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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赃物。
本来，岑某操纵私赌营业，在各方包庇下，消息十分灵通，耳目众多，若是在平时，即使总监亲自来搜查，也会有人送来消息的，因为自有高层受贿人物秘密通知。可是，这次伦敦在举行大型庆典，和岑某有关的几个高层人物都奉派回英国参加纪念典礼去了，没有人能及时来通报，这才阴差阳错被梅含理破获。
经过审查，岑某经营操纵私赌已有多年，1897年是最盛时期，受警方包庇的私赌馆，集中在上环华里东街、西街、长兴街、四方街一带。赌馆派出招徕生意的“带街”，每日黄昏之后，就分布在大马口、水坑口、大笪地、荷里活道、文武庙等处，拉拢途人去赌博，将他们领到设有赌馆的街口，另有专人领他们到街内开设赌馆的摊馆去赌博。因为有官方保护，当时这种赌馆对于来赌的赌客，还许诺一种保障，凡是在赌馆界内遭警方搜查或是遭劫丢失财物的，事后馆方一律负责赔偿。可见，他们所恃势力之大。
这起大案破获后，因为牵连太广，影响了港府的名誉，官方竭力隐蔽真相，化大为小，淡化处理。但是，终究账簿记载有据，相关人物，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的。结果，警方为这一宗受贿案革退14名英籍帮办，38名印籍警察，七十多名华警和翻译人员。总登记官署方面因此而被革职的有首席文案奥斯孟，以及书记、翻译、侍役等二十多人。清洁局、灭火局、裁判署等部门也革退了不少人。
因为此案潜在势力很大，那个告密的线人郑安，两个月之后，遭人杀害，弃尸河中。
马棚大火和警匪枪战
梅含理任内，祸不单行。1918年，香港发生两起惊动世人的事件，一时成为香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梅含理任内最头疼的两大事件。仅从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的版面安排，就可看出事件带来的震撼。
《南华早报》封面版向来刊登广告，任何重大新闻均刊登在内页，即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也是放在内页刊发。而1918年初香港发生的这两起社会新闻，使头版广告不得不让位。而且报社记者全力以赴，两宗新闻均发表在头版显著位置，报纸发行量急增，一时洛阳纸贵。
两宗社会新闻之一是，2月26日发生的快活谷马场大火，遇难者达六百多人，伤者数以千计，是香港历年最重大的灾难性新闻之一。《南华早报》记者深入现场采访，附以图片，比港岛所有中文报纸处理得都突出。
社会新闻之二是，1月22日发生的湾仔机利臣街警匪遭遇战，多人死亡。
据当年大火的消息记载，那时马场的看台简陋，观众席全是竹料木板、葵叶等临时搭成的多层简易看台，沿黄泥涌道搭架，直到高尔夫球会附近。2月26日是周年赛马的第二1918年马会大赛日火灾导致六百多人丧生天，农历春节刚过，市民还沉浸在新年的浓重气氛里，大批市民涌入马场看热闹，甚或赌博发新年财。下午2时半，赛事到第5场时，看台突然倒塌起火燃烧，马迷夺路逃生，秩序大乱。靠近高尔夫球会的看台首先倒塌，看台大火迅速蔓延，此时风大物燥，救火设施不足，一发不可收拾，人群拥挤，互相践踏，现场遗留尸体六百多具，伤者数千人。死者之中不少是显赫世家子弟，当时欣赏赛马是高级娱乐，平民百姓难有机会入场。
调查起火原因，证明是马场内的看台倒塌，引着台下熟食摊贩的炉火造成。场内看台下面有不少卖熟食的摊档，现烧现卖，干燥竹木材料落下，打翻炉火，燃着竹棚，慌乱之中，扑救不及，酿成这起惨祸。因为该年是戊午年，所以又称“戊午惨案”。事后有关方面将遇难者遗骸合葬于咖啡园坟墓。
《南华早报》评论这次大火灾认为，比开埠以来任何一次灾难都严重。火灾之后，该报继续报道遇难者的身世及善后事宜，封面版仍然大部分版面刊发追踪新闻，保留一部分刊登广告，报纸畅销持续多时。
至于1918年1月22日的机利臣街警匪遭遇战，是香港历史上有名的警匪大枪战。当然，在20世纪后半期的香港看来已经很平常，但是，当年香港人口少，明火打劫案件不多，匪徒敢于持枪向警方挑战者更少。1月22日这次遭遇战，双方相持达18小时之久，匪徒3人死亡，3人逃去；警方4名帮办、警察死亡，5名受伤，损失惨重。
事件发生之前，警方追缉一批盗枪匪徒。22日，帮办和警官带领一批华籍探员到机利臣街4号及6号调查，该处房屋前面是店铺门面，后边是居室，里面住了好几伙人，刚好盗枪案犯是其中一伙，私藏多种枪械。帮办和警官进去检查时，匪徒首先开枪射杀两人。湾仔差馆接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员赶到增援，遭遇战中又有两名警员丧生。中央警署得报，即派总监麦赛率队增援，布置包围圈，严密封锁机利臣街六号房屋。里面既有警员又有居民百姓，一时不好下手。消息很快传遍全港，赶来看热闹的居民人山人海。政府许多高级官员赶到现场指挥。到下午1时，警察司出身的总督梅含理与驻港英军罗拔逊少校及陆军一些军官到现场视察指挥。
双方进行多次喊话，最后制服看守6号楼门的一名匪徒，警方才冲进屋内，发现稽查苏利云中弹5发身亡，警官可力身中4枪而死。结束战斗时已是次日凌晨四时。
“五四”运动中的香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参战国的胜方之一，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开巴黎和会。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归还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并且通过了一个损害中国权益的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成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香港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对于中国人民的这场爱国运动，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香港的势力得以扩充。当时，英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争霸欧洲，在远东地区力量空虚。为了在远东与德国相抗衡，英国政府策划借助日本的力量牵制德国。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国驻日本大使格林会见日本外务相加藤高明时提出，当大战波及远东，香港受到德军袭击时，英国希望日本能给予援助。8月7日，英国政府又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舰队在中国海攻击德国舰队。英国企图依赖日本的力量，维护其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英国的要求，正中日本军国主义下怀。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忙于战事之机，扩充在中国南部的势力。短时间之内日本在香港的侨民人数即远远超过了欧美各国。在香港岛皇后大道一带，日本人竞相开设商店，经营古玩字画、书籍文具、瓷器漆器、药品杂货，以及理发、照相等行业。因为日侨人数众多，他们还在香港开设了主要是为日本人服务的马岛医院和日本小学。在军事上，日本军舰经常到中国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岛附近。
