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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都没什么大起子。”
上了楼，我爱人睡眼惺松地给我们开了门，见有客，又倒水又送烟，并为许立宇支了张折叠床，抱来干净的被褥。
“床窄点，凑和睡。”我爱人抱歉地说。“没关系，”他说，“我回家也得搭床，这就很好了。”
许立宇坐以床上，左顾右盼打量着我家陈设，啧啧你叹：“真不错，布置得真高雅，还是你行。”
“你别骂我了，还高雅呢，穷对付吧。”
“真的真的，我要是有这么一家，也就知足了。”
“这还不容易么？你们开车的手里一般不都趁俩钱？”
“看跟谁比了，看怎么说，哎，不提那个，没劲。哪天我跟你好好聊聊。”我以为许立宇今晚要跟我大谈人生，抡圆了感慨一番。可我上了趟厕所回来，发现他已经脱了衣服，躺以被窝里舒舒坦坦地睡着了。他的脏球鞋臭袜子扔在一边，室内弥漫着熏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十二
许立宇打算出国前几年就露过这话。那时他挺得意，可遇到有的朋友出国，他还是十分羡慕。包括我当时都有那种心理，认为出国和飞黄腾达是同义语。
有次我们送一个去阿根廷淘金的朋友赶飞机，在机场路被莫名其妙地堵住了。那个朋友很着，怕误了航班，可路口的警察就是拦住所有的车不放行。这时，一个庞大的国宾车队在警车的开道下，风驰电掣从后面一路开过来。大家着那些车里坐着的外国人和陪伴他们的中国人就骂：“牛什么呀？不就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当国宾车队的最后一辆开过去后，许立宇抖了个机灵，一踩油门跟了上去，对我们说：“咱们也享受享受鬼子的待遇。”
飞机倒是没误，可许立宇的车牌却被交通警察抄了下来。当我们从机场出来时，在第一个路口便被警察拦了下来。一个十分年轻警察冷漠地挥挥手让许立宇的车靠边，然后上来要他的驾驶本，装进自己口袋便回了岗亭。许立宇忙一溜小跑跟过去，又赔笑脸又递烟，那警察看都不看他递来的烟：“你少来这套！”许立宇再三央求，问警察他违了哪条章？警察就是不理他，照旧指挥他那个忙碌的路口的来住车辆。直到许立宇磨破了嘴皮儿，说尽了好话，警察才孟地掉过脸，指着他大声呵斥：“你算干嘛地的？也配跟着国宾车队走？这么多车这么多司机就你聪明？今儿你算聪明对地方了！等着吧，呆会儿市局的人来提你，为什么尾随国宾军队？相搞杀呀？”
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个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体户了？那人掏头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呵。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他连连摇手：“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呵？”
“那怎么啦？”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呵，许爷，这就装裹上了。”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行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伙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十，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