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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平日的读者来信是让我品味到了幸福感——在台灯柔和的光环中慢慢跟踪一行行温煦的手迹，仿佛暮春黄昏时分在林荫道上缓缓散步；而博客留言则富有震撼性和密集性，潮涌浪翻，风急雨骤，令人屏息敛气，目不暇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匿名性”——只知所来时间，不知所来何处，甚至不知真名实姓。也正因如此，随之而来的感觉才是新鲜的、缥缈的、意犹未尽的，因而是幸福的。试想，你的一个不无青涩的感觉、感受，一个并不成熟的想法、看法，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匆匆行旅中驻足浏览，还有人友善地留言致意或热情声援，对此你能不为所动吗？他（ 她 ）们既可能来自同自己的履历相关的齐鲁大地、松辽平原或南海之滨，又可能来自迄今无缘去过的南疆漠北、青藏高原或丽江古城，既可能远在天涯又可能近在咫尺，既可能有一面之缘又可能素不相识。一句话，可以来自这颗星球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位朋友。想到这里，一瞬间我产生一种同所有人的心灵触角接通的感觉，就像推上电闸刹那间出现万家灯火的辉煌。同时让我发觉，原来自以为性喜孤独的自己其实是那么渴望理解，渴望友谊，渴望与人沟通的快慰。
自然，批评、指责甚至“骂”也是有的。坦率地说，“骂”是叫人欢喜不起来——又有谁能对“骂”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呢——但我宁愿相信一位网友的劝慰：“骂”大多出自理解的偏差，未必出自恶意，有时善意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再说，反面意见可以促进自己冷静地反思和反省，进而校正视角以至人生的准星，同样是可贵的认知资源。当然，如果地毯式轰炸一般清一色是“骂”，我再阿Q或再宰相肚也怕熬不住，不出一星期就要摘牌关门，灰溜溜趁夜逃走，这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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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的范曾
日前同S君和Y君聚餐。时值敝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画家范曾先生刚刚飞离青岛，而S君在范曾先生逗留青岛四十天时间里陪同二百小时并承先生收为入室弟子，加之Y君亦对书画界颇为熟悉，于是席间谈起书画，主要谈画家。二君所谈两位画家印象尤深，触动尤大，感慨尤多。
一位是八十八岁青岛画家张朋先生。张氏被誉为近六十年来四大在野画家之一，李苦禅等亦叹不如也。S君谓张氏为小学教师出身并止于小学教师，若有齐白石之机遇，声望绝不在齐之下。八十年代因李苦禅等人举荐而成名，遂被邀请入京，婉拒之。又请其为京城高端人物作画，数量近百幅，张氏遂掷笔于案，不复作画，迨至今日。居室为八十年代旧房，三室无厅。十平米左右起居室仍水泥地石灰墙，家具极为简陋，整体印象惟一“寒”字可喻——先生看透一切，心中别无长物，室之“寒”乃心之“寒”之外现也。官方几番劝其迁入“名人公寓”、“文化公寓”而岿然不为所动，盖欲避离名利尘嚣，但图清寂耳。
另一位即是当今赫赫名流范曾先生。S君也是因为同其长时间交谈之故，其画其字其文且不说，对其为人亦得不少趣闻。如某超大企业集团举行项目签约仪式之际，请范氏为国家某委员会副职高官和异邦巨商作画，范氏曰楼下购之可也，来者以五十万元巨资购毕，复上楼请其当场作画以立此存照，范氏凛然答曰吾乃画家而非表演家，纵总统有令亦不受也！平素偶尔应邀出席政要宴会，草草吃罢便坦然离席，如入无人之境。现身公共场合，每有老总和大款围前围后，欲讨字讨画而惴惴然不敢开口。围得久了，遂问彼是何人，惟望对方知趣告辞。
黄宗羲有句云：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张范二人，鹤也！因鹤的存在，我等得以偶闻来自天表的孤鸣逸响，重温高山流水情怀，一时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幸也！
席散归来，翻出《 中国海洋大学报 》，上面报道说3月28日范氏在敝校礼堂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老庄心解”的学术报告。从中摘出范曾先生以下几句话：
2500年前的老子、2300年前的庄子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都不赞成｜人类智慧的过度发展，提出零度发展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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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的智慧是大智慧，人类的智慧只能算是小智慧。人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应对宇宙怀有敬畏之心。
我对自己有24个字的定位：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每个人都要客观地看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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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在哪里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一会儿给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也心里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阴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大家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因为互不认识。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员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检查，学生不许走动，外人不许进入。”往里面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间，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斯斯然鱼贯而来，两名保安即刻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暮色中。保安员这才放下手，示意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坚壁清野”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时过不久，我去北京大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暨季羡林老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听完季老关于东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进一步高谈阔论，听完###的贺词，听完李肇星（ 季老的学生 ）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 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 ），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处长接待（ “处长太忙” ），副部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 “副校长上课去了” ），校长找部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 “校长正和李政道交谈” ）……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 或副局长 ）敬礼的滑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坚壁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身为教授
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1）
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敏感，身为教师，我忽然发现教师头上的光环黯淡了——教师好像不怎么受人尊敬了。就说搭出租车吧，聊天中司机知道我是当教师的，以前每每感叹“当教师挺不容易的，挣的都不一定有我这开车的多”！如今则往往这样感叹：“当教师挺好啊，挣的不少，有的都自己有车了”！同是感叹，但听得出，前者未必羡慕，但有些许敬意；后者明显羡慕，但敬意基本没有，为之欢欣鼓舞好像也谈不上。
如此说来，教师因挣得不多受人尊敬而挣得不少就不受人尊敬了不成？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我当了二十多年教师，深知挣钱不多对人的伤害。当时我在广州一所主要对外招生的大学任教。班上的学生多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子女。我的学生上街往往坐出租车，而我只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翻译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开始播放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电视，只好跑到学生宿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