，别的也没什么变化。很多小孩子围过来看，我们没下车，转了一圈就走了。
晚上我们去看班主任岳老师，他退休在家很多年了。岳老师又老又病，从床上爬起来。抓住我们的手就不肯放了。胡一兵说：“学校里怎么还让你住这么老式的房子，我明天跟庞县长说一声，叫他给侯校长打个招呼！”岳老师说：“要见上帝的人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你们没到我这一天，体会不到啊！我一辈子没有什么能说上口的事，有一点骄傲的本钱就是有你们这些争气的学生，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当了教授了，厅长了，知名企业家了。有学生如此，我一辈子清贫也值了，天下支柱，国家栋梁！”岳老师的激动让人惭愧，他以为我们还认那个真呢。想认真也没法认真！谁认真谁走投无路寸步难行一生潦倒一败涂地，我也不是没认过真的人啊。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岳老师流了泪，我心里也只想哭。
回到宾馆，省卫视频道正在播放“惠利之夜”的文艺晚会，李智正在描绘惠利集团的美好未来。而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卫视台的常青藤杜芸。从全国赶来的明星们一个个在台上出现，有模有样。李智这么有模有样，杜芸也这么有模有样，而岳老师却如此潦倒，我心中被堵着了似地难受。又看到文副省长也出席了晚会，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胡一兵说：“明年最迟后年，看哥们我的吧，哥们我也会来这么一手呢，不就是几个钱吗？”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中，躺下熄了灯说话，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以前。我们说到班上的同学，有人仍在大山深处当一个艰苦度日的农民，说到当年半夜口渴却停了水，几个人到井边把吊桶摇上来喝水，又说到那年搞农村调查的事情，说到青春的信念，这信念曾像日出东方一样坚定。突然，都沉默了。我们今日的成功超出了当年的想象，可真诚和信念却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只要将目光转向现实，思维就本能地驶向另一条轨道。在那里才有成功，而成功就是一切，别的说什么都变得意义暧昧，成为多余。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爱，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第二天中午请老师们聚餐之后，胡一兵刘跃进分别回家。我开了车，回山里去。县卫生局常局长一定要陪我去，我要他陪家人迎接新的千年，他怎么也不肯。把车停在乡政府，常局长陪我上山，熊乡长也跟上了。
听说我回到三山坳，全村人都出来了，都挤在秦四毛家门口。我是村里出的一个人物，是他们的骄傲。我在村里走了一圈，没有很大的变化，山还是山，树还是树，房子也还是那样简陋。若不是人的兴衰，时间就像没有从这里经过。秦三爹死了，马七爹也死了，我八八年跟董柳来的那一次他们还在。当年住的那间土坯小屋已经不在了，那里生长着一片小白菜。回到秦四毛家门口，我把准备好的信封拿出来，四十七个，每家一个，里面是两百块钱，我能为他们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马二虎我给了他四千块钱，当年父亲入土，用的是他家的寿材。这样做了我心里还有点不安，他们太穷了。我临时决定支助村里那九个在读中学的孩子，每人每年七百块钱。
我要到父亲坟上去，都要跟去，我没有答应，就一个人上路了。七里山地，我走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很多年没有享受过这种宁静了。大山让人感到生活在它的怀抱之中是多么幸福，明知这是一种幻觉，我仍在幻觉中沉醉。
远远地看到父亲的坟，锥形的坟头已经扁平，被枯草覆盖。我心中忽然有一种怯意，不敢这么走过去，似乎活着的父亲在那里等待了很多年。上坟也需要勇气，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踏着枯草慢慢走过去，在坟前站住了。在这里，一个叫池永昶的人，我的父亲，已经沉睡了二十多年。他曾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路经世界，然后，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消逝了。今天，我站在这里，在风中，在夕阳下，与父亲的灵魂对话。在这一刻，我不能相信那样一种冷峻的唯物主义，我强烈地感到了灵魂存在，生死相通。风在我的肩上，风中弥漫着枯草的气息，那样一种裹着干涩微香的熟悉气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息之中，父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