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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他正在临江县何家渡的水利工地上，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当天赶回市里，省考察组要找他谈话。他感到很意外，两个多星期以前，省考察组刚到的第二天就找他谈过了。而且那是一次长谈，整整花去了半天时间，要说的话都说了，要问的问题考察组也问过了，还要谈什么呢？这次考察组是为了调整充实市级班子而来的，变动的面并不大，主要是补选一个市长，与此同时再充实个把副职，如此而已。按常规这是不难解决的，这次却有些反常，考察组已到达两个多星期一直未走，根据常识推断也许在人选上发生了分歧，所以才来了个第二次谈话？他本能地不愿回去，甚至埋怨考察组缺少判断力。但也无法，既然来了通知，便只好上路。
北京吉普车在泥泞的山间道路上喘着粗气爬行，这是一条今年才修的乡镇便道。它的修建结束了这一片穷山僻壤不通汽车的历史，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十多个村寨的村民们曾经用传统的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庆祝了开车典礼。然而
，没有钱购买柏油，路面全是黄土，正如人们所说的：“天晴是扬灰路（洋灰的谐音，即水泥），下雨是水泥路”处处是坑坑，车子陷进泥里乘客还要下来推。这天下午陈一弘就一连下来推了三次车，弄得裤子夹克全染上了黄泥。三十里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半钟头才到达大公路上，因此，陈一弘回到三江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他走进家门妻子沈琳已经吃过晚饭，独自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她面前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封拆开了的书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压在信封下面。
沈琳意外地发现丈夫突然归来，顾不得他身上的泥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满腔的委屈找到了安慰，眼泪便流出来了。
陈一弘并没有发现妻子的异常表情，以为妻子的眼泪是突然发现自己回来而激动所致，便搂着她亲热了一番后才说：
“琳琳，我还没吃饭哩。”
沈琳离开他的怀抱，说：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
说着便往厨房走，陈一弘在背后吩咐：
“别搞复杂了，煮一碗面条就行！”
他回到卧室里换了衣服出来准备洗脸，发现了桌子上那封已经拆开的信，便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信笺，是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虽然是夫妻，妻子个人的信他一般是不看的。但他忽然想到刚才沈琳的表情，便又把已经放回桌上的信纸拾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沈琳同志：
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有少数无耻之徒向省考察组告
状，诬蔑你和陈一弘同志的婚姻不正常，甚至说陈一弘同志是
依仗权势夺人之妻。
这当然是无耻滥言，陈一弘同志和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
楚，你们结为夫妻的过程我们也完全了解。但少数人心怀鬼
胎，趁市级班子即将调整之际来这一手，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实在太卑鄙了。
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和一弘同志心中有数，寻机会向
考察组和上级说清楚，以免混淆视听，遭人暗算。当然，我们也
会尽可能向考察组说明真实情况的，但人微言轻啊！
两个敬重你们的知情者。
看了这封显然是好心人所写的短信，陈一弘气得七窍生烟，拍着桌子连连地骂了几声“无耻！”
正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出来的沈琳，听到丈夫的吼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面条放在桌上说：
“不值得生气，趁热吃，等会儿冷了。”
她现在反而冷静了，好说歹说地劝丈夫吃面，当然，心头的气依然是憋起的，多少有些强装镇静罢了。
陈一弘拾起信封看看，上面没有邮票，便问：
“是他们亲自送来的？”
沈琳说：
“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发现地上有封信，自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了。”
“这会是谁？”
“上面不是写了吗，知情人，我估计很可能是接待考察组的人罢。”沈琳说。
“不对，”陈一弘说，“接待的人和服务的人都是不参与考察组谈话也不能私拆考察组信件的，这是常规！”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了，”沈琳说，“不管是谁写的，第一人家知道情况，第二人家是一片好心，就不用去过问写信人是谁了。”沈琳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现在要做的事是向考察组说明情况。”她忽然想起丈夫进门时说过接到通知回来的话，便问：“考察组通知回来，该不会就是谈……”
她的话音未落，陈一弘便近乎吼叫似的说：
“通知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审判我以权势夺妻？想得美！我没有犯罪，才不去接受审判哩，我明天一早就回工地。”
沈琳听了着急地说：
“一弘，千万不能这样，人家通知找你谈话，你就应该去，何况也不一定就是谈这件事呀。”
“不去就是不去，”陈一弘气愤地说，“又不是我要找他们，是他们要找我。现在我在水利工地上蹲点，有事到那里去说！”
沈琳知道他这是气话，他决不是那种完全凭义气用事的人，等到晚上气消了一切都好办的。虽然自己也在气头上，总还是要冷静处事才好，于是她顾左右而言它，转变话题谈起陈一弘的儿子星星来了。
星星是陈一弘的前妻冯菲所生，三岁时就由沈琳抚养，如今已八岁了，沈琳视若己出，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将星星交给沈琳，陈一弘十分放心。刚才一进门就看见那封不愉快的信，倒把星星也忘记了，还是沈琳为了转移他的情绪，主动告诉他星星他们学校组织郊游，今天一大早出发，晚上住宿青龙镇小学，明天下午才回来。
提到星星陈一弘的情绪果然好了一些，自从冯菲死后，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幸亏有了沈琳，一家三口才又重新过上了和谐的生活，结束了陈一弘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可以说星星是他和沈琳婚姻的媒介和感情的结合点。
当下听沈琳提到星星，陈一弘便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他下乡时星星有些咳嗽，好了没有如此等等。沈琳都一一告诉了他，还把星星最近的作业拿出来给他看。
正在这时一阵门铃声，沈琳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市水利局何局长和张总工程师。何局长一进门便大声嚷嚷：
“嘿呀，我的大市长，我以为你在工地哩。给工地打电话才知道你回来了。”他诡谲地瞄了正忙着沏茶送水的沈琳一眼：“我又一想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怕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应该回来一趟啦，应该、应该！”
