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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玛雅人的观念中，思想是可以穿越一切限制的，所以，他们不收活动空间界限的框定，将思想延伸到了天堂和冥界。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的，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他们尊为最高尊位的神灵，也不是高高主宰宇宙的一切，而无非只是乾坤内含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的某个侧面，这点是很有现代意义的。
对于外人来说，玛雅人的概念过于离奇的概念，要将其理解成自成体系、功能完善的完整信仰系统实在有些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玛雅人自己认同这种体系，运用自己民族的思维能力来理解问题，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有哲理的。同时，也告诉人们，玛雅人有十分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
不可否认的是，每个社会都坚信自己关于现实的观点是“真实的”，常常会将其他社会的现实观认定为胡思乱想，这是不正确的做法。但是，当文明进步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地去理解玛雅人的文化，却发现它的文明、文化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即使是前人认为的玛雅人的“歪曲”，在我们看来，也散发着文化创造的灵气。
玛雅人真是奇特的名族，居然在不发达的石器时代，就已经具有了高超的思维能力。
井里有神使
玛雅在人类发展史上，谱写了相当壮丽的一页。在这一页中，文化、科学相当繁荣；政治、军事十分强盛，就连战争也爆发的过于毁灭性。
据说，11世纪初，玛雅潘、奇岑伊扎、乌斯马尔三城结盟，玛雅历史进入到了三雄鼎立、合三而一的局面。而这一系列历史的偶然事件，却都可以归到一位史诗人物名下，而他传奇的经历发端于奇岑伊扎的一口井。
奇岑伊扎地处在尤卡坦半岛北部的干旱地区，水源全靠由石灰岩层塌陷而形成的天然井（玛雅语cenotes“洞状陷穴”）得出。正因为有了两个大型的天然井，玛雅先民伊扎部落才在这里扎根、发展，留下了生存的标记。
考古资料显示出：尽管奇岑城修筑是在公元6世纪（一说公元711年树碑筑城），但是在古典期之前，甚至往前推到玛雅文明的形成期（公元前1500～公元300年），这里就已经有玛雅先民生存于此地了。所以这口井早已经存在，只是当伊扎人在10世纪以后到达这里时，他们兴高采烈地把井口据为己有，并为之冠上了自己的名字。
由于在这里，井水对于人们的意义非同一般，所以伊扎人对这两个性命攸关的天然淡水蓄水池十分重视——顶礼膜拜，奉若神灵。为了取悦神灵，保佑他们能获得生存及平安，他们把他们认定的一切好东西都投进了“圣井”中，不仅有金、玉、珠、宝、盘碟、刀斧、贝雕等，而且还有人牲。
然而，随着玛雅文明被西方人的入侵渐渐摧毁，这“圣井”也渐渐废弃。
由于西方人入侵的时候几乎毁掉了玛雅的一切文明，所以到19世纪时，有关“圣井”的故事对人们来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有个美国人汤普森处于强烈的好奇心，曾兴味无穷地去寻找这两口传说中的“圣井”。终于在1885年的一个夜晚，汤普森在黑森森的丛林中，依靠当地土著人的指点，见到了久已神往梦牵的“圣井”。
从拍摄到的现场照片来看，“圣井”不就是两个椭圆形的天然蓄水池，开口大概50米至63米，井壁立陡，是靠一层一层的岩层叠压在一起的，井口到水面、水面到井底都将近有20多米的深度。
据说，每当饥荒、瘟疫、旱灾等情形出现的时候，信奉神灵的古玛雅人就会把活人投进“圣井”里，这样做的目的是：叫活人前往“雨神之家”去“询请”雨神的谕旨。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或者空穴来风，汤普森在对“圣井”的考察中证实，因为他和助手们在抽出井底的淤泥后，竟然从中找到了大量的珍宝和数十具少女的尸骨。
经过对当时的情景复现，大致经过是这样的：玛雅人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会选择在清晨把作为人祭的少女投进井里，而这个少女在被投入井中之后还要忍受另一种折磨：人们哭号着一起向水中投石头。只有少女在恨缓慢的过程中被“折磨”而死，古玛雅人才会觉得这是好的预兆。
