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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没有啥竞争力了，因此，这种成功的含金量也就大打折扣，所以，如果刘亦婷真的想展示一下自己实力超群的话，最好把具体职位、具体的职位竞争者素质，以及具体的职位竞争者数量展示出来，不要笼统地来个“在北美近万人竞聘100个职位的激烈角逐中胜出”，这会让很多人把她误解成“天才”的。
给我聘书的是波士顿咨询纽约分部。纽约分部在2003届哈佛本科生里共招了两人，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61页）
在刘亦婷的自述里，会不经意间甩出一个吓人的头衔来，比如上面这段引文中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那么，刘亦婷为什么不这么写呢？“另一个幸运的女生名叫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棕色头发、特别爱笑的可爱女孩。”而偏偏用了生硬的“哈佛学院的学生民主党主席”这样的官衔来形容她呢？这无非是想告诉大家，只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能被聘用。
结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有其合理性。但是，名不符实的榜样、错误选择的榜样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又是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家长们不能马虎，不能人云亦云。而对那些热衷制造榜样的家长朋友来说，也请你们少一些功利心，多一些责任感。如果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教育经验的话，不要刻意夸大，不要刻意造神，不要报喜不报忧，只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这几个要求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
分数挂帅思维依旧
应试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分数挂帅。刘亦婷进了哈佛之后也没有改掉这个思维习惯。我们可以从《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的刘亦婷自述部分看出这点。试举一例：
大一期末考试后，数学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按学校的规定，一般不允许公布学生们的考分名次，但我由衷地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第一学年结束时，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邀请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他组织的鸡尾酒会，并邀请在第二学年担任评改学生试卷的工作（他教的是1000多人的大课），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二的时候，因为数学好，我得到了一份数学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微积分（享受奖学金的哈佛学生需要在校园打工挣到买书买衣服及零用的钱）。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成绩好，表达清楚，应变能力强”，我被学校的数学系聘为微积分课的学生助教。大三开学后，有一次妈妈在网上查阅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搜到了哈佛的课程安排公告，发现了我的任课时间，她还特地下载了那个网页，让爸爸和她一起“感受女儿另一种形式的存在”。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49页）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刘亦婷颇为自己的“学习好”感到自豪。可是，在哈佛，在美国大学，学习好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历来是强项。比如，GRE是美国大学生毕业后读研究生所必须要考的科目，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数学是他们最头疼的了，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数学就是小菜一碟，有一些理工科的学生甚至戏称，用脚答都可以得满分。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聪明吗？根本就不是。其实，中国的中小学生到了美国数学几乎都是尖子，甚至被惊叹为“天才”。但这绝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这是超强度机械训练的结果，只能证明学习任务太重，中国学生数学学得太苦。
我听一个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外国教授来中国菜市场买菜，一个很简单的账目都要拿出计算器来算算，并非这个教授乃白痴一个，而是美国人压根不认为学会算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所以从小没有刻意在这方面过多训练。
写作《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黄全愈博士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件事情已经司空见惯。
我儿子矿矿在其他同班的美国小朋友还在捏着指头学算10以内的加减法时，已会多位数乘除法。据说，有的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孩子到美国学校注册，经过简单的问话，学校说：“你们孩子的数学三五年内都够用了，小学都不用学了……”
从中国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农村小学来的，或者在国内读的是慢班，许多也能在美国同学面前臭美臭美。
去年，儿子上8年级，相当于国内的初二，但每天清早6点29，他必须到屋外去等高中派来接他的校车，到高中去上几何课，然后再由高中派车送他回初中去上其他课程。即使跳级到高中上几何，他在班里也是前几名，觉得很轻松。
像这类跳级学习，不仅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还发生在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子女身上。但是，这些在美国中小学的跳级生若回到中国，恐怕都会成为留级生！
但是，黄全愈博士却不像刘亦婷的家长那样把学习好当作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对中国学生学习好这个现象颇不以为然，他质疑道，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击败众多对手，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各种个人奖和集体奖，然而在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高校的专家教授能获此荣誉？为什么曾在中国受过教育的留美学生的孩子们，在美国的学校里大多都能出人头地，风头十足，却在成年后落在后面呢？为什么起点超前，而终点落后？这是不是中华民族一大困惑？
黄全愈博士通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
创造力不同于智力。创造力包含了许多非智力因素，如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等等都是非智力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以是一个依赖性很强的人，一个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摧毁常规障碍的人，甚至可以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或者懒惰的人。但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必须是非常有独到见解、独立性很强的个性完善的人，必须是一个在常规势力面前百折不挠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记忆力、丰富的想像力、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清晰的判断力的人。
