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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本来就是熟人嘛。”
陈一弘也笑道：
“在一起开过好几次会，还听过你的发言哩。”
周剑非说：
“我们是老会友！”
二人笑着说了几句见面话，周剑非告诉陈一弘：
“我们正要去工地找你，你却又要进城了，要不是这车祸，也许我们互相错过了哩。”
陈一弘对周剑非亲自去工地找他很受感动，说：
“部长来了，打个电话我回来就是了，何必亲自跑这一趟？”
周剑非笑道：
“你不是给市委组织部留下话，考察组有事要找你就到工地来吗？”
陈一弘显得有些尴尬，但却坦然地回答说：
“那是气话，工地上也确实有急事。今天上午卫书记不给我打电话，我也要回来的。哪有拒绝考察组谈话的道理。”
周剑非听说卫亦前给陈一弘打过电话，便问是怎么回事，到工地去是昨天晚上商量好的嘛。
陈一弘说：
“今天一早卫书记就给我打电话，说部长要亲自到工地他劝阻无效，要我立即回城在路上把部长请回去。他的意思是要我立即出发，在离市区不远的地方迎住部长一行。我也觉得事情严重了，要赶快回来，想把几件事交待交待就走，哪晓得一扯起来就是一个多钟头，来到这里又遇上车祸挡道，害得你们跑了这么远真对不住。”
周剑非无可奈何地笑笑：
“卫书记想得真周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陈一弘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回城哪，我就是一个人，叫车子回工地去，我上你们的车。大家挤一挤。”
周剑非也不假思索地说：
“不，上你们工地去！”
陈一弘听部长说要上工地，他没有劝阻却很高兴，说：
“那就太好了，只是条件差住油毛毡篷，吃粗茶淡饭哩！”
周剑非笑道：
“我们又不是从皇宫里走出来的。”
见部长下了决心，两个随员便回到车上取下提包，向驾驶员交待了几句，大家便绕过出事现场上了陈一弘的北京吉普。果然不到半个钟头便来到了何家渡水利工地。
陈一弘将周剑非安排在一间木板房内。这房子大约有十五六个平方，屋内的陈设是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一部电话机，椅子却特别多大约六七张，围在那三屉桌的周围。一看便知是陈一弘在何家渡工地的“寓所”兼最高指挥部了。他对周剑非笑笑说：
“怠慢哪，部长！”
周剑非打趣地回答：
“什么怠慢，你这间高级招待所在工地上可以评为五星级了。”
陈一弘也笑着凑趣：
“那当然，整个工地的‘高级建筑’就这么五间哩。上回我同市纪委书记谈到有人造我的谣言时，我给他说：我还有一间超标准的住房在工地哩，你们查不查？”
一听便知这是他陈一弘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有了这种心理状态，除了极少数沉得住气者外，总是一有机会就要借题发挥的。周剑非听了陈一弘的话也顺口开了个玩笑：
“岂止市纪委，我坚持来工地也有一个任务，查一查你的违纪别墅哩！”
两人相视而笑，气氛也一下子便融和了。陈一弘还要忙着为两个随员安排住处，周剑非说他们三个人都住这间房，挤在一起热闹、安全。他看看那张单人床，陈一弘立刻明白了，还不等他开口便说：
“我也赞成部长的意见，马上叫他们抬两张床来就是了。”
听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驾临，顿时震动了整个工地，不多一会那十五六平方的木屋里便挤满了一屋子人。陈一弘一一向周剑非介绍：有市水利局长、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总工程师等等，全工地的首脑、精英都来了。大家围坐在那几张硬木靠背椅和床沿上，七嘴八舌也就到了吃中饭的时候。都说他周剑非是第一个来到水利工地的省级领导人，本应很好招待，但突然袭击无法准备，只好将就了，实在抱歉。一个大约是管行政后勤的中年男子，亲自端来一大钵酸菜煮红豆，并指挥两个工人拿碗上饭，又再三道歉，其态度之诚恳，倒反而使周剑非们感到不安了。为了弥补菜肴之单调，他们加炒了一大盘鸡蛋，那位管后勤的“首长”亲自端上桌来。周剑非觉得要表表态了，便说：
“酸菜煮红豆又加糊辣子就是最好的菜了，何必再炒鸡蛋。大家都是在基层呆惯了的，就不必客气了嘛！”
管行政的中年“首长”乐和和地说：
“省嘴待客这是中国的传统，不能丢哟！歌上都唱：客人来了有好酒嘛！”
说得大家都笑了。笑过之后陈一弘忽然提出了一个怪问题，他说：
