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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陈伯达不无担心地问：“他们能服气吗？”
康生大声说：“反军乱军，分裂中央，矛头直指周恩来，罪够大的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至此，王、关、戚三人当牺牲品已成定局。
逮捕他们是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分别被通知前来开会，王力、关锋先到，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戚本禹。他刚刚落坐，江青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这才发现，气氛有些异常。
过了片刻，一个军人拿着档案袋进来，送到江青面前。江青抽出档案材料，看罢，递给旁边的康生。康生不动声色地斜觑一眼材料，用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扫视会场，说道：“最近，中央文革内部出了问题。一个是有人反军乱军；一个是有人组织‘五·一六兵团’分裂中央。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政治局决定处理此案：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惊呆了。为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分昼夜出谋献策、冲锋陷阵，如今却落个阶下囚的结局，命运的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些！他们惊愕、紧张、不解地望着康生、江青，可是那些熟悉的脸忽然变得极其陌生了。
“咔嚓”几声，他们戴上了手铐，被押出了会议室。
据目击者披露：戚本禹听完逮捕令，面呈土色，两腿筛糠。他被戴上手铐、押上囚车时，口中连呼数声：“江青，江青！”惶惶若丧家之犬……。
江青此刻心中什么滋味？不得而知。在这之后不久，江青患了神经衰弱症，离京到杭州疗养去了。
王、关、戚的倒台，是局势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1967年8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的代表开会，对反击“揪军内一小撮”和“5·16兵团”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8月中旬，“五·一六兵团”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成员首先受到打击。
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单位的76个红卫兵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
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1000多个单位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帮兵团’大会”，批斗了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的头目和骨干成员张建旗等人。
在此前后，《解放军报》社的一些人，将有操纵“五·一六兵团”罪名的总编辑揪出来示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五·一六兵团”有密切组织联系的“6·16兵团”也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