这里会出现一些特例：投下井中的人或者牲口生还而归。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人们只有等到从清晨到中午这么长的时间里，井中的人都还侥幸活着的话，他们才会考虑垂放下一条长绳将幸存者拉上来。这个被当做“使者”的人如果能坚持到这个时候，那么他生还之后就会备受崇敬，被认为是雨神派回来的“神使”。
12世纪后期，玛雅有一位名叫亨纳克·塞尔的男子就曾因为投井不死而被奉为“神使”。发展到后来，他在经过了上面的步骤被人们完全验证了“神使”身分后，竟然成为了玛雅政治人物，甚至，他还是玛雅政治史上不可多见的显赫人物。他在位期间，努力将玛雅潘变成了尤卡坦半岛上最强大的城邦国家，并且，他的帝国化努力也有了初步的成果。1194年，亨纳克·塞尔的玛雅潘还武装攻占了奇岑伊扎城，对当地居民的反抗实行了血腥镇压。接着，他率领着兵士，又征服了另一重要城市乌斯马尔。参考玛雅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玛雅的奴隶制政治实体雏形就是靠亨纳克·赛尔奠定的，就连今天我们把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称为玛雅地区，把在这个地区共有同一类型文明的人称为玛雅人，都应该归为“神使”亨纳克·塞尔的功劳，因为是他给玛雅潘这个城市带来了力量和突出地位。
如果不是因为曾经作为了“神使”，亨纳克·赛尔不可能坐上领导者的宝座，也不会将玛雅潘发展壮大继而获得国际突出地位。因为实际上，亨纳克·赛尔并不是贵族出身，这在看中身份的玛雅社会中，一个俗人要想坐上领导者的地位是相当难的，所以亨纳克·赛尔的上台多多少少给玛雅潘添加了世俗的色彩。
不过，即使是有了世俗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亨纳克·赛尔给玛雅历史增添了许多丰富的色彩。首先，这表现在他的征战中、其次，这表现在他鼓励人们建造了许多的高大祭祀坛庙中、再次，这表现在他曾全力修建世俗权力人物的豪华宫殿中。这些豪华宫殿，包括复杂的立柱厅房，不仅有众多舒适的房间，而且房间装饰华美，设施齐全，是非常“宫殿”式的建筑。并且，这种世俗性的大型建筑在玛雅地区其他众多的遗址中很难见到。
为何这里一定要大力的来宣传这一口井呢？因为从这口井中走出来的世俗新贵，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中都改变了玛雅的历史，他在获得玛雅潘的统治大权之后，玛雅社会的组织体系、社会性质均发生了微妙的质变。
而这，对于研究玛雅历史、人文的我们这些后世人，是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
玛雅“娱乐”
有一种说法称：现代社会中，大众参与性极高的篮球发源于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球戏，更确切地说，是玛雅人的一种球戏。因为考古学者还原出玛雅人的球戏时发现，玛雅人会在一面高墙上设置一个既垂直于地面，又垂直于墙体的环形石洞，参与游戏的人必须要试图将球击进圆环才算赢。这看起来的确和现代的篮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真正的玛雅球戏却比这要残酷得多。下面，我们可以详细地来看一下。
在玛雅遗址中，有一个中美洲遗址中很大的球场——奇岑伊扎（ChichenItza）球场。它坐落在一个大广场的东端，本身呈现出“1”型，比现在常见的田径场要略窄长些，长度大概为150米。在细长球场的两头各有一座庙宇，而两条高高的平台沿着比赛场地站立，形成了两面高墙，在这座“墙上”有个环形球洞，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篮球框了。在临近广场的那面平台上建有一个神庙，平台的底层还向广场开了一个外伸的暗室。而另一面平台的墙面上则绘有很多球赛的场面，甚至还有输家因为输掉球而被推上神庙做人祭的场景。
从这些绘画中，我们能看到玛雅球赛的残忍之处——并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一种抉择出人祭对象的“公平”方式。这时候你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片绿茵场，就平白增添了些许恐惧在里面，因为这让人不得不因此联想到残忍的人祭场面和血腥的角斗场。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常识：玛雅人不仅仅在球赛中选择出哪些人作为人祭，还会运用其它的方式来找寻人祭的对象——战争中的俘虏。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俘虏并不是在一般我们所了解的战争中战败而捕捉的那些人，而是刻意制造机会让其成为俘虏的。
