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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29)。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30)。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31)。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32)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33)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34)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像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