“周部长，我在琢磨一个问题，老是琢磨不清楚：对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周到照顾同中国的好客传统是不是一回事？还有……”他犹豫了一下便直说了：“同经常所说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又存在什么区别？”
众人听了愕然，周剑非心头却明白了三分，就在今天出发来工地的路上，巡视员端木信曾对他说，省级机关有人包括有的省级领导人反映，陈一弘傲慢，对上级到三江的人不热情，甚至不理不睬。端木信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一位省里的厅长到三江来，其业务正好同陈一弘分管的工作对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厅长送上门来了，热情招待意味着什么？怠慢、冷淡又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通常识。然而他陈一弘却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当天晚上带着对口局长去见了一面，概括地汇报了一个钟头，第二天一早便下乡去了。将厅长丢给对口局长去接待、陪同，连饭都没有请吃一顿。结果，两个完全有可能到手的项目无影无踪了。市委书记听了很生气，把对口的局长狠批了一通，说他们不会做人，以后省里有人来要直接向他报告。
这样的例子据端木信说还有很多。想到这些，周剑非颇费斟酌地回答了陈一弘所提的问题，他说：
“我看还是有区别的吧。”
陈一弘听了马上进逼：
“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
周剑非笑了，说：
“你扯到哲学上来了呀，当然哲学也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对领导人的接待态度问题自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可是没研究过，谁来回答？”
屋子里只听碗筷的响声，听不见有谁说话。部长的两个随员是从不轻易发言的，其他的人呢，指挥长、总工程师……他们在想什么？也许，像涉水过河一样，他们摸不清楚河水的深浅，不敢冒昧。
周剑非见没人回答便将目光对着自己的随员端木信，说：
“端木，你看呢？”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他对端木信越来越感兴趣了。端木信完全没有料到顶头上司会点自己的名，幸好刚才周剑非和陈一弘的谈话他都用心听了，虽没插话却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如果不被点名他也是绝不会开口的，既然点了名，那就只好将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了。他依然是十分谦虚的姿态，笑笑说：
“我更是没研究过，我想应该是质的区别吧？”他略一停顿又说，“具体来说就是下级接待上级领导人，应当热情周到，这和中国好客的传统是一致的，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不仅对上级领导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应如此。但是要掌握适度，过分了就变质了。”
说到这里他便突然打住，不再往下延伸了。周剑非对他这番谈话很欣赏，便问陈一弘：
“怎么样？”
陈一弘听了有些尴尬笑道：
“我完全同意端木巡视员的见解。”
“对，”端木信又接了过去，说：“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
周剑非笑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道理好说难掌握。”他本来想加一句，掌握不好，你到手的项目可能就跑了。但没有说出口来。他似乎还想发挥一番，但一顿简单的工地午餐已经到结束的时候了。冷静旁观的几个人这时也似乎终于摸到了河水的深浅，在对端木的高见的一片赞扬声中纷纷起身和省里来的客人握手告别。
周剑非中午不休息想到工地去看看，于是大家都又留下来准备陪部长上工地。总工程师已经走到门口伸手拉开了门栓，听到部长要上工地又立即退了回来。在他的意识中，陪同上级领导参观工地是少不了他的，一切技术问题待咨询，一切有关数据只有他才能回答得准确、清楚。省水电厅的厅长、副厅长，还有水利部以司长为首的考评小组前来工地莫不是如此的。谁知周剑非与众不同，见大家停下来等待陪同，他却说：