各个玛雅部落之间，为了能选择出人祭，竟然会相互商议好在某月某日的某个时刻进行一场“战争”，这样，在战争中被俘虏的那些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祭的对象，也方便了部落双方都可以完成求雨的仪式。到了比赛的那天，双方于是各派出武士在预先商定的地点展开战斗。那些战败被对方俘获的人便只能作为战俘在对方部落祈求雨神降雨或其他仪式上做人祭。
人祭的场面十分惨烈，照例是剖胸取心，并且，获得俘虏的一方还会在死者的某些骨头上雕上花纹，将此奖励给那些抓获战浮的人，充当他的战利品。这种做法，实在过于无厘头和不可理解，像极了罗马角斗士被迫互戕的情况。
虽然这样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促进作用，比如抑制人口快速增加。因为伴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地球上的人们彼此占有的生存空间都在减少，更别说那些耕地、海岸线、矿藏等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所以，当人们在互相抢占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时候进行战争与屠杀，对于抑制人口的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毕竟这种做法过于血腥，也不太尊重人类的人性。
话题又再转回来，我们再去看看玛雅球赛的那种严酷性。任何人都知道，当比赛变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那场面肯定会非常地激烈且带有血腥。玛雅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以球赛的胜负决定人的死活，将球赛这种游戏赛事赋予了生死攸关、你死我活的色彩，自然就将球场变成了一个血腥之地，毕竟，那里关系着自己的生死命运。
就这点看来，这种球赛和我们今天的球赛相差九万八千里，一个是以生死为目的，另一个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在规则上也就有了明显的不同。现代球赛有着严格的规则，不能怎样，怎么怎么样算犯规，犯规太严重有可能被罚下场或者禁赛。但是对于玛雅人来说，这一套规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的规则只有一个——要人死，在这种规则的促使下，每个球员攻击性的调动都是被迫的，并且强度也可想而知肯定比现代球赛猛很多。
虽然两类文化活动的表象都是假的战争（现代人为了娱乐，玛雅人为了抉择出人祭对象），但两者还是具有本质的不同点：玛雅人调动它的手段和目的是借助于神的名义，而现代人调动它的手段和目的不是为了健身强体，就是为了不同群体间的荣誉，或者有时也纯粹是为了钱。
从玛雅的球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这种最原始、最本能的生物竞争方式，竟然在玛雅文化的文饰下成为了一种象征，还是一种合乎道德与社会伦理的象征。
在玛雅遗址的一些其它城市中心，也大都有上面介绍的这种类似的球场发现，但规模都比这要小得多。甚至，经过考察证明：后来的球赛在场地形式上出现了变化，原来直立的边墙改成了斜坡，宽度也加大，与中间场地宽度相等，曾经常见的环行球洞（篮框）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鹦鹉头形的标记。只是，唯一不变的是球赛的目的，以及球本身，都是重达5斤的生橡胶制的球。
由于比赛规则中，运动员不能用手或脚触球，只能用膝部和臀部顶撞球，所以，运动员在装束上也不同于现代的篮球。考古人员曾经在遗址的多处都发现了有一些重约20吨的石刻头像，甚至其中有一个还戴着一个头盔。没有人知道这些头像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根据他们的装束已经对玛雅文化的研究，目前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头像是首领或武士装束的一部分，而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球赛队员为预防5斤重的橡胶球砸破脑袋而戴的保护用具，犹如现如今橄榄球运动员戴的全身披挂。
不论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球赛就是为了要选出某些人去死亡。在所有遗址中发现的球场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建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