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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让王孟激动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立刻飞到美国找到这个大律师。
二
2001年3月，王孟报了个赴美旅游团再次来到美国。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他便脱离了旅游团，坐上来接他的福建人的汽车直奔旧金山，去见那个可以将他带到“天堂”的美国大律师。
在旧金山一家咖啡馆里，王孟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美国大律师。此人也是中国人，60多岁的年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西装革履，很有派头。福建人给双方做了介绍，大律师伸出肥厚的手掌，轻轻地与王孟握了一下，让王孟莫名地激动了半天。
双方落座后，大律师先开了口：“我叫哈里……吴，你可以叫我哈里。”大律师的这个“吴”字出来得比较犹豫，这是因为哈里。吴这个名字在美国的各个华人社区里几乎是路人皆知。都知道是那个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上窜下跳，竭力攻击、诽谤中国司法部门关于监狱、劳改等方面的政策，并以极其卑劣的手法炮制了多起旨在污蔑中国人权状况的吴弘达。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的反应是，就像听到吊死鬼的名字一样立刻一言不发起身走人。而且，由于吴弘达在中国进行非法活动时使用过这个名字，他也怕王孟会因为自己过去的劣行而敬而远之。但是，平时不读书不看报的王孟却丝毫没有听出吴弘达的犹豫来，仍然喜形于色地忙着给哈里大律师倒咖啡。吴弘达抬手制止了王孟的讨好举动，说道：“你不要动，服务生自然会倒的，这里不是国内。”
王孟连声说“是，是”，放下了咖啡壶。
吴弘达问：“听说你想来美国，怎么，受到了什么迫害吗？”
王孟傻乎乎地说：“迫害倒没有，就是混不下去了，想到美国发展发展。”
一旁的福建人听后连连给他使眼色。一看此人不太“上路”，吴弘达顿时失去了兴趣，起身想走，并信口问道：“混不下去也不用非得来美国呀，你是干什么的？”
王孟说：“在一家监狱里当个三产公司经理。”
“监狱”这两个字立刻刺激了吴弘达敏感的神经，他又坐了下来，说道：“监狱，哪家监狱？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介绍介绍。”
为了出国，王孟早忘记了原则，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吴弘达越听越有兴趣，虽然王孟没说出什么他想要的“猛料”，但一个罪恶的计划正在他的心中渐渐形成。
等王孟说完，吴弘达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王孟热情有加。他说，虽然目前王孟全家来美国办起来有点困难。但是自己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都有熟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王孟在感谢的同时又吞吞吐吐地问起办这些事情的花费，吴弘达豪爽地表示，钱不是问题，我先给你垫上，等你到美国找到正式工作后再慢慢还。王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激动得真想跪下来给哈里律师磕三个响头。
2001年4月，王孟回到国内一个多月后，哈里的电话如约而至。在电话中，哈里说目前正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找关系斡旋，一俟事情有了眉目就马上通知他。又过了3个月，焦灼不安的王孟终于等来了哈里的电话。在电话中，哈里要他们一家3口马上起程到北京，找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莫先生，这个莫先生将为他们一家办好赴美的签证。事不宜迟，王孟全家立刻动身，星夜兼程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王孟顺利找到了奠先生。莫先生显然早有准备，他把王孟一家带到一间咖啡店，详细地询问了王孟一家的个人情况和王孟夫妻的工作情况，随后，莫先生带走了吴弘达电话中让王孟准备的申请赴美定居的所有资料。最后，奠先生煞有介事地对王孟说两天以后听消息。
两天后，莫先生再次约见了王孟，但是告诉他们的却是坏消息：他们一家不能赴美。理由是王孟的孩子还不满18周岁，需要监护人和资金担保，而办这个手续则比较复杂。王孟感到好像一盆冷水兜头泼来，心中凉了半截。他哪里想得到，这一切都是“哈里律师”——吴弘达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三
回到家后，王孟很快就接到了哈里的电话，在电话中，哈里说已经知道“出了岔子”，并安抚王孟不要丧失信心，他会继续想办法。
2001年8月中旬，哈里“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他已经通过朋友安排妥当。这次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让王盂全家办理一张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然后他再通过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朋友给他们全家发放赴美签证，并且王孟一家到俄罗斯旅游的费用由他全盘负责。
对哈里的“特殊关照”，王孟真是感恩戴德，只觉得做牛做马也无法报答。赴俄罗斯旅游签证是小菜一碟，只要找个旅行社报个团就行了。9月，王孟全家办好了赴俄罗斯的旅游签证，打点好行装，变卖了一些不能带走的大物件，然后热烈地与亲友们告别，准备一去就不复返了。2001年9月13日，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王孟一家随着一个旅行团来到了俄罗斯著名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让王孟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见到的第一个迎接他的人竟然是哈里。看到王孟有些发愣，哈里哈哈大笑，上前热烈地与王孟拥抱。此时，从停在旁边的一辆面包车里突然冲出几个带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人，冲着正在拥抱的王孟和哈里一阵狂拍狂摄。王孟有些疑惑不解，演完了戏的哈里解释说这些都是他的朋友，是一同来接王孟一家的，拍几张照片是留个纪念。王孟也没有多想，带着妻子孩子钻进了面包车。车子发动后，一溜烟地开到当地一家不错的宾馆里。
吃过晚饭，哈里来到王孟的房间，邀请他下楼接受“采访”。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王孟有些措手不及，“采访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可采访的？”哈里摊牌说：“白天那些人都是外国著名新闻媒体的记者，比如《纽约时报）、亚洲自由之声、英国BBc什么的，我邀请他们千里迢迢地来采访你是很不容易的，是你的幸运，你应该高兴才对！”王孟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接受什么采访，本能地加以推辞。哈里马上变了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次为你们全家办理赴美签证是经过美国国会特别批准的，接受采访是必须的条件，你只有好好配合采访，你们一家到美国的事情才会顺利！”随后，哈里加重语气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想退已经来不及了。我实际上不是什么律师，我的身份是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主任，这个组织你们中国政府很不喜欢。我的中文名字叫吴弘达，想必你也听说过，中国政府也不喜欢我。那些记者在海关口岸已经拍了不少我们合影的照片，你如果去不了美国，回去之后中国警方一定不会放过你！”
