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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里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半看不看地看着墙上名画仿制品半听不听地听着老式音响里流淌的爵士乐，从不怨天尤人从不自暴自弃从不找人倾诉。一句话，与其说是在忍耐孤独打发孤独，莫如说是在经营孤独、享受孤独、守望孤独、回归孤独。这也是所谓小资们最欣赏的经典场景、经典氛围、经典情调。
不过，村上的孤独并不仅仅出自小市民式的廉价的感伤主义，不单单是对个人心境涟漪的反复咀嚼。更多的是源于对人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以及社会体制、自身处境的批判性审视和深层次质疑。这样的审视和质疑促使不断地追忆、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寻找。正如他在2001年以《 远游的房间 》为题致中国读者的信中所说的：“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并不存在。”那么作为村上在找什么呢？我想他是在找生命的真实和尊严，找主体性的完整和纯净，找灵魂的自由和出口。然而这些东西注定是很难找到的，“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 《 且听风吟 》 ），结果不得不久久彷徨于心灵的荒原，于是感到孤独，进而感到悲悯和忧伤。幽幽的孤独、脉脉的温情和淡淡的忧伤，是村上作品极有特点的调子。它如黄昏迷蒙的雾霭，如月下遥远的洞箫，如旷野百合的芬芳，低回缠绵，挥之不去。这里，孤独不仅不需要慰藉，而且孤独本身即是慰藉。
村上春树“美”在中国（3）
而这无不令中国读者沉醉和神往，无不引起他们的心灵共振。因为，为数不少的中国年轻人像个掉队的孩子，正处于不断迷失不断寻找的回环途中。他们寻找风中的旗帜，面对的却是遍地的残片；他们寻找真诚的笑脸，面对的却是伪善的面孔；他们寻找形而上的价值，面对的却是形而下的金钱；他们寻找纯净的蓝天，面对的却是污秽的水沟。尤其当他们目睹满目疮痍的山岭和严重污染的江河的时候，目睹堂而皇之的现代化办公楼和西部失学儿童无助无辜的眼神的时候，目睹城里数千元一桌的豪华宴席和乡间父老手里永远盛不满的粗瓷碗的时候，目睹不学无术之人令人作呕的傲慢嘴脸而自己又不得不赔笑讨好的时候，进一步说来，当一个历史上即使拥有称霸世界的武力也不曾对外炫耀武力的、内向守成的国家被人视为威胁的时候，当一个民族屈辱而痛苦的记忆常常被人以不应有的形式唤起的时候，他们感到的只能是深深的汹涌的巨大的孤独和忧伤。觉醒者必然是孤独者，自尊者必然是孤独者，正直者必然是孤独者。虽然这种时候的他们未必次次玩味孤独之美，但村上毕竟提供了一种排遣孤独的出口和升华孤独的范式，亦即提供了自我呵护的技术，使得他们默默保有自成一统的价值观和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 村上春树 ）。
隐 喻 之 美
村上的文字固然是“一丝不挂”或者“透明”的，而他的故事却层峦叠嶂扑朔迷离。这同村上的创作理念有关。村上认为“小说这东西说到底就是寓言，就是使寓言变得富有现实性”。在《 海边的卡夫卡 》中，他更是借大岛之口说得直截了当：“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 原话出自歌德 ）其实寓言性也好隐喻也好大体是同一回事，都是一种比喻手法，一种象征。庄子的《 逍遥游 》，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钱钟书的《 围城 》，都是我们熟悉的隐喻名作。就是说隐喻（ metaphor ）本身并不让人陌生，但像村上这样如此大量使用的实不多见。他的隐喻可以说像他的幽默一样比比皆是，的确堪称“日本的卡夫卡”。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这是村上Chu女作《 且听风吟 》劈头第一句，进入尾声时引用尼采的话：“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结尾句又是一个比喻：“同宇宙的复杂性相比，我们这个世界不过如麻雀的脑髓而已”。这向我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的小说日后将有无数精妙的比喻包括谜一样的隐喻出现。其随后陆续推出的作品果然如此。《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中的弹子球机和双胞胎女郎，《 寻羊冒险记 》中的背部带有星形斑纹的羊和羊博士和“先生”，《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中的独角兽、夜鬼、“组织”、“工厂”和胃扩张女郎，《 挪威的森林 》中有气无力的萤火虫和“阿美寮”，《 舞！舞！舞！ 》中的羊男和六具白骨，《 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 》中反复弹奏的钢琴曲“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 斯普特尼克恋人 》（ Star Crossed Lovers ）中的人造卫星和摩天轮，《 奇鸟行状录 》中拧发条鸟和深井和无面人，而《 海边的卡夫卡 》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由无数隐喻构筑的巨大迷宫，甚至其本身即是巨大的隐喻。至于短篇小说中的，更可谓举不胜举。
作为手法，大而言之，是以两条线平行推进的：一表一里，一幽一明，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灵异世界……虚实相生，阴阳交错，生死一如，真假莫辨，山重水复，云遮雾绕。小而言之，就是不断地让什么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动物为例，猫失踪了，羊失踪了，连大象也失踪了，有一部短篇索性就叫《 象的失踪 》。一头大象从象栏里失踪了，而且是一老年大象，“老态龙钟，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这还不算，象一条后腿还套着铁环，铁环连着铁链，“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一百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然而就是这样一头大象突然失踪了。当局动用了警察、消防队和自卫队外加好几架直升飞机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不用说，若是隔壁家的小花猫或自家养的哈巴狗小白兔什么的失踪倒也罢了，而象在现存动物中大约是仅次于鲸鱼的庞然大物，也就是说乃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失踪的动物，然而它失踪了，消失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综合村上在多种场合透露的信息，不难推断象所隐喻的是温馨平和的精神家园，象的失踪隐喻这样的精神家园可能永远消失。村上1979年在Chu女作《 且听风吟 》中曾期待大象“重返平原”，而1985年在这篇《 象的失踪 》里则断定“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村上春树“美”在中国（4）
