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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日，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原中国银行财会部总经理李耀森、珠海安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索立鸽以及南京银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龙俊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行贿一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对赵安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安歌接受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
据说赵安歌为人口碑不错、有义气，犯事主要是让女友拖下了水，据说这个女友很是漂亮，来头很不简单，当年和王宝森就……
华远地产的这190万走咨询费的名目，据说当年就是这个女友出的招数。
曾经陷在腐败案中的地产大腕旗下的公司，不光只是华远，下回接着说。
新恒基身陷“牛忠光案”
这个事件很多朋友已经都知道了。
《财经》杂志2006年11月做了题为“黄俊钦、黄光裕受查 早年中行贷款事发”的报道。在报道之前2006国庆期间，市场已经有相关消息流传。弄的国美系下属公司人心惶惶。
据市场消息和《财经》杂志报道，此次调查主要起于“牛忠光案”。
牛忠光，历任北京中行信贷处处长、行长，中国银行总行董事，并曾于1999年负责筹办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牛忠光在金融界浸淫40年，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黄俊钦是通过北京女商人雷瑛与牛忠光结识的。现年45岁的雷瑛在北京开有多家公司，与牛忠光过从甚密，后者对雷瑛的生意频频关照，这在北京中行内部是公开的秘密。
2006年年国庆前夕，雷瑛与牛忠光相继被捕。
据《财经》杂志报道，“多年来，对黄俊钦兄弟巨额财富的来源向来不乏质疑。此次官方调查显示，民营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在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获得北京中行的信贷支持。
目前可知的较早一笔问题贷款，由北京中行在1997年6月贷出，当年共贷出1。6亿元人民币及1027万美元。贷款人名义是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静安公司），实则由黄俊钦操控。
静安公司由外资身份的静安物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静安控股）和北京一家国企持有，外资持股六成，公司拥有北京市北三环东路静安中心地块。1995年前后，京城房地产景气不佳，静安地块无力动工，外方股东有意转手。
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5年，黄俊钦等人以首创集团下属新恒基公司名义，与静安控股董事长邓南威接触，有意接盘静安控股全部股份。为维持该项目的“合资性质”，交易改由境外注册的香港捷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捷成）接盘。当年6月，双方签约，邓南威与另一名股东梁湖南，将静安控股100％股权转让香港捷成，作价1800余万美元。捷成为黄俊钦的私人公司。
届时，黄俊钦及新恒基手头并无资金，仅承诺先进场施工，自找建设资金。双方约定在静安中心大厦建成后，黄俊钦以相应楼宇面积折抵股价款，届时方予办理静安控股的股权过户。
1995年下半年，静安中心破土动工，但资金很快告急，黄俊钦等人开始寻求银行贷款。1997年，黄俊钦和于星旺等人伪造静安公司执照、董事会决议及法定代表人邓南威的签名，以静安公司名义向北京中行贷款，当年贷款五笔，总计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贷款安排人，正是时任北京中行行长的牛忠光。
上述贷款主要转入香港捷成账户，后者再以投资款名义注入静安公司，另有一部分转入私人账户；直到1998年底，静安公司实际大股东邓南威、梁湖南二人方才知晓。令两位股东气愤的是，银行在此涉嫌骗贷案中，在发放贷款前必须核对借贷人的一切原始证照，“而且中行明明知道我们才是静安公司的所有者。”梁湖南对《财经》说。在他们看来，上述贷款发放绝非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北京中行与黄俊钦等人的共谋。
自1998年底起，这两名加拿大籍华人屡屡上告；翌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协助下，黄俊钦等人将上述几笔贷款的借贷人变更为新恒基。
大力给予方便的银行内部人士正是当时的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
黄俊钦兄弟利用与牛忠光等人的关系，以不同公司名义继续向这家银行贷款。在1997年－2001年间，上述贷款总额接近10亿元，其中4亿余元一直不曾还本付息。
相比哥哥，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另有一番渊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足30岁的黄光裕结识了北京中行年轻女职员杜鹃。杜鹃约在1999年前后辞职，之后为黄光裕打理在香港的业务，长期担任上市公司国美电器（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执行董事。
地产大腕们能走出胡雪岩阴影吗？
中国近代百年商业史上，始终有一个阴影笼罩不去，百年以来很多商人的行动准则、行事风格基本上都覆盖在这个阴影所确立的框架之下，尽管有人左冲右突，但始终未见全面突围，房地产行业尤其如此，这个阴影就是————胡雪岩。