说着觉自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们虽说是上下级，看上去却像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陈一弘见二人面有喜色，知道一定有好事相告，便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事就说嘛！”
何局长还想故弄玄虚，但他自己却是憋不住了，说：
“何家渡水利工程部里正式批准立项了，今天来的电话，文件随后就到！作为扶贫项目，投资国家拨一半，省里按规定配套，不足部分低息长期贷款！”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它意谓着八万多亩农田灌溉和五万千瓦的发电梦想即将变为现实。陈一弘喜出望外，刚才因匿名信而引起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诬蔑毁谤算得了什么？八万亩旱涝保收田，五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电力才是硬的！让那些出奸计进谗言的小人们见鬼去吧！他情不自禁地对两个来访者说：
“我们应该庆祝庆祝吧？”
何局长和张总不清楚陈一弘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正待要问怎么个庆祝法，陈一弘却回头对妻子说：
“咳，沈琳，给我们炒两个菜好不好，我们来喝上它几杯！”
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申明：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陈一弘笑道：
“吃过晚饭了喝两杯酒还不行？你们吃过了可我还饿着肚子哩！”
这么一说他就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刚才为那封信的事生气没有胃口，沈琳给他煮的鸡蛋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现在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顺势便端起那碗面条说：
“对不起，我先来一碗面条打底，再陪二位喝上几杯，不醉不休！”
说着他便稀哩呼噜地几大口把那碗鸡蛋面扒光了。虽然面条和鸡蛋都已经冷了，但由于心头高兴，肚子也真的饿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沈琳不愧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不到二十分钟便端出了三个炒菜外加泡菜两碟。陈一弘从屋里拿出一瓶陈年茅台来，边开瓶盖边说：
“七十年代的产品，过年都舍不得喝哩，今天高兴我同二位共享了吧！”
他给二位客人和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又给妻子沈琳斟了半杯，那十多个平方米的客厅兼餐厅的屋子里顿时便酒香四溢了。他端起酒杯，神采奕奕地说：
“来，为我们的八万亩旱涝保收和五万千瓦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在主客人的半强制下沈琳勉强喝了一口。
酒一下肚话也就多了，谈的自然都是何家渡水利工程，确切地说应该是水电工程的事。何局长说：
“市长你两年前的决策是对的，先干起来再说，用行动去感动上帝，要不然呀，嘿，可能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陈一弘不无得意之色，笑道：
“那时就铁了心的，上级不立项我们自己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上级真的不立项光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还不知干到哪年哪月哩，工程成了胡子工程我们也成了货真价实的老愚公哪！”
说得大家都笑了，何局长正想说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沈琳接了电话回头叫丈夫：
“组织部找你接电话！”
陈一弘不高兴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喂，哪个？”
对方说他是市委组织部小韩，没有别的，他问问陈市长回来没有，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市委招待所找考察组的事。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他想大声地问对方：“是去接受审判吗？”但脑子一转，人家是干具体工作的，关别人什么事？说不定那封匿名信还正是他们的所为呢，于是把声音放缓和了问道：
“小韩，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要找我谈什么？”
对方的语气也十分平和：
“陈市长，我不清楚他们要谈什么，我们当联络员的只负责通知，不参加谈话的。”
陈一弘说：
“嗯，我知道。他们通知谈话也应当事先出题目好让别人有所准备呀！”
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好像我陈一弘心中有鬼怕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先要作好对付的准备，呸！于是他迅速地改变了口气：
“小韩，我明天一早要回何家渡工地去有急事，请你转告考察组有什么事他们先找别人调查吧！”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实在要找他就请他们上水利工地去，但话已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了。
对方显然是很为难了，组织部的干部是不能随便使气的，何况对方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哩，小韩的口气依然和和气气，乃至低声细语：
“陈市长，你看是不是先来谈谈再去工地，我想谈话可能不会太长的。”
不愧是作组织工作的人，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先加“我想”在先，“可能”押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一弘可没有如此的耐心，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
“如果实在有事找我就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当然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将话说完，比如刚才对妻子所说的：“是他们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他们”就给保留了没有说出口来。但这已经很够意思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一个普通群众乃至基层干部拒绝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谈话，也许是有的。但到了如陈一弘这样的层次，而且是调整班子的考察组，竟然呼之不来，实属罕见。乃至他的那句话后来被层层简化成：“有事找我上工地来”，成了一时的名言，传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耳朵里，传到常委们和副省长们甚至部分老同志的耳朵里，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自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后话。当下可为难了那个组织部的联络员小韩。他手握住听筒哑口无言足足有分把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组织部工作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动员还是尊命？沉默了一阵才终于挤出了两个字：
“陈市长，你看？……”
看什么他没有说出口来，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陈一弘说：
“就这么办，小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