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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立足于传统，有较强的保守的复古主义色彩。正是这种保守性，为过着流离和混乱生活的犹太人社会建立了秩序。犹太人共同体避免激进的改革，而是力图以渐进的方式溶入新的社会环境当中。对于律法﹑传统还有共同体自身，他们也是实行适应新时代环境的﹑渐近式的改良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一直将保守和中庸作为最理想的存在方式。
换句话说，犹太人坚韧的秘密依存于以斯拉时代以来两千五百年的协商制度的导入。每次遇到非常时期或是局面危急的时候，犹太人都能在拉比们冷静客观的意见下行事，从而避免了种族的灭亡。犹太人即使被迫面对死亡，也会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分子从容殉教。即使自己面临死亡，即使被弹压，他们都会设法保全集结历代智慧和判例之大成的《塔木德经》，并将之传于后代。另外，犹太教的圣典对于拉比的培养和犹太教的教育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我们不能把拉比等同于基督教的司祭﹑牧师或是佛教的僧侣等其它神职人员。拉比说到底就是对精通犹太传统和律法的人的一种称号，如果他们把专业的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就会被认为是最可鄙的行为。大多数的拉比都是从事农业﹑商业或手工业来维持生活。
作为共同体的指导者，拉比如果被任命为礼拜的主持，那他会更受到敬仰，因为主持是精英中的精英。这里，主持需要由众人推举产生，而不是毛遂自荐。
我突然想到，作为共同体指导者的拉比，是在与共同体的契约基础上被任命为犹太会堂主持的。一般情况是，先签署一个一年到两年的意向书，检验一下应聘者与会众﹑拉比们相处的情况。如果确认双方都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就将契约延长至三年或是五年。有时，根据全体会众的决定，拉比会和犹太会堂缔结一个终身的契约。拉比们不能损害共同体的利益，无论在哪里都要将自己置身于整体的管理之下。
拉比的儿子不能继承父业而成为拉比，不过，只要如果他很有学识，也可以被授予“拉比”的称号。一部分犹太教正统派承认特定的拉比家族的世袭制度，但共同体的意志还是被优先考虑的。如果这种家族之中没有具有指导者资格的人，在合适的家族继任者出现之前，指导者的位置也很少会空着。因为，如果让一个和常人同等能力的平庸学者来占据指导者的位子，对共同体而言没有一点好处。作为人生之鉴和人之典范的指导者，不能只精通法律，还要人格高尚﹑英明机智，对于世间的事物有深刻的理解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另外，对宗教的虔诚和谦虚的品格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指导者。
这好像有些理想化，但是犹太人就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们会找出和理想中的人物最接近的指导者。这种选择是会众与指导者两方面的影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拉比为了到达会众的要求要不断磨练自己的人格，会众也会在拉比的感化下追求高尚的生活。
两个犹太教会堂
在美国的时候，我有幸访问了各种各样的犹太会堂，也结识了很多杰出的拉比朋友。只有一次访问让我十分失望，那是在以赌博闻名的拉斯维加斯一个犹太会堂访问的时候。
当然，大多数的会众都和赌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旅店业的经营者到律师﹑保险经纪人和西餐馆的经营者，所有人都是从观光和赌博上得到了益处。因为这是一个在沙漠上建立以来的以经营赌博为目的的城市，所以，如果市民们都放弃和赌博带来的益处，那就没
有办法生活了。
这里每天歌舞升平，但人们的表情却非常冷淡和空虚。教会的会众们可能是长时间从事高尚行为的缘故吧，对物欲突然有了兴趣。礼拜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而是用来粉饰自己欲望的形式。我要说的那个拉比还有经师比普通的会众更愿意追求虚荣。
那个拉比自夸是名门后代，家里的书架上却积满了灰尘。那位经师是圣城耶路撒冷生人，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视钱如命的卑劣男人。这里，会众们和拉比一起谋划着一些自欺欺人的﹑虚伪的勾当。这让我突然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惊于恶的蔓延，我却不能坐视不管。”与上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由多莱管理的犹太会堂，它让我感受到了永恒和绝对。