先追本溯源一下，简略的看看中国历代商人是如何致富的。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陶朱公、子赣、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等二十多位春秋、战国、秦汉富豪的简略形状。
仔细看来，这些富豪主要从事的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
个别也有发战争财的，如汉代“文景之乱”，朝廷没钱给军饷，向大家借钱，大家怕战争胜负未定，借出去血本无归，都不肯借。只有无盐氏勇敢的站了出来，承担了此次战争国债的发行任务，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吴楚兵败，朝廷胜利，无盐氏从此富甲关中，比靠滑铁卢战役爆富的英国商人罗思柴尔德如何？
司马公记载的这些富翁里还有两位分别靠盗墓、赌博发家的，咳，这个都属于非法行为，有兴趣的咱私下探讨。呵呵。
主要还是铸造冶铁业、物流业、畜牧业三大行业制造了绝大多数富豪。
现在回头看，当年之所以富豪主要集中在这三个行业中，还是因为这些行业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汽车、IT行业，属于当时的新兴产业（当时中国正在进入铁器时代，冶铁绝对的是当时的高科技，时髦得很）、或者是消费升级行业，畜牧业兼具行业分工和产业升级，还具有当时的高科技属性、属资本、技术、人力三密集行业。
伴随着新的分工涌现出大批新兴富豪，确为社会发展应有之义。当时肯定也有腐败现象，但认为这些富豪是靠腐败起家，那基本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富豪（不包括赌博、盗墓那两位啊）基本还是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脉搏、在产业经济腾飞的时候，积极投身到创富行业，从而完成了财富积累。
等到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专卖”，这些富豪基本就都歇菜了。
以后国内再数得上的富豪，基本就都云集在官宦子弟或贪官队伍里了，石崇、刘瑾、和痛笕恕�
元明时代出了个沈万三，这个不是贪官。专家论证，沈哥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附带一句，在元朝最兴盛时期，马可波罗一伙也是因为做类似的生意来中国的，可见当年国际贸易有多火啊。
但沈哥政治头脑不清，竟敢说要替天子劳军，经济头脑一百分、政治头脑零分。又碰上个小心眼的朱元璋，偌大的家产，被朱元璋一句话就给弄得完菜了。
巍巍中华，好不容易这样一个企业家，就被酷吏这样做掉了。
再下来，到清代，广东出过一个伍秉鉴，伍秉鉴是十三行的领军人物，行业属性也是国际贸易。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
这位老兄之所以能够爆富，主要是依靠的广州的通商口岸地位，形成了绝对程度上的垄断，这种垄断具有官商、贸易许可、地域垄断多重色彩。等到鸦片战争打完后，咱大清朝又被迫签订了五口通商后，广州的贸易垄断地位一被打破，十三行的贸易量开始下降，再加上替朝廷赔款、贪官勒索，伍家的辉煌也就结束了。
再下来就是胡雪岩，先依靠王有龄、再依靠左宗棠，成了二品红顶戴商人，千古商人第一。但左公一死，胡雪岩也就土崩瓦解了。胡雪岩去了，可这种官商模式没去。
为什么只有胡雪岩的官商模式发扬光大了？
回头看一下笔者刚才不厌其烦讲述的那些例子。
几乎两千年的“盐铁专卖”政策，牢牢的把握住了当年的这些升级朝阳行业，根本轮不到私人插手，想在这里面发财，没门。
沈万三富可敌国，最后挡不住朱元璋的一句话，这就进一步决定了大家的价值取向，重官轻商。
伍秉鉴的致富有太强的时代背景和地域因素，很难具有复制的可能。
只有胡雪岩，他的出现实际上是踩在中国两千年商人的肩上、是一位集大成者。社会价值取向“重官”，那就背靠大树好乘凉，借官威、借政府采购、借政府制造的垄断效应、借政府的信用致富。
朋友们可以设身处地的盘算一下。
同样，你也经商，新技术不好研发掌握吧？那你就很难进入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做不了微软。
而获取资金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最便利方式，就是走胡雪岩公的路线，不会技术、不会融资、没有高等级的信用，那请客吃饭、给人送钱、陪人玩弄女色、拉关系这总会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是这都不会，恭喜你，你可以做良民了，安心科举吧，没准有望成为范进。
从中国传统商业的氛围来看，胡雪岩的路线实际上是最具操作性、最具可复制性的一条道路。拉关系以求垄断，以垄断以求发展，以发展以求财富，以财富再拉关系，如此循环。
相比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一些科技或金融企业来言，他们是以技术、以资金求发展，以发展求财富，以财富求垄断，以垄断求更大的财富。其间也少不了腐败，女色、钱权一样不少，比咱中华帝国差不了什么，在腐败程度上或许更有过之而不及。美国刚兴起、以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时间段内，百废待兴，群豪并起，那才叫一个无法无天呢。
插进来一个例子：
1868年，美国市场两大富翁范德比尔特与德鲁之间，爆发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那时候铁路是最火的新兴经济、高科技，前进的方向，时髦。呵呵。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
德鲁和他的盟友则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七百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
这种贿赂疯狂倒什么程度呢？当时的人记载的情况是：有些议员（立法机构）以10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他们的选票，却被卖价更高的同僚耻笑为可怜虫。腐败彻底公开化，连面纱都不要。
拉拢腐蚀法官、议员，直接修改法律，哈哈，拉个把法官下水的贿赂行为一对比成了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