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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慎重地说：“这样吧，我只能在你的这个材料上写个字，我希望中央纪委的同志能够注意这件事，别的我没有调查，究竟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你拿着这个就能找中央纪委。”
刘建军感到他真的能够看到光明了，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头涌动着。他紧紧地握住那位领导同志的手说：“谢谢您了！谢谢您了！”他躬着身子离开了领导同志家。
在马路上他又久久地注视着这所威严的别墅，他想：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正直的，中国的领导人是讲究原则的，我们的党不是没有希望！
刘建军找到了中央纪委办公室。
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央纪委并不想见他，虽然他手中拿着一位领导人的手迹，但是，作为中国的高级纪检部门，他们不是看哪个领导手迹就轻易改变规章和制度的。
他们对刘建军说：“中国的县级干部太多了，我们怎么能够管得了呢？你还得回到你们的本部门、本单位，去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只要你是对的，就一定能够解决。”
刘建军着急地说：“你们到我们地区看一下，我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人家告诉他说：“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里不能接受你这个案件，您请回去吧！”
刘建军只好离开了办公室，他在传达室里徘徊过来徘徊过去，心里实在是不甘心，于是他又多次打电话，后来人家把他的声音听熟了，一听是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刘建军感到他要疯了。当他心里涌起了一团希望的时候，很快就被莫名其妙的冷水泼灭了。
按理说，一个中央纪委如果全国的人来了都接待，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今天落在刘建军头上，他感到被拒于千里之外，有点不理解人了。因为，他知道最终还是要中纪委出面，自己的冤案才能得到解决。
刘建军拖着一双沉重的腿回到老部长家，把经过说了一遍。老部长听完后，再次打了电话，把刘建军安排在宿费最便宜的招待所地下室住下。正巧，那里住着一位老乡，也是在纪检委工作。多年不见，分外热情，那位老乡硬是把他拉到家中吃了顿饭。
刘建军见人家向他表示出非常的热情，心情非常感慨，像见了亲人一样，他又从头到尾把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那人听了这件事情以后说：“铁道部的纪检委有一个同志调到中央去了，他姓王，我们可以把你介绍给他。整人也不能这么整！”
对方很干脆地说：“行！让他来吧。”
这样，刘建军才第一次来到了中纪委的办公楼，那位姓王的同志通知一位叫张X的副处长接待了刘建军。
刘建军知道，这位副处长也不是轻易能够见得到的。他想他一定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她是管河北的。
中纪委的批示石沉大海
张X是一位秀丽的女同志，据她自己说是从北大荒回来的，大概受过人间的许多凄凉，因而很有同情心。
张X很和善地让刘建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认认真真地把刘建军的陈述听了一遍，然后说：“这个材料你留下吧，我一定给领导汇报。这个事情让我看好像能解决。”
刘建军说：“您不要把事情看简单了，这个事情等于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因为不是一般人定的调子，好像是一个省里头头说的话，才这么把我冤了的。”
那个女同志说：“我对你说能解决我是有我的看法的，我为什么说能解决呢？起吗，你的案子和处理的决定程序没有，办案是要有程序的，我跟你说，这里有十六个字，第一个是事实清楚，你这件事情事实还没有弄清楚，起码还没有调查你，你是当事人，没有调查你，怎么能够说是清楚呢？第二个是证据确凿。这个事情的本身，包括发案现场和有没有这件事情，证据还不全就定性，这怎么能行呢？给你的问题定性为诬告，是”诬“告呢还是”误“告呢？是错误的”误“就是告错了，诬告就是编造事实，我想起码给你定个错告是可以，不能定诬告，诬告是法律的范畴。这个处理要恰当，不然就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第三个问题是定性准确。你这个事情连根据都没有怎么定性呢？第四个问题是处理恰当。没有上边的事实清楚，没有证据确凿，没有定性准确，处理当然不会恰当了。所以说你的事好像能解决，我劝你沉住点气，别老那么激动。”
刘建军说：“我怎么能不激动呢？为了这个处分，他们把我的年龄、党龄、学历全都改变了。”那位女同志听了他关于改变档案的情况后说：“这件事情太离谱了！你回去等一等吧。”
接着，她随手给刘建军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刘建军终生都忘不掉，这个号码上面凝聚着他的千辛万苦的寄托。
纪委答复得非常明确。而且从检察程序和办案原则上给他讲得一清二楚！他的案会翻的，一定会的。
他带着巨大的希望，踏上南行的列车，回到了保定，回到了他的家中。
他从7月等到了9月份。
五
党支部里有党性
9月25日的那天，单位通知他去机关，宣布他的处分决定，刘建军决定不去听这种处分决定，不然的话他真受不了，于是他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他有病不能上班。
单位领导告诉他说：“我们正为你顶着这件事，我们死顶着不传达，现在顶不住了。你不要怕受刺激，大家都一如既往地理解你。”
到了9月29日，地区的纪检委催问落实了没有，单位说还没有落实呢。
地区纪检委又问：“刘建军还交党费吗？”单位的同志说：“我们还让他交。”
地区纪检委的人说：“不行！得停止他交党费，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宣布处分决定不是一个基层所阻止得了的，处分决定终于在9月29日下午三点钟宣布了。宣布的时候刘建军看到他的同仁好友眼含泪花。他们哭了，第一个眼泪盈眶的是一名科长，十几个党员发言，没有一个人同意这种处分的，大家从各种角度，用各种理由，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好多疑问。
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刘荣惠同志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我是一个局长、书记，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以组织的名义，盖上我们的章，打报告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我最起码要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十几个党员一一表态，只有3个同志没有时间说话。
后来，中纪委调查时，全局的干部党员不约而同地到中纪委同志住的地方去反映他们的情绪和要求。
带病再进京
转眼又到了10月，正是秋风萧瑟时。
