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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律地位与我们对立之外，他（她）们血肉之躯中的某些情感，几乎与我们毫无二致，都为人父为人子、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夫为人妻，因着这些相同的社会角色，（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我深信狱墙内外的他们与我们之间，都有不止一条的小路和小河，可以走通。
于是我在政法记者的身份之中，注人了一个普通现代人的情感，在写作时把他（她）们具体的犯罪情节，处理成心灵活动的背景。
因为这些“情节”早已被“公、检、法、司”机关，详尽地、一遍又一遍地记录在案，我再不必赘言，我以一种人间情怀寻找着常人的视角——即在这些“背景”前着意去凸现人性、人道和人情。这样，情与法之间就找到了一个绿草茵茵的中间地带，严酷的法律就变得那样容易面对，而一般人情也上升到了社会道义的水平。
我知道这些人类共有的寻常情怀是永恒的。生与死。爱与恨可以飞越时间和空间。
既然生活厚爱于我，让我有这个机会走进狱墙内这片异乎寻常的天地；让我有机会如此真切地目睹——陷入生命极地、失足在囚笼中的生命同类们的绝望和痛苦，我就感到自己负有一种无可卸脱的责任，我一定要记下一点什么来，告诉大墙外正在享受自由阳光的人们。
否则我将不得安宁。
我无法拒绝我灵魂的呼喊。
于是，就有了我的这本书《走近女死囚》，以及其他的一些已经完成、正在完成和还没有完成的采访手记。
1996年2月，在我出版的《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这本书里，余秋雨先生为我作的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因我非常喜欢，特录下作为我后记的结尾：
“死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他（她）们毕竟也还是人，他（她）们有理由要求人格和智力比他（她）们更高的人，在他（她）们死之前给他（她）们的灵魂获得某种缓释，给他（她）们精神带来一点平静。在生理上讲，我们对医院里那些明知活不了几天的病人还要尽力抢救，那么，在精神上讲，我们也不妨对不久于人世的囚犯作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一种精神的人道主义。
监狱是人性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的感觉神经总是最敏感的。为此，许多科学家喜欢做“边缘试验”，而一般人也愿意探询天涯海角、黄昏黎明等等边缘性风景。读者喜欢读监狱里的悲剧性故事，也与此有关，可能有些读者只是猎奇，但肯定有不少读者是出于一种关注善恶、美丑、悲喜、人性兽性、崇高无耻等人生基本谷线的热忱。在纷纷攘攘的现实生活中能不时地萌发出这种关注热惰，是可贵的。社会公德有可能在这种关注中渐渐普及。”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