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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这个畜生！你想想，要是判他个七年八年，我老娘的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当初装关节炎，不想下乡，我也就不跟他争了。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天天只会梳头发，照镜子，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当初就不该让他跑回城里来……”
“汉民可能会没事吧？那个副局长既然已经那样说了……”
“难说，传单毕竟都是在我家里印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说下去不过还是一些重复了多次的分析和预测。每个预测说起来都很有道理，说着说着又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我看得出太多的分析已经让他有点扛不住了，看得出他害怕黑夜，也害怕即将升起的太阳，于是决定再陪他走一段。
嚓嚓嚓的脚步声在我们身后激起回声，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后面跟踪，使人忍不住经常要回头看看——虽然那里什么也没有。
其实，我很想宽宽他的心，比方说一说我哥哥的故事：他原来属于省城最为激进的红卫兵派别，对现实十分不满，上山下乡时去了西南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继续他们激进的大事业。他们白天做农活儿，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领队的知青朋友来借粮食，顺便从一位粗心大意的女知青手里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再也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了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的政治高层。据说毛泽东南巡视察到省城时，省委书记华国锋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个问题，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一，是一些极“左”派的红卫兵到了乡下还在准备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企图对抗和颠覆“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这一汇报的详细指示不得而知。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私下透露，传达下来的领袖指示纪要上只有一句话：“有些事二十年以后再看吧。”这句话细想起来其实很费解，引而不发若即若离也很像毛泽东的诗歌风格。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等二十年以后再收网打击？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二十年以后反革命小子们就会不攻自溃或不战自降？抑或毛泽东在那一口吐出的烟雾里还有什么别的玄机和深意？……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见诸纪要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山里的那个知青学习小组居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抓捕，没有任何人被批斗，他们试探着到公社里去要求回城探亲，公社干部的脸上甚至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他们拿着公社开出的回城度假证明踏上真真切切的火车，又走下真真切切的火车，来到真真切切的都市广场，竟不敢相信眼前的自由是真的！
我很想告诉汉军，我家遇到了奇迹，他弟弟肯定更会有好运，光是他的红色血统就足以抵掉几年刑期。这还用怀疑吗？但我最终没有这样说。自从哥哥他们那个记录本的一去不返，我也学会了守口如瓶。何况我知道汉军正在怨恨那个棋友肖眼镜，那个把他弟弟引入重案的中学教师。一旦他知道我家也有一个肖眼镜，他会不会再吓出一身冷汗并且不再与我交往？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
我们总算又找到了话题，总算张开了嘴并且发出了声波，谈了一些关于红薯和乡村的事情。
我们在一座老桥分手。我看着他脚步一歪一歪地走进了曙光，没有再回头。我后来给他去过一封信，他没有回信。队长买回石灰的时候，用报纸垫着多孔的箢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旧闻：样板戏演出、夏粮丰收、三结合小组科技攻关，还有一个罗汉民：……国庆节前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所谓“马劳社”反革命组织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消息的大意就是如此。我惊恐得差一点摔倒在茅房里，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十几遍，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在抽干我的血肉和我的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人们不是说着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嗖嗖的冷风飞驰，轻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像一缕透明的空气在漂游和流散。
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队长和其他农民最终发现我栽倒在茅坑前，没有注意到我后脑勺上无形的弹孔，没注意到这一角旧报纸正越过门槛随风飘去。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北区戥子桥五号……
是我在签名后留下了这些笔迹？在判决书的空白处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才中断？多年以后公安局把有关材料给家属过目时，才让我的家人明白一个普通的地址原来也是一句可以重复千万遍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是那位少年还是我写出了以下这些话：
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一行动，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没有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母亲居然没有看到这些话。她在听到宣判时已经昏过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三天也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儿子遗物送回家里来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坚决拥护正义的判决并且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坚决不让母亲去刑场给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了关系，就不能有这些拖泥带水不清不白的勾当。我们全家人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牌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着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直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他们再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其实我并不准备说什么话，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不奢望拥抱和亲吻，我知道这些更不可能。我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不至于离开得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勒的，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肯定用这种办法成功地对付过任何喉管，不让它们恶毒猖狂地搅乱革命气氛。
与我同时被处决的同案犯还有两人，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肖眼镜。他让我太失望了，一被捕就悔过认罪，供出了他的所有同伙和追随者，但仍然没有保住那条小命。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不像他以前夸耀的那样勇敢和坚定，没有唱《国际歌》更没有微笑，完全不像个男人，在去刑场的路上一直没有站稳过，两条腿成了两根棉花条，是左右两个高大军人架起来拖着走的。我忍不住想帮他一把，但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我看见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我当然也看见了他的妻子和父母，看见他们在人群中哭得泪流满面地追赶着囚车。我突然有说不出的委屈：老天，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为什么那是他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形单影只倒是这个吓晕了的可怜虫反而有家人追赶着一路相送？
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我努力让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空白，就像从来也未发生和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永远退出自己平静的小日子。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被宣布结束了，很多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居然都平反了，连我家父亲也获得了平反昭雪。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口，几个陌生人走过来，笑着向我母亲打招呼并进了房门。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开水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坐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着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她似乎一直没有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了还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她明白了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而且直到半年后我们搬回了宽敞明亮的机关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亲人和朋友的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小学同学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有一半早卖成了现钱，还有一半也算是他父亲捐给了政府，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们家？是房子就可以发还吗？发还了就是他们的了？是不是房管局和档案乱了套大家就重新洗牌随便摸？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马劳社”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已经成了家，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做饭。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色的丝绸袄子正在看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把手伸进烘架上的热被子里，给我们一人递上一支烟。
“你弟弟的事现在有什么动静？”
他没有吭声。
“你家里的人也不去跑一跑？”
还是没有吭声。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上面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调到省检察院做事。”
汉军清了一下嗓子，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所有能做的准备动作都做足了，才缓缓地说：“他算不上走资派，算不上右派，平什么反？”
他又冷笑一声，“公安局就是你们办的？法律是你们写的？光是政治案还好说，汉民在银行打劫也算是英雄？”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以前对我们隐瞒了一段：当时“马劳社”缺少经费，汉民曾经胆大包天带着少年在储蓄所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再一声口哨四下逃散，不过作案未遂而已。
我体会到案情的复杂，但还是很快找到了新理由：“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抢钱固然不对，但当时的动机是为了抵制‘文革’，应该说是好心办好事但没有找到好方式是不是？何况并没有造成后果是不是？”
“你这是狡辩。”
“狡辩也先狡辩一把再说嘛。”
“我说了这个案子不同一般。”
“能翻一半也好。”
“屎不臭要挑起臭？”
“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啊。”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
他突然生气了。我与方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简直混账无比。直到他吐出一口长气，把我们拉到大街上散步，我们才最终明白了他的混账。“你们真是死卵，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没想过？我是汉民的亲哥哥我没想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想，夜夜在想！”他声音有些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