刘建军的“保建医生”，市一院的院长在最近拉他去做体检时，CT片子显示出一个危险的图样，肝脏中部偏右，发现4×8mm的一块异常组织体，直接说了吧，是一个肿块。
刘建军知道人在委屈时会生出许多病来的，他过去读过一些中医的书：怒伤肝，肝脏最容易因生气而发生病症，他还知道，肝癌是活不了几个月的，他还不到50岁，他还有很多事业，他还有美好的家庭中享不完的天伦之乐，他还有冤没有伸！难道，难道他就这样不清不白地进了火葬场！他愤恨！是腐败，是官僚主义，是家长作风杀害了他，他真正是为了党风的建设，为了反映群众的呼声，而被开除！
朋友们告诉他片子已经照好，还没洗出来，让他到外边车上等着。
人在抵御死亡信息上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他的腿软了，勉强来到朋友们为他准备的高级卧车上。
十几分钟以后，朋友们忙完了，来到车上，上车就往家送刘建军。朋友们只是说：“没什么事儿！”
刘建军也装傻：“没事就好！”
“没事”要像个没事的样子。
刘建军给中纪委那位女副处长打了个电话。那位女副处长说：“我们把材料转给省纪委了，告诉他们抓紧复查这个案子，你如果找，就找省纪委的X同志。他们答应给办这个事。”
又过了几天，刘建军给省里打电话找那位同志，对方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我们的手，分管我们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复查不复查，要由领导定，或开会定，你等等吧。反正你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看法也有，只是谁也不知怎么插手。”刘建军问：“中纪委让我直接找您。”对方说：“中纪委只是个人名义打电话，转来的信，也没要结果。你还是让他们要结果，我们立案就快了。”
刘建军决定再度进京，因为肝脏的危险信号给他压力太大了。他人一死就定案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已经很冷，刘建军又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征途。这一次，他直接去找一位高级领导的秘书。
那位秘书感到很吃惊，说：“怎么，问题还没解决吗？”
刘建军说：“处分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了。”
这位秘书很生气，说：“那样不行！实在不行我们就找大官吧。我给你找一找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
刘建军在约定的时间被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召见。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建军从头到尾又把他的事说了一遍。
这位领导说：“我觉得，河北省树一个地委书记当廉政典型是有风险的，树这个典型，并且把这个典型树得这么高是不好的，我们这个党从历史上树了最高的、最大的、有职务的典型就是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还是死了以后才树的。那么活着的人树了个王进喜，是个采油队的队长；树了个支部书记是陈永贵。所以我们应该树基层的领导干部。”
他又说：“树这么高级别的政工领导干部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对这个干部有看法就不敢说了，发现了他的阴暗面就不敢揭露了。揭了阴暗面，就得压一压，就容易出问题。你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刘建军听得很佩服，他觉得这位领导人头脑是非常清楚的，谈问题一针见血，他是从党的大角度去考虑的。
那位领导人说：“最起码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是不对的，不应该处理得这么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我让人了解了解，反正只听你说我也不能表态。再说，我表态也没有用，这是党内的事情，又是外省的事，要是中直机关的事，还顺手一些。”
过了几天，那位秘书给他打电话，对他说：“你这个材料，领导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认真看了，看了以后让人同河北省商量一下，河北的态度一般，他们说是地区处理的，你是地区管的干部。这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得自己找一找。”
刘建军问：“那么我再去找谁呢？”
对方没有回答。
周恩来的报童气不公
到了11月初，刘建军家中来了一位小老头，他叫宗正伦，离休后在保定休养，人所共知，他是周恩来在重庆办事处时的小报童，是在电影上最小的那个，他虽然个子不高，但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人非常正直，敢于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宗正伦说：“你现在大概很不开心，我们老两口来看看你！”
刘建军说：“我现在的遭遇，打击得我几乎连记忆力都没有了，我在电影上看见过报童的事迹。”
这位报童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当时那个最小的报童的原型就是我，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现在你这件事情我倒是要管一管了，如果周恩来在世，他也会插手。”
刘建军摇摇头说：“您不知道现在的国情，这件事情官再大也插不上手，过去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是上梁正了下梁歪。你还能把这大厦拆了不成吗？可是不拆，你就去不掉那些歪了的下梁哟！”
“不！”老头说，“你看错了。你这个事情舆论很大，它关系到我们国家治理腐败的问题，在我们老干部活动室里，每个星期活动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家几乎都说你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管管这件事，当然，我管这件事是要为党负责，我也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我不是你的亲戚，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只是周恩来同志的报童！”
老人说：“要找找邓大姐。”听得出老头子跟邓颖超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熟的。
于是老头子给刘建军提供了一个地址和电话说：“我不能忍心看着你这样一直到死！你再找找试试看。先用电话找这位同志，当然，我还可以介绍另外几位，他们都在北京。”
这一次刘建军雄心勃勃地又一次踏上了北京上访路。
老伴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她总是怕刘建军受不了这次打击，她一定要跟刘建军一同去北京。刘建军非常感慨，自己已是快50岁的人了，前半生一心都为了党的事业从来没有带老伴到北京逛逛，他暗暗地感到愧疚。
刘建军拿出了家里最后剩下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