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日本有过承诺，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大战结束，英国非常感激日本“在战争中的贡献”，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极力支持日本。
根据英国政府的亲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对中国居民采取高压政策，严订警律，凡集会游行都要经过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许可才能举行，否则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对日本人则采取保护措施。“五四”运动爆发后，港英当局更是竭尽全力镇压中国居民的爱国行动，保护日本在香港的势力。
对于梅含理的媚日行为，香港居民非常气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顾港府的规定条例，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活跃。各私立中文学校的教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陈述国耻，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些学校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作文命题，引导学生参与爱国行动。许多学生把家里的日货清理出来，集中到荷里活道中环警署附近当众焚毁，表示对港府镇压政策的蔑视。私立陶英学校的学生，手持“爱国伞”（内地生产的纸伞），上街游行，高呼“提倡国货”的口号。皇仁书院、圣士提反、英华、圣保罗等著名学校的学生也都分别举行集会，并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草拟章程，准备联合行动。
面对香港知识界高涨的爱国热情，梅含理极度不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港府首先命令全体警察一律取消休假，处于警备状态，同时，加派武装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门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岗巡逻，对日本侨民严加保护，保证日本人的物品和饮水供应。梅含理还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办法，征集后备警察，配足枪支弹药，日夜在街道巡逻，随时准备镇压香港人民的爱国行动。
对于港英当局的镇压，香港各阶层民众非常气愤，纷纷行动起来加以抵制。居住在湾仔的市民拥至日本商店门前示威，投掷石块，捣毁橱窗，高呼抵制日货的口号。家庭妇女拒绝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华商总会集会，议决提倡国货。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货公司，宣布以后多采办国产丝绸、苏杭杂货，欢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检查有无“仇货”。一时间阴丹士林及爱国布等国货十分畅销。
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长门”、“陆奥”、“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炮口直对香港，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港英当局与日本紧密勾结，共同对付香港爱国同胞。港府华民政务司通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等中文报纸，“不准煽动抗日爱国，妨碍治安，不准提帝国主义等词语”；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上海会文堂出版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初等论说文范》积存，如有发现，立即没收。
尽管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部分爱国学生节衣缩食，解囊捐款，在西营盘及荷里活道租赁地方，设立“策群夜义学”，亲自担任教员，免费供应书籍纸笔，教育贫苦儿童。各行各业的进步工人逐渐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青年学生抛弃旧礼教，提倡科学，提倡男女平等，社会风气大大改观。
刘郎中巧对抚华道
在港府官员中，设有华民政务司，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一切事宜。最初称为抚华道，后来改称华民政务司。司署首长由英国人担任。首任抚华道是英籍德国人吉士笠。署内的职员被称为“师爷”，“师爷”负责署内的文书，文书多用中文。居民有事上书政务司，须用“禀帖”，居民的禀帖或与政务司对话，抬头称“大人”。这一连串的名词，都是中国传统的词汇，大概是英国人用以笼络华人的手段，抑或师爷们的杜撰。
华民政务司的日常事务很繁杂，港岛与九龙之间，港岛与澳门之间往返船只的牌照，码头工人、街头轿夫、车夫、摊贩的牌照，全由华民政务司签发。更夫巡逻街道，大小庙宇的承投，妓院旅馆、慈善团体等都由政务司管理。在发放牌照、承办投标等事务中，司署上下，明里暗里，收银应当颇丰。
华民政务司除繁琐的日常事务外，还有更重要的政务，例如，审查中国人的公开函件，检查各单位的升旗降旗，等等。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曾经记述过一个抚华道刁难华人文字罕见的故事，很能说明华民政务司的功能。这个故事，发生在梅含理总督上任初期的抚华道诺克身上。
香港神庙的一切事务，例如神庙的历次出会、舞龙、舞狮、点睛开光等活动，多在荷里活道的文武庙或铜锣湾的天后庙举办。对于这些活动，华民政务司每每不惜纡尊降贵，亲往主持。1912年，上环荷里活道文武庙举办关帝爷诞辰庆典，在文武庙关帝诞劝捐小引里，用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