“就陈一弘同志陪我们去就行了，其他的同志都忙去吧。我们只是随便看看，有老陈引引路，简单介绍一下也就行了。”
众人又是摸不清深浅，聪明者意识到：也许这是部长的一种工作方法，要在参观的过程中和副市长谈要事，便带头表态：
“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陈市长代劳了。”
于是纷纷和周剑非们握手散去。
陈一弘领着周剑非等三人上工地，其实工地离指挥部不过两百公尺，一出门便看到了一片繁忙的景象。吨位不同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大坝运送水泥，工地上传来震耳的推土机声和指挥者的哨音，川流不息的人们在来回奔忙，有的搬运水泥，有的运土运石。一片紧张，一片繁忙。
周剑非很喜欢这种氛围，笑道：
“真有点战场的味道哩！”
陈一弘说：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离截流不到一个月了。”
他领着周剑非在工地上穿梭了一阵边看边讲，然后便领着他们爬山。他们在灌木丛中爬了百十来米爬到半坡的一处制高点停下，整个工地和未来的大坝，像水库的沙盘似地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大峡谷，谷底宽不到百米，两边的大山绵延起伏，最低处其高度也不下五百米，山势从西向东延伸望不到尽头。山上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些松杉杂木，满坡遍野全是灌本、山茶和映山红，正是开花的时节，那山野风光令人欲醉。
陈一弘说：
“原来两边山上全是原始森林，可惜一九五八年被破坏了，现在我们又封了山，再过几年就会变样的。”
他们坐下来小体，听陈一弘详细介绍情况，陈一弘像是终于得到了表演机会的演员，他指手划脚滔滔不绝，谈大坝的长度和高度；谈涨水季节和枯水季节的水流量和落差；谈水库建成后的灌溉保收面积和设想中的电站发电量。用的全是数据，脱口而出，像电子显示那样清晰明确。即使那位总工程师跟随前来也不过如此了。只有在谈到水库建成后形成的人工湖和湖岸未来的风光时，才离开了数据使用了形容和描写的语言，却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
陈一弘的演说，如果算是演说的话，对周剑非产生了极大的感染，或者可以说是感动吧。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个有高度事业心和业务能力很强的领导干部。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非议呢？他突然想到刚才在饭桌上的那一番辩论，看来陈一弘在这方面有点不合潮流。别看这种事是小事，马虎不得的。关于内外接待，各级都有不少明确的规定，但现实生活却是那么五花八门，有人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按照那些规定办事，往往就要吃亏。这里说的是“往往要吃亏”它和“注定”要吃亏自然有区别，但两者之间相距多远，大概人们往往，又是往往，不愿花代价去测试它的。而陈一弘似乎已经在这方面花了代价而又还不“觉醒”，还在书生气十足地研究什么质和量的区别！
周剑非这么一想，他似乎忽然找到了对陈一弘的各种非议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还需要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他觉得这一趟没有白来，只坐在招待所找人谈话，是得不到如此“珍贵”情况的，故而觉得很兴奋。
兴奋之余，他问陈一弘：
“何家渡水库的主要灌区在哪里？”
陈一弘指指两边的大山，说：
“都在山那边，这里看不见。”
周剑非问：
“哪里能看见？”
陈一弘笑着指指背后的山峰：
“还要爬上去百多米哩！”
周剑非说：
“爬百多米有什么了不起，那就爬吧！”
陈一弘想阻止，说：
“就不去了吧，坡太陡。我们有一个沙盘，上次弄到市里展览会了，部长有兴趣回到市里后引你去看。”
他说着便用眼色暗示随侍一旁却始终一言不发的两个随员：巡视员和秘书一起来劝阻部长，但两人却对他的暗示视而不见，依然默默不语。他们的原则是，部长怎么决定我们怎么办。如此高的坡能否爬得上去部长自会作主，用不着多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