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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截然不同的说法，可能各有所依，但都让老D有点茫然。这些书都提到了A、B、C等人的有关著述，还有他们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但老D脑子里印象最深和挥之不去的谜团却无一字提及，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亲历和目击的一切，一旦退到时光流逝的远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一颗灰尘，湮没在一张远景巨照之中。
他知道，老M已经移居国外多年了，至今渺无踪迹音讯全无，而老C已患癌症去世了，老B已落了个老年痴呆症。在一个小小悬案未决之际，证人席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老A——据说他还活得生龙活虎，每天能坚持长跑三千米。于是，老D拿定主意给老A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近来是不是还在长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年的冬天，比方说他冒充香港记者拿老M开心的往事。
对方停了停，问有这样的事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老D愣住了。
你当初不是还写过一封信给我？
我给你写过那样的信吗？
你不记得老M的脑震荡？
脑震荡？老M？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他们通话的二十分钟，最后只能让老D确认：对方记忆里的各种细节已经消融，只有新时期知识界明媚春天的远景。
老D有点奇怪：是我记错了？还是他记错了？或者那一年冬天在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也许，老D需要赶快飞去老A所在的城市，敲开老A的房门，检查一下老A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然后紧紧盯住他的双眼，看那里面是否有可疑的掠影一闪。
兄弟
进入小学以后不久，我看到过父亲一张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旧照片，便在同学中间吹嘘老爸当过战斗英雄，当然还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到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了我爸爸一眼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方强更激动了：“是坦克师长吧？是138师吧？”他喜欢信口编排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不停地颤抖，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
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父母名声的大事。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给我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大家的笑料。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去，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的笑脸突然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是比较丢人的阶级，小土地出租、小业主一类，像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也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人半懂不懂的烦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落寞的时节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玩。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个头矮小，学习成绩不大好，画画倒是身手不凡，刚开学不久就把各科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的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的一个粗大玩艺儿，让我们看得开心。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着艺术的真实。
他常常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也经常打架，比较像个工人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错得再多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好几次。他家住在北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戥子桥五号。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的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照片是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而且每次我走进这道门，他家里都有些混乱，不是桌椅左偏右倒，就是床上的帐子垮了或者枕头到了地上。每到这个时候，汉军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或者正在武装驱逐邻家小孩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大眼睛在这个暗淡的房子里闪射亮光。
与弟弟较劲差不多是汉军每日的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扎了红缨须的小刀已经飞来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拍死你！”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总是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002！”
“不准说002！”
“是！老货！老鳖！”
汉民扬起两根指头在额头一架，算是架出一个军礼，逃窜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每一喊声后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喝：“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做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用布条包扎着支架，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所揭发的那样已经塌了几个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伤悲！8＋6=24？？？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诸如此类。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全班第一，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的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惟有他能拿出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家里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门锁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同学看来更没有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高雅书斋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到了家中，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完事以后赶快关门，好像要严防我顺着这条缝得寸进尺。
他家父亲也是汉军嘴里一个若有若无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参加义务加班，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过他发动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里的木器——遭殃，都得被他好好地折磨一番，不是一条桌子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窗户被刨去一块块油漆，永远合不上了。过几天他可能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子和床上到处爬满了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都会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汉军怒气冲冲，曾经把弟弟追打到巷口，回头气喘吁吁地对我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咧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的手，剐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妈妈的，他喂几条虫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啊……”
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总是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很好，以后就不大去他家了。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戥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变着戥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你学会了抽烟？”
“玩嘛。”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