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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恢复和平已经25年，锦田的居民已经变成驯良效忠的市民，著名的邓族的现存领袖随时都准备协助官吏执行有时很复杂的职务。于是在1924年，由锦田的乡长们递了一个呈文给香港总督，请求发还他们的铁门，作为奖励承认他们这种可资榜样的行为的表示。英国政府立刻就以最诚恳的态度来进行这件事。不过，有一点小困难发生了：这铁门早已不知去向。当时的总督已经去世，而这殖民地的早期前辈们也差不多都死了。
“广泛的搜寻铁门的工作开始了，其经过记述在一大堆文件中，读起来几乎像一部侦探小说。终于，这一对铁门在爱尔兰发现了，是由当年的一个香港官员搬回去的。
“结果，它们被运回香港，在1925年5月26日的下午4点半钟，这一对锦田的古铁门，由香港总督庄严的又交回给欢乐感激的邓族人士。”
这位英国人士的记述，有几点事实没敢回避，一是英国扩张“香港九龙殖民地”；二是在占领过程中“遭遇到当地居民的武力抵抗”；三是港英官员为了“惩诫”，将“铁门拿走”，历史的真实和侵略的本质，和吉庆围的大铁门一样坚硬，谁也摧毁不了。至于新界居民“已经变成驯良效忠的市民”和“因送回铁门而欢乐感激”，就属记述者的一厢情愿。新界乡民反对港府的土地政策不是正置史塔士于难堪境地吗？
即将离任的总督史塔士主持了这项“珠还”典礼，并立了一块碑石来纪念此事。碑文的措辞是煞费苦心的，将当年吉庆围乡人勇抗英军侵略的爱国行为，作了歪曲，而对港英终于发还铁门，说成是一种“深仁大德”。碑记全文是：
溯我邓族符协祖，自宋崇宁间，由江西宦游到粤，卜居是乡之南北两围，后因子孙繁衍，于明成化时，分居吉庆围、泰康围两围，四周均深沟高垒，复加连环铁门，想前人之意，实欲巩固兹围，以防御萑苻耳。
迨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隅，租与大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明令颁布，故当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闸以避之，而英军疑有莠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闸攻破。入围时，方知皆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故将铁门缴去。
现二十六传孙伯裘，代表本围人众，禀呈港政府，蒙转达英京，将铁门发还，照旧安设以固治安，所有费用，由港府支给，又蒙史督宪（即史塔士）亲临敝村行奠基礼，足见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为表扬吾民对于英政府之诚心悦服矣。特铭之于碑，以志不忘云尔。
大英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五月廿号
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岁闰四月初五吉日立
碑文对于乡民抗拒英军的行动，表达得十分婉转，既推究于清朝政府租借新界，“未将明令颁布”，又指称乡民“受人煽惑”，同时又对英军炮轰吉庆围说成“疑有莠民藏匿其间”。既然开围之后事实证明“皆良民妇女”，为什么又“将铁门缴去”。
不管怎样，这对铁门确实是新界近百年来历史的见证，也是邓氏家族树立于南邦的“锁钥”，因而成了锦田的闻名古物，受到远近游客的观瞻。
省港大罢工
1925年5月，上海英租界军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具有爱国光荣传统的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于6月19日开始举行罢工。最先起来罢工的是轮船、电车、印刷等行业工人，其它行业工人也争相响应参加了罢工。半个月内，参加罢工的人数近二十万人。全港工团委员会对香港当局提出了罢工条件和要求，支持上海工商学界联合提出的要求条件。香港工人提出的六项要求包括：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待遇，务要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之法律及行为；华工占香港人口之4/5以上，香港定例局应准华工有选举代表参与之权，其定例局之选举法，应本普通选举之精神以人数为比例；应制定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政府公布7月1日之新屋租例，应立时取消，并从7月1日起减租二成五；华人应有居住自由之权，扯旗山顶应准华人居住，以消灭民族不平等之污点。
从上述这些条件和要求可以看出，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局部利益，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利益出发，代表了香港所有华人的一致要求，因而它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而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反对侵略、压迫的政治斗争。香港工人的民族觉悟达到相当的高度。
史塔士对于罢工工人的要求，根本不予考虑，宣布紧急戒严，调集英军进入市区。港英军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对于华籍警员，全部缴械，不得配枪，害怕他们支持工人造反。同时，禁止粮食对内地出口，封锁广东革命政府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
史塔士召开港府官员紧急会议，借口“广东省内的‘赤化’分子煽动诱惑香港的市民打倒帝国主义，危害治安”，通过非常时期的紧急法令，规定凡由中国各地寄给香港的一切信件，一律检查，倘若检查中发现信内有宣传“赤化”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内容，由警察将收信人拘捕扣押审讯，追查与发信人的关系。邮政总监还借口华人邮差罢工，人香港海员大罢工力不足，凡检查过的内地信件，暂时不予发送。
6月19日，史塔士命令查封了刊登“五卅惨案”消息和罢工声明的《中国新闻报》，逮捕了报馆工作人员。随后又逮捕罢工工人。