拉比在刚上任的时候，不一定能和会众们处好关系。拉比进行哲学的思索和冥想，所以他的说教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会众来说也很有震撼力。会众虽然有时抱怨拉比和他们的私人接触太少，但仍然是拿出全部的虔诚来做礼拜。
犹太会堂里也有一定的自由性。无论拉比还是会众，都会以自己信仰的方式去接近神灵。在五旬节前夜，他们会在寒冷的密歇根湖旁，彻夜不停地做礼拜，学习圣典，做祈祷，唱热情的赞美诗。这种力图归于犹太教根源和传统的热情，让他们中间产生了宽容和谦逊精神。
在芝加哥，高地公园的会众是最富有的犹太人，但他们却没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只是关注自己怎样在上帝的面前取得更大的进步。拉斯维加斯的会众讲究吃穿，而高地的犹太人则以节制的态度和高尚的修养聚在一起做礼拜。
共同体的最小单位
犹太群体的最小单位以十名成年男子为计，称作“单组”。这种制度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出埃及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半岛宿营的时候，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挑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做首领。有的领导上千人，有的领导上百人，还有的只领导五十人或十人。在平时，次要的事情全部由各组的首领做出决定。
就这样，作为行政组织的末端结构，十名一组制被导入了犹太人的生活当中，而且在以
后还被继续采用。根据别的说法，在所多木城被攻陷之前，祖先亚伯拉罕曾经向上帝祈求：“如果再有十个忠诚的战士，就能拯救我们的城堡。”虽然这个说法无从考究，但至少说明了十名犹太男子对于维护正义是必需的。
十名一组不是一个量的概念。最好的解释是：十个人就是十种类型。这种多样性能够保证做出的判断符合实际的情况。何况，有两个犹太人聚在一起就能提出三个甚至四个想法。为了从大量的信息中选取最合适的作为答案，组员们经常会争论个不停。属于单一民族的日本人什么事情都需要全体同意，而对由十二个部落结盟而成的犹太人，全体意见一致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他们会从不同的意见中寻求对共同体有利的结论，通过多数表决的方式进行采纳。一旦做出了决定，全体人员都必须同心协力地执行。
“单组”是犹太人生活的要素，犹太教会堂里的礼拜也是如此。另外，还有“服丧礼拜”（某人亡故的七天内，人们每天早晨都要在其家内举行的仪式）和“割礼式”（在男孩生下八日内举行）。
个人虽然可以自己向上帝祈祷，但在正式的场合，必须遵守“单组”的规定，这是犹太人为了表明自己是“共同体一员”的重要方式。同样，“单组”对于犹太人的婚丧嫁娶也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每当犹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他们一定组成一个个“单组”，然后再设立礼拜场所。只有这样，一个犹太社区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把“十”名作为必要条件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如果犹太人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贡献出来招聘拉比，那至少有十个人才可能聘到一个拉比。
在《圣经》时代，人们需要将所得的十分之一作为税金捐给神殿。这些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神殿的祭司和拉比等上帝职人员的生活费。现在已经不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制度了，但它仍被认为是维持各地犹太共同体运营的有效手段。例如，在一些保守派当中，一些教徒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经师或是拉比，而经师和拉比们就用收集到的钱开设学校和犹太会堂，还去帮助老人和贫困家庭。
十分之一的税率能在犹太人中实行，是因为犹太教信徒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所在团体单位参加捐款。如果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参加了宗教团体，那就很难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
