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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
还我老人，
还我孩子，
还我生命，
还我亲人。
还我和平！
还我人类的，只要有人类生存的世界，就不应失去的和平！
这种呼声，实际上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们，才发出来的诗人的声音……
在同一个3月22日下午，在东京，召开纪念一位作家的演讲会。这位作家也曾为了我们幸存的人们而发出过恳切的呼声。他在人类的世界天旋地转，确实出现可怕的征候时，怀着绝望感和充满仇恨的屈辱感，走向与其呼声中所孕含着的祈祷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杀。作家原民喜在广岛也遭遇原子弹爆炸。他在1945年末，正当所有的广岛人被强制沉默时，已经写了正合时宜的《夏天的花》一书，接着，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翌年，这位作家自杀了。
既然典型的广岛人如此记忆犹新，那么，我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与思考能够完全就此终止吗？
这年春天，我到冲绳旅行。冲绳的人们个个面带温和的微笑，迎接我们从本土来的客人。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启发她，她一直敛着微笑，在温和的表情深处露出不信任和拒绝的情感。我所遇见的这位妇女的态度才是最正常的。我们在战后的20年当中，对冲绳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他们在广岛和长崎遭受爆炸灾害后，回到冲绳的故乡。他们是满身灼伤被流放到这个孤岛上来的。这个孤岛对于原子病的治疗完全处于一种一无所知的白卷状态。在冲绳本岛或在石垣岛和宫古岛，现在回过头来探讨一下原子病的症状，陆续发现了许多明显是由于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冲绳的大相扑中，在八重山群岛，一位取得冠军的壮健青年，他在长崎的军需工厂遭遇原子弹爆炸而回到石垣岛。1956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怀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伤害。也曾向本岛的医生请教，而冲绳的医生当然对原子病一无所知，于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顾。不久，他坐着不能动弹了，身体惊人地浮肿起来。1962年曾是冲绳相扑冠军的他，竟无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冲绳竟没有一个能够认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惨死的医生。冲绳“反对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制订的名单上列出135名原子弹受害者。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地几乎都有异常的感觉。但是，他们感到不适的申诉，全都被冲绳的医生们说成是疲劳或神经性疾病而给斥退了。
话尽管如此，也并非说冲绳的医生们要负这个责任，恐怕不从本土派原子病医院的专门医生来冲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20年间被置之不理的冲绳受害者们的烦恼与憎恨面前，我们能够继续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头吗？那135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于原子弹这个袭击了广岛和长崎的本世纪穷凶极恶的怪物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和不安的灵魂，而现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为邻居住着，并且是对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群人。这些冲绳的受害者们对我们失去微笑，恐怕连表达不信任和拒绝的感情的最起码的心理反应都没有了。然而，20年来，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我们本土的人一直抱着那个并未实现的期望。
3月26日，政府发布消息说，4月份要派医学调查团，去对住在冲绳的曾在广岛、长崎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进行调查。据说调查过后，对认为有必要入院治疗的人，再经厚生相的咨询机构“原子病医疗审议会”审议，可住在广岛、长崎的原子病医院。20年间完全置之不理之后，现在才开始对冲绳的原子弹受害者打开窗口，而且还只是这一个窗口。
我听说一个例子。冲绳有一个原子弹受害者，他被劝说去广岛的原子病医院住院，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果他离开冲绳，他的家属将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况。而冲绳的医疗福利的不完备，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仅凭目前冲绳的医疗设备，受害者要想治疗放射性伤害，即便是派专科医生前来冲绳长驻，也会遇到严重困难。在此，我除了把冲绳的受害者的满是尖锐的带刺的语言记录下来之外，再也无能为力，对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点诚意，不要总是在美国人面前讨好，把人的问题放着不管。如果想管的话，就赶紧管吧！立即付诸行动吧！这就是大家的心愿。”
既然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呼唤的声音，是这样地无可奈何，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广岛人的怀念和情结能够彻底了结吗？
（1965年4月）
一 初访广岛
1963年的一个夏日，我到达广岛时，天刚蒙蒙亮。荒凉的无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间从我眼前掠过。街上还不见广岛市民的身影，零零星星地伫立在街头的都是些外地游客。19 45年夏的同一酷清晨，也曾有一群游客来到这里。然而，这些人当中，凡是在18年前的今天或明天离开广岛的，都侥幸活了下来，而在第三天之前未能离开广岛的人，却被无情地卷入了20世纪最为残酷的命运之中！他们当中有人转瞬之间便下落不明，有人至今仍背负着厄运，在白血球指标忽升忽降的忧虑中度日。已是清晨，空气变得干燥、酷热，发出白晃晃的光。一小时后，市民们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大清早的太阳就像正午的烈日一般火辣辣的，还要一直肆虐到傍晚。此时的广岛已不再像天亮前的鬼城。这座以小酒馆数量最多闻名全日本的城市，俨然一座充满活力的地方都市。白人、黑人，大批外地游客拥挤在熙熙攘攘的市民当中，许多日本游客是年轻人。他们一边高唱歌曲，一边扛着旗子向和平公园进发。
到后天为止，游人将超过两万。
上午九点，和平公园一隅的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