创造性就像种子一样，它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施肥、培养才能发芽、生根、开花、结果。
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我的美国教授总是爱说：“没有提问，就没有回答。一个好的提问比一个好的回答更有价值！”
我欣赏他的哲理性语言，我更赞赏他在营造培养创造性的环境！
（引自《中国青年报》《创造力可以教吗》文黄全愈）
所以，看了刘亦婷的这句“我由衷的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我不仅没有对刘亦婷心生钦佩之情，相反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我认为，刘亦婷即使进了哈佛读书，也没有领悟哈佛大学乃至美国教育真正的精髓所在。她没有认识到，美国人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
“学习”仍是头等大事
前文提到，刘亦婷的家长从小就给刘亦婷灌输“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而刘亦婷家长所谓的“学习”，并非那种独立自主的学习，不是那种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的自动自发的学习，而是为了“分数”，为了“重点中学”，为了“名牌大学”甚至“高考状元”的被动学习。简单来说，就是以拿学历、拿学位为目的的应试性学习。不得不承认，这种长期灌输对于刘亦婷来说是相当有效的。可以说，在刘亦婷心中，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刘亦婷进了哈佛，这种思维依然明显存在着。在《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中，刘亦婷谈到了自己毕业后的打算，当然，继续学习是她首先想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组织管理型”学生（特点是：擅长统筹兼顾，喜欢与人打交道），最吸引我的不是清静的书斋或实验室，而是风起云涌的市场。因此，我不打算走“直接考研、接着读博”的学者路线，而是准备先工作几年，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再进商学院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算起来，我还要5年左右才能完成在美国的求学计划，届时再看有什么新的发展机会。
（引自《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57页）
我们看到，刘亦婷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便开始盘算什么时候读MBA了，而且还详细地制定了5年计划。这种拿学位的学习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是头等大事吗？或许刘亦婷应该读一读下面这篇文章。
要经理不要MBA———终结MBA神话
“每个MBA毕业生都应该在自己前额烙上骷髅标记，并写上不适合做管理人员的警告。”这是在全球管理界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兹伯格（Henry Mintzberg）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书《要经理，不要MBA》中的一句原话。该书把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MBA们一瞬间投入地狱，MBA的辉煌神话几乎在一夜间被打破了。……
在《要经理，不要MBA》中，明兹伯格教授提出了一个令很多MBA毕业生们歇斯底里的观点：企业不应该雇佣MBA毕业生，因为教室和课堂根本无法培育出企业的领导者。
早在2000年，明兹伯格在接受美国《快速企业》杂志采访时就曾说：“我们现在正在创造一个新贵族阶层，认为某些人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课堂里学习了一些管理知识就有权进行企业的管理和领导。但是，教室里是培养不出企业领袖的，何况现在的商学院是在用1908年的产品、1959年的战略来培养所谓的管理者。如果你真想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管理者，那么你就需要在一个有其他管理者的环境中，这才是对领导能力的培养。”
明兹伯格在《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企业不应该雇用MBA，因为他们不是好的管理者。明兹伯格有一句名言，“MBA是以错误的理由用错误的方法教给了错误的人。”明兹伯格声称，“试图把管理学教给一个从未进行过管理的人，就好比把心理学教给一个从未接触过其他人的人。在走进课堂时，很少有MBA学生带着来自经验的谦卑。他们所讨论的个案研究，与他们做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在《要经理，不要MBA》一书中，明兹伯格教授给管理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认为管理是经验或者称手艺（craft）、经营洞见（art）以及科学分析（science）三者的结合。他认为，传统MBA教育过于偏重各种理性分析技能，鼓励了一种“精于计算型”的管理模式，而忽略了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而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明兹伯格明确指出，“技术分析型”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均衡、有献身精神的管理者，他们的管理模式可以被称作“全心全意型”。
早在10年前，明兹伯格就一直在关注MBA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并选取了19个曾在1990年被哈佛商学院评为“MBA超级明星”的毕业生作为跟踪研究对象。根据明兹伯格的研究表明，10年后，这19个当中有10个人的职业生涯几乎称得上是灾难性的，他们或是被董事会解聘、或是其所经营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厄运，其中就包括一度曾经颇受公众瞩目的美国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总裁富兰克·罗伦佐（Frank Lorenzo）。
按明兹伯格教授的观点，美国企业的主要弊端，以及它们日渐失去公众尊敬的原因都在于美国式的MBA世界观：精明、善于分析，并确信管理技巧能从一家公司搬用到另一家公司，无需长期从事任何特别行业积累经验。……
对MBA教育持批评态度的人并非明兹伯格一个，目前美国和欧洲很多顶尖管理学院的教授们都开始对MBA教育体制进行反思。明兹伯格出版的《要经理，不要MBA》一书，被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看作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宣言，它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处在热潮中的管理学教育而且也使人们开始更为冷静地思考看待这种教育的方式。
（节选自2004年5月5日 《青年时讯》文王言）
“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观念并非刘亦婷所独有，很多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思维，他们一遇到就业困难，一遇到生活上的压力。想到的不是坚持，不是寻找创业的机会，而是读书，学习，继续拿学位，硕士、博士地一直读下去。这些人可以称得上“学习”的巨人，“思考”和“实践”的矮子。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