吴弘达的话使王孟的脑袋嗡嗡作响，惊出一身冷汗。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域他乡，惟一能帮助自己的只有这个吴弘达，事到如今已别无选择，只能按他说的做。抱着一丝侥幸心理，王孟说：“好吧，我听你的，只是不知道他们采访什么内容？”“是有关中国监狱的内容，都是你熟悉的。要知道对于你们这类赴美签证美国国会要求很严格，你要好好配合，能不能顺利过关，就全看你的态度了。”
接下来的情形完全按吴弘达设计的样子进行：在一间布置停当的房间里，摄像机前是王孟苍白而恐惧的脸，他首先接受的是《纽约时报》记者“循循善诱”式的“采访”：你所在监狱的犯人人数，是否生产出口产品，都是什么类型的产品等。那个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准备得十分充分。而王孟呢，看着吴弘达的脸色一一作答，如果他的答案令吴不满意，他就马上改口，直到吴的脸色缓和了，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就这样，在吴弘达的微笑里，“采访”完成了，王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最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不低，王孟还在一张纸上画出本单位领导的职务级别图，并说如果监狱长是一级，那自己就相当于四级，暗示自己的身份不低，这更加令吴弘达满意。
第二天，吴弘达撂下一句话：“我现在就飞回美国给你们办手续，你配合得很好，相信国会那边会满意的。很快签证就会下来，你就留在这里等消息吧。”扔下一点儿钱后，乘飞机回美国了。
由于吴弘达留下的钱不多，王孟一家不得不退掉了宾馆昂贵的套房，在当地租了一间便宜的民房，静待“佳音”。十几天望眼欲穿的等待过后，吴弘达的电话来了，他首先告诉王孟的是起初答应的采访内容不公开发表的承诺已无法兑现，王孟胡编乱造的话被夸大渲染后登上了2001年10月的《纽约时报》，并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接下来的消息更是给了王孟致命的一击。由于王孟是警界人员，所以美国国会没有批准他的特殊签证。虽然王孟在电话中一再解释自己不是正规警察，只是普通的编外人员，吴弘达却表示无能为力。这意味着王孟折腾大半年，像提线木偶似的被人牵来绕去，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最终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走投无路的王孟在电话里苦苦哀求吴弘达再想想办法，但吴弘达却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到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或许还有一线希望。王孟听后气得浑身发抖：“去难民庇护所申请避难，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要到美国定居，不是当难民，要当难民我还找你于吗，你这不是在耍我吗！“可是，电话的另一头，早已传出嘟嘟的盲音。
此后，这个大半年来一直非常“热心”帮助王孟的吴弘达，仿佛从空气中蒸发了一样，没有了任何音信。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王孟一家人像一堆垃圾似的被遗弃在西伯利亚瑟瑟的寒风中无人同津。
直到此时，王孟才彻底醒悟到上当了，吴弘达根本就没打算给他们全家办移民，只是利用他而已。夫妇两人在租期已到的小屋里抱头痛哭，苦涩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是被骗的伤心还是美梦破灭的懊恼。
四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王孟把妻儿送上回国的列车后。去了一趟莫斯科。在莫斯科联合国难民庇护所，王孟了解到，像他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要以难民身份申请留美，不仅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批准就再也不可能重返祖国，再也见不到亲人们。
到了此时王孟真是走投无路，万念俱灰。
在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后，王孟不得不于2002年初重返祖国。
追悔莫及的王孟这样表达自己的忏悔：“……也许等待我的将是法律的惩罚，但是我心甘情愿。如果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珍惜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用毕生的精力，向世人揭露吴弘达的丑恶嘴脸，提醒中国人不要上他的当。现在有人想出国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这本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能不择手段，成了别有用心的人的猎获对象，一旦被人利用，轻则众叛亲离，重则损害祖国荣誉。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想出国的人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千万不要给祖国抹黑！‘’（注：文中王孟为化名）
美金颠倒了他的人生
锦密安
2003年2月28日，在北方B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审判长庄严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被告人金富犯有为境外机构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依法没收被告人作案使用工具美能达照相机一架、数码摄像机一架及芯片6张、数码录音笔一支、摩托罗拉V998＋手机一部及非法所得美金60900元。
被告人金富低垂着头，流下了悔恨的泪，认罪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自台湾而来的表弟
金富母亲姐妹5人，其中二妹解放前跟随国民党军官丈夫逃到台湾。他们逃台后与大陆亲属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在台亲属开始寻找大陆亲人。经过几番周折，台湾的二姨终于与北方亲人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金富的二姨、二姨父带着儿子李一林回到了大陆探亲。
亲友们热情款待海外归来的亲人，相互倾诉着离别的悲苦和重聚的喜悦。身居要职的金富举止端庄、谈吐不俗，引起了海外归来的表弟李一林的注意。暗地里表弟对表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李一林可不简单。他是金富二姨的小儿子，台湾军校毕业，曾在台湾海军服役，上过舰艇，也曾做过对外接待工作。李一林转业后没有正式工作，后被台湾军事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