我在楼梯上跑了几个来回，又在走廊里转了大半天，到头来还是和其他已经无计可施的人们一样，颓丧地坐到长椅上。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几天前就守在这里了，可连他都觉得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像浓雾中遥远的城堡一般捉摸不透。不安的心情笼罩了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真的能在广岛召开吗？在这个纪念馆里，为大会做准备的各种工作会议正在举行，但会议内容大多保密。我把记者证章别到衬衫衣领上，可还是到处碰壁。走廊里，被拒之门外的记者，来得过早的与会代表（不过，他们反驳说：什么太早！今天下午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开进广岛了，傍晚还要举行欢迎他们的集会！），甚至连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常务理事们也无可奈何地转来转去，又坐到长椅上不住叹气。大家的嘴里都机械地念叨着：“反对任何国家……”。这句话的全文应该是这样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这个议题还是个症结啊！”。眼下，不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反对任何国家”几个字，就会忧心忡忡地叹息起来。“反对任何国家”，这里是指所有的国家？死难者的国家？他人的国家？我不禁回想起黎明前那死寂的无人之城的幻影和游人们不由自主的战慄。突然，坐在长椅上的人都站了起来，走廊里乱转的人们也全朝一个方向拥去。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安井理事长来到常务理事们聚集的地方，向他们传达还在延续的执行常务理事会秘密会议的现状，没有人会轻易放过这难得从雾中一现的城堡尖顶。去年夏天，大会陷入一片混乱之后，安井在业已瘫痪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里成了徒有其名的理事长。在静冈召开准备举办“三·一”比基尼日的理事会上，“反对任何国家……”的议题再次引起争议，安井因此辞职。今年夏天，安井再次以理事长身份出现，这难道意味着他已经找到不会引起混乱的新提法了吗？
安井理事长走进屋里。在这儿等候消息的理事们都焦躁疲惫，面带愁容。他们和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走廊里的记者、坐在和平公园树荫下早来的与会代表一样，都被拒之门外，忍受着不知详情的焦虑。看到安井理事长，他们已掩饰不住声音中的愤怒和抱怨，迫不及待地近乎喊叫似地质问起来。更有性格直率的人怒不可遏地要求常务理事（他们具体担任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安井理事长做出解释，为什么竟然把他们置于无法得知情况的状态中如此之久！
金泽的常务理事问道：“常务理事会是否已经放弃了本次大会？”安井理事长表现得不急不躁。他用有力的带抑扬顿挫的悲壮的声音回答道：“不，我们没有放弃！现在只是会间休息。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大家如实报告常务理事会的现状。”他非常诚实坦率，但又显然戒心十足。人群里响起不以为然的笑声。人们是在笑金泽的理事太神经质呢，还是在笑安井理事长过于空泛的答复？
横须贺的常务理事质问道：“你上次来的时候说，如果常务理事会无法解决，就把问题交给包括我们在内的理事会来研究。难道说现在又不打算承认我们的权威了？”
安井避而不谈实质问题，他满脸诚意地说了句“我到这里来正是为了和诸位坦率地交换意见”，便搪塞过去了。而使他处境窘迫的提问也就到此为止。东京和长野的理事都只是要求：世界大会务必召开。
东京的理事说：“现在超出预定以外的参加者正从东京陆续向广岛赶来，大会具备成功举办的条件。”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动员群众大战必然会成为这次大会的问题之一。长野的理事恳切地申诉说：“既然已经以大会的名义募集了资金，无论如何也要把大会开起来！”
此时，常务理事们早已不再是质询，倒像是面奏皇上时的悲壮恳求，没有丝毫的权威。
和平游行正在行进当中，距离他们到达广岛只剩六个小时了，为了迎接他们，有关大会的事宜必须马上理出头绪。
安井理事的声音一如往常。他满腔热情溢于言表，满怀诚意地反复说着：“我们常务理事会内部确实有较复杂的意见分歧。”之后，理事长提高声音说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众多事实表明，常务理事被拒之门外，迟迟不散的常务理事秘密会议正陷入僵局，对“反对任何国家……”以及“禁止核试验会议”产生的意见分歧（对此安井理事长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提起过，但从未具体言及），成为使会议越发陷入困境的障碍。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外国代表团，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对立，使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如陷泥潭。但这些情况早在安井理事长出现之前，就已尽人皆知了。要说现在还有什么新的说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长反复高喊的这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困难就可以解决了吗？没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长到底也没说清“一点时间”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们走掉了。剩下的理事们众说纷纭，大家意见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被否决。有的人简直要吵起来。他们是和社会党议员喝茶的那帮家伙！他们的头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有结了婚分居的，还有离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么？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讨论会。我和那位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的横须贺的理事走到窗边的阳台上，他的发言在讨论会上被压制，要听他的意见只好用这种方式。“明明在第六十届常务理事会上决定，哪怕有意见分歧也要召开大会，但却被置之不理，用欺骗的文章把不同的意见掩盖住，假装成意见统一了似地去召开大会，怎么能成功呢？基层群众已经提出，今后的和平运动不再依靠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而靠他们自己去推动。就算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空中解体了，能雄心勃勃地把运动继续下去的还是那些基层的群众。”横须贺的理事焦虑地说。理事们一个个又都陷入充满疲劳感的沉默当中。我离开讨论会走下楼梯。一楼大厅开始混杂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人们以代表身份来这里登记并准备交付分担的资金，可是由于常务理事会会议陷于停顿，接待工作也无从开始。人们有的围成圈蹲坐着，有的聚在一起慢慢走动，有的在练习唱歌。正像横须贺的理事所说的那样，他们充满活力，无忧无虑。在他们和安井理事长、召开秘密会议的人们以及被拒之门外的理事们中间，让人感到有重重隔阂。即便是大会最终迎来开幕式，这些隔阂又如何消除呢？耀眼的阳光下，和平公园显得空荡荡的。望着这座即将迎来两万名与会代表的空旷的公园，我不禁感到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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