从我接得的大量读者来信来看，中国读者主要阅读障碍似乎就在这些隐喻上面。也许来信的大多是高中生尤其女高中生的关系，他们单纯的小脑袋无法破解这些劳什子的喻义。而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要求他们归纳主题或中心思想的语文教育又习惯性促使他们急于弄个水落石出。也不仅仅高中生们，大学生们也有读不懂的——上面的问卷调查就有人选择“故事荒诞读不懂”——于是他们来信问我或在课堂上直接问我，问得我走投无路。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向始作俑者村上本人求救。村上倒还配合，以公开信的形式回答说：“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看得出村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答而这样回答的。据我查阅，村上在其他场合几乎从未这样概括其作品的主题——尽管客观上、某种程度上是其主题——相反，他是反对写作时设定主题的，认为那样一来作品就僵化了。他谈到更多的仍是隐喻。2002年7月在就当时刚出版的《 海边的卡夫卡 》接受采访时以“神话”这一表述方式进一步解释说：“故事（ 物语 ）越是发挥作为故事本来的功能，越迅速接近神话。说得更极端些，或许接近精神分裂症世界。”他紧接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恐怕也很有启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小说可能有不大适合解析的地方。……非我自命不凡，有时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写故事时不是就自己身上类似原型的东西一一加以解析，而是像整个吞进石块一样什么也不想地写下去，说到底。这方面的感觉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给读者我自是不大清楚。”（ 村上春树编《 少年卡夫卡 》）这样，势必使用隐喻手法。可以说，隐喻性、神话性、象征性始终是村上作品的一大亮点。而中国读者、尤其有一定生活阅历的读者中也还是有不少人对此心领神会，兴致盎然地跟他走进一个个充满隐喻之美的神奇世界。这里我只引用一位大约是“白领”或“小资”的读者对《 奇鸟行状录 》中的发条鸟寓意的解读：“它是一只神奇的鸟，是作家在虚幻中对于真实的渴望，是这个世界和生命在岌岌可危中的全部希望所在。它凝集着人类在此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世界和命运的思索，是人类在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对于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质状态的渴求。”
深 刻 之 美
2004年是村上春树出道第二十五年。或许为了纪念或庆贺这一年，五十五岁的村上君索性一飞冲天，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夜鸟，从子夜11时56分飘飘然忽悠悠飞到翌日晨6时52分，而且飞得很高，居高临下，正可谓鸟瞰。鸟瞰的记录，便是村上的最新长篇《 天黑以后 》。
这只夜鸟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在餐馆里同一个年轻男子交谈的会讲中国话的女大学生玛丽，看见了不分昼夜沉睡不醒的美貌女郎爱丽和从电视里定睛注视她的“无面”男士，看见了被嫖客白川暴打后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的中国女孩。继而通过监控摄像机将目光久久锁定在白川身上：白川，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架一副金边小眼镜，文质彬彬，“长相给人以知性印象”，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看不出他会因女孩来了月经致使他无法泄欲而大打出手并为防止其报案而将所有衣服剥光带走。于是，在这部新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时候独自在酒吧或套间里面对窗外霏霏细雨沉浸在西方音乐声中品味孤独的村上君，不再是呆呆凝视瓶底剩的几厘米高的威士忌或者躺在床上看《 纯粹理想批判 》的村上君，不再是一味在心灵后花园里鼓鼓捣捣精耕细作的村上君，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恶”发掘“恶”的村上君。
当然，对于恶的发掘或者说恶之化身的出现并不始于《 天黑以后 》。例如《 寻羊冒险记 》（ 1982 ）中的“先生”、《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 1985 ）中的“夜鬼”、《 奇鸟行状录 》（ 1994、1995 ）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 海边的卡夫卡 》（ 2002 ）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特点，即比较模糊和费解，无论人物形象还是行为方式抑或时间地点，都往往笼罩在历史的层层迷雾和亦真亦幻的斑驳光影之中，缺乏细部的现实感和实时感，超乎常识常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直到两三年前的《 海边的卡夫卡 》仍大体如此。但《 天黑以后 》就不同了。可以说，村上笔下的恶第一次聚敛为“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的“普通家伙”，其作恶方式和作恶对象及其后果都是现实而具体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令人深思的是，白川施暴之后马上若无其事地回公司加夜班，作为以“头号高手”自诩的电脑技师继续听着音乐检修出故障的电脑。当他回家前在办公室里一件件取出被打女孩的衣服时，脸上居然浮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仿佛说“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一言以蔽之，白川没有一丝一毫的作恶犯罪意识，更谈不上反省——这点说有多么深刻就有多么深刻。总之，村上不仅仅是部分中国读者从中读取小资情调的“软”的作家，而且也是敢于把笔锋指向“恶”的“硬”的严肃作家，是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感和问题意识的深刻的作家。深刻也是一种美，一种如刀刃一样闪着寒光的凌厉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如果说《 海边的卡夫卡 》仍是在蛋壳中孵化的恶，而在《 天黑以后 》终于破壳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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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