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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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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拿学位,硕士、博士地一直读下去。这些人可以称得上“学习”的巨人,“思考”和“实践”的矮子。如果“学习”是头等大事的话,那么“独立思考能力”处在什么地位呢?实践处在什么地位呢?
  在今天的社会里,独立思考能力更是杰出人才最重要的一项素质。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独立的思维能力。如果只是机械地将老师教授的内容记忆下来,不是真正的好学生,因为这只是机械地记忆。在谈及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的印象时,他说,中国留学生勤奋,聪明,有良好的组织能力,但希望他们能有独到的见解,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牛津大学的教学目的所在。
  而实践经验更是无价之宝,明兹伯格教授对于MBA的批判其实主要集中在这点上。他认为“经验恰恰只能从实践中学习,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可以说,“学习是头等大事”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思维,真正的杰出人才只会把“思考”和“实践”当成头等大事。只有专心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专心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今日社会所需的一流人才。
  科学精神依然缺乏
  由于考试完全是从书本到书本,靠记住标准答案就能得高分,中国学生普遍缺乏科学精神。专门从事“学术打假”的方舟子对科学精神有如下阐述:
  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探索、怀疑、实证、理性。除了探索精神可能是人类先天就有的,其他3个方面都需要后天的培养,也就跟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些精神,虽然偶尔也会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诲,但更多的是强调对权威的盲从,缺乏怀疑精神,更没有实证、理性精神。要让科学精神在中国扎根,就应该在科普的时候注重弘扬科学精神,方式有多种多样,例如批判伪科学、破除迷信就是一种很好的弘扬科学精神的方式,教育一般的人对惊人的说法、“特异的现象”不要轻信(怀疑精神),要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实证精神),理性地对待(理性精神)。
  (引自2004年6月3日《浙江科技报》)
  按理说,刘亦婷到了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应该很有科学精神了吧。可惜,我看她在那里只学了一些皮毛而已,而并没有领悟科学精神的实质。相反,在她的头脑中,与科学精神相左的想当然思维却仍旧大行其道。
  《现代汉语词典》上说,“想当然”是指凭主观推测,认为事情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想当然”的反面就是强调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刘亦婷进哈佛前后的一些文字,不难看出,即使经过哈佛4年的训练,刘亦婷的“想当然”依然故我。
  申请哈佛:“想当然”开道
  大家知道,申请美国大学必须写一篇个人陈述,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要求,比如一些美国大学的通用申请表,对个人陈述做出了这样的说明:
  1、评价一段对你有特殊意味的经历、成就。
  2、评论一个你所关心的个人的、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的问题,以及它对你的重要性。
  3、指出一个对你有影响的人,并描述其影响。
  4、描述对你有影响的一位小说角色、一段历史、或者一件创造性的工作(如艺术、音乐、科学等),并说明这种影响。
  根据这样的要求刘亦婷写了两篇个人陈述。一篇名为《继父的礼物》,另一篇名为《顿悟》。我在前面说过,刘亦婷的作文乏善可陈,而且存在着思考方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就《顿悟》这篇文章,详细说说我的看法。
  顿 悟
  刘亦婷申请哈佛的作文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子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压压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市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我抱着这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几句话可以概括。刘亦婷曾有一度非常迷惘,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拣垃圾的人,深受触动,然后通过阅读一本叫《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的书,推导出这些“垃圾虫”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很穷。所以她不迷惘了,觉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作文,并非要谈这篇作文“唱高调”的问题,而是想就这篇文章谈谈作者不良的思考习惯。这篇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当然。我们来分析一下刘亦婷看到“垃圾虫”之后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亲给她拿来一本厚书后,刘亦婷便一头扎进书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然后,在啃了一周的书本后她得出“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头头是道,可实际呢?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有可能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还是先看看下面这篇题为《从“破烂王”到千万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岁的王旭揣着父亲给的5元钱,踏上了去长沙的路。……
  捡废品是个脏活、累活,受人歧视。姑姑担心王旭受不了这份苦,劝他不要去。可对于急于改变处境的王旭来说,捡废品却是一条挣钱的捷径。……
  捡了一年的垃圾后,王旭想这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运哪儿了?一打听:塑料运往河北文安,铁皮罐头运往天津蓟县,玻璃运往邯郸,纸运往保定,有色金属运往霸县,胶皮鞋底运往定州……聪明的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开始自己收购废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购来,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回收的规模小,因为少了中间环节,直销厂家,月收入由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
  一年以后,王旭摸索出经验,将收购的规模扩大,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等。他建立了废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头。
  1996年,王旭抽出时间外出进行环保行业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间,他有幸接触了许多华侨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捡过垃圾后来才选择从事环保产业。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业的顶级人物吴招治。1996年她在台湾成立了第二资源回收物运销合作社,所收废品包罗万象,除一般常见品,甚至还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电及汽车、摩托车。合作社有专职人员200多人,收集站100多个,十几万人投入回收行业。
  1998年她的公司营业收入逾1亿美元,她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称为“地下环保署”。这一次考查对王旭有很大的启发,回到长沙后,王旭就开始了行动。
  今年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经成了长沙市家喻户晓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恋爱婚姻家庭》文/林娅)
  想必刘亦婷看完这篇文章后也会感到惊诧莫明,拣垃圾竟然是挣钱的捷径?“垃圾虫”里还有千万富翁?还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的亿万富豪?
  看到这里,也许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刘亦婷经过一周的苦读后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进而写出这样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毕业:“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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