收取捐款的拉比们知道信徒们也不富裕，钱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挤出来的，所以他们在运用这些资金的时候，时刻想着如何带给会众们利益。在这里，信徒对拉比的完全信赖和拉比光明正大的行为是两个最主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就是犹太人捐款制度的基石。
法利赛派的拉比
拉比在犹太人当中以指导者的身份出现是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后开始的。
在这以前，虽然拉比法庭的权威就已经得到确立，但只是限于犹太人生活上的宗教和民政方面。
当时的犹太人生活在崇尚政治和权力的罗马的附属地内。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犹
太人的主要势力，即顺从现政权的现实主义者组成的撒都该派（由靠神殿收益而生活的寄生阶级构成）和决定归隐的艾赛尼派（他们的修道院生活和信徒们原始的共产式的生活对基督教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主张爱国和独立的激进派（耶稣的弟子，即对基督教的确立功不可没的彼得，起初就是这个派别的成员），最后就是研究律法和宣扬中庸之道的法利赛派（大部分的拉比属于这个教派，而且有人推测，耶稣本人就是出身于这个教派）等四个教派相互之间不断进行着争斗。
随着耶路撒冷陷落和神殿遭受破坏，拥有众多祭司的撒都该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激进派因叛乱失败，被罗马军队全部消灭；艾赛尼派也卷入了战乱，最终灭亡。最后剩下的只有法利赛派。他们因为遵守政治上的中庸和中立原则，被罗马军队允许实行犹太人自治。现在的犹太教也继承了法利赛派这个传统。
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因为不了解法利赛派而说“祸起法利赛派”。这也算是对法利赛派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内部批评吧。为了耶稣教义的发展和基督教的普及做出贡献的传教士保罗也是法利赛派出身。如果把以上两点放到一起考虑，可真是意味深长啊。
保罗作为法利赛派首领的门生，对这个派别的事务非常精通，而且人们也认为是他发展了犹太教。
法利赛这个名字是由“分离﹑分析﹑诠释和注解” 引申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派别的教徒对律法的一字一句都要仔细地斟酌，然后尽一切努力将律法付诸实践。
自学者艾泽拉以来，法利赛派是继承犹太传统的核心团体。和依附于神殿的权威的祭司阶级不同，他们是用自由想象的方式来研究《圣经》和律法。相对于维护血统与门第的闭锁的祭司社会，法利赛派是谁都可以参加的开放式团体。在法利赛派里，只要是研究律法，就没有长幼之分。如果犹太人在长辈和权威面前不敢发表意见，那影响深远的《塔木德经》就不会问世了。
上帝面前的人们
犹太人认为：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尊卑之分。如果真的有，也是圣洁的人和卑劣的人的区别。
从事祈祷﹑冥想和圣典研究的拉比们当中，有很多具有莫大的权威，例如，哈西德派（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设立总部）的首领休奈鲁拉比、正统派的博学之士莫鲁、保守派的哲学家阿布拉比和耶路撒冷宗教界的长老可可拉比等等。他们的一声轻咳都会让人有一种类似于
战栗的敬畏之感。
这可不是王侯贵族所属的上流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权威。这些拉比们穿着非常朴素，和在大街小巷看到的老人没什么区别。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归隐或是出家，成了圣人或高僧。那些留在俗世的拉比，如果要追寻更崇高的世界，就要在宗教方面与时俱进。犹太人有句谚语：“智者是将神秘的天堂和俗世连接起来的纽带。”如果我们看一下面前的伟人，就会产生“原来如此”的感叹。
要成为权威就要依存于上帝。国王在上帝的面前也只是一根草芥。大卫王杀死部下，强占其妻。在被上帝发现之后，他这样哭诉忏悔：“上帝啊！用你的善心怜悯我吧，不要抛弃我，我不会辱没你的圣洁…。。。”
人是脆弱的，所谓的强者也有一个界限。在酒池肉林的宴会过后，秦始皇大声哀叹。不光是他在孤独的时候感叹荣华的虚无，大卫王也说：“上帝！救世的上帝！让我的鲜血来洗刷我的罪过吧！”
在别的国家，国王是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却不是具有最高人格的人。有的即使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承认上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