港英当局的这些行动，更加激怒了香港工人和华商。工人罢工、商店关门，工人、职员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皇仁书院的学生五百多人也在6月21日罢课返回广州。全国总工会和广东革命政府热情接待返回广州的香港工人，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6月21日，广州沙面工人也同时罢工。6月23日，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广州郊区农民、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十万人举行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游行队伍途经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路时，沙面的英、法军队突然向示威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有52人死亡，一百七十多人重伤，轻伤者无数，造成“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罢工进一步扩大。香港罢工工人很快扩展到25万人，原先抱观望态度的一些行业，如电报局职工、洋务工友、渡海小轮员工等，也纷纷罢工。6月27日，酒楼、茶室、理发、机器工人罢工。28日，太古洋行华员、清洁工也罢工，有13万人陆续返回广州。省港罢工工人为统一领导，坚持罢工斗争，各派出代表组成13人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长，邓中夏、廖仲恺等为顾问。罢工委员会属下，设立财政委员会、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医院、宣传学校。在干事局下还设有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等，具体处理罢工斗争中的日常事务。罢工工人并组织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对香港实行严密封锁。纠察队驻防各海口封锁香港，抵制英货，严格缉拿帝国主义走狗奸细，严禁走私物资出港，使香港交通运输陷于中断，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公用事业瘫痪，肉食蔬菜等供应短缺，街道粪便垃圾等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香港一时成为“死港”和“臭港”。
7月5日，银行出现挤提。港英当局规定：每日每人限提100元；并禁止携带金银超过5元价值者出境。7月中旬以后，驻港英军不得不负担起很多工作，诸如：渡海小轮和电车的驾驶，粪便的清理、街道的打扫等等。7月27日，港英当局召开所谓公民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英伦，要求出兵广州。英政府未作回答。8月15日，港英当局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再次请求出兵，电报呈送给英皇和首相，力陈进攻广州才是解救香港的最佳办法。
英殖民地部回电称：“香港困苦，伦敦至深系念，惟综观全局，现时无法出兵。”当时，英国本土正闹着大罢工，英政府自顾不暇。看来殖民主义者可恃者维有武力；但事实又证明，武力也未能解决一切问题。史塔士无奈，于9月28日派出华商8人赴广州试行谈判，由于他们不是官方代表，所以没有什么结果。10月，港督史塔士被调回伦敦，一去不复返。11月1日，港英政府再派华商为代表赴广州谈判。这次谈的较深，虽然无具体成果，但为以后会谈奠下基础。
省港大罢工的成功，对于港英当局是一场沉重的打击。香港已经完全失去了转口港的意义，其严重后果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中国人造成的，港英当局应负完全责任。香港整个社会活动的瘫痪，迫使港英当局屡次派人要求谈判，结束罢工。因为省港罢工而延期一年的史塔士，被弄得狼狈不堪，英廷只好换马。
张月爱在《香港1841～1980》一文中，对这一时期香港的历史做过深刻的描述：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新的一代华人，已经大异于他们的长辈，西化、理想主义、接受较多的教育，能操英语和更具野心，他们开始争取与英国人同等的地位，一群新的华人优异分子开始出现，孙中山正是他们的代表。香港大学的成立，提供华商世家子弟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打进一向拒绝华人参与的欧人的上流社会统治阶层，但种族间的樊篱仍无法打破，英人仍垄断了整个最顶统治阶层。而1925年的大罢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最重要的事件，在以前，香港只不过是一个避乱、牟利、无根和乌合的社会，1925年是香港历史上的另一个分水岭，香港社会已经开始产生出自己的认同，一个有机、多元化而以香港为中心的社群——华人社会已经出现。
逼旧电话公司就范
到1911年，香港电话用户还是只有二百多家。香港政府机关仍然不使用东方电话电力公司的电话设备，自设电话机楼，自备专线以防止东方的接线员掌握港府的机密。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动电话面世。香港政府要求东方电话电力公司改用自动电话装置，如果该公司接受政府建议，改用新设备，政府机关就采用东方公司的自动电话，公司可以增加用户，扩大经营范围。东方公司考虑到，电话用户只有200家，即使增加政府机关用户，公司收入仍很有限，而把“驳线”式电话改成自动电话，东方电话电力公司需要动用数百万港元来购置新设备，经过反复权衡，弊大于利，没有接纳港府建议，仍维持使用“驳线”式电话。对于东方公司的不听话行动，史塔士心存不满。他认为，香港电话联系落后，不能吸引外商和外来的投资人士，有碍于经济的发展。于是，港府着手筹划新的策略，物色新的电话业投资者，以取代东方公司。
1923年，香港一些商人得悉港府不满意东方公司的服务，便积极筹划组织新的电话公司。经过市场调查，新的投资人计算后认为，如果新公司重新兴建机楼与海底电缆，投资很大，如果把旧公司的设备购买过来，不但节省财力物力，而且缩短改造时间。他们与东方公司协商，但是，东方公司不肯将原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他们自有打算。他们分析认为，新公司若要重新建机楼、铺海底电缆，成本惊人，而且需要时间。这样一来，旧公司就有机会继续经营下去。因此，继续坚持不同当局合作。而港府已经把东方公司当作香港通讯发展的障碍，继续采取措施对其施加压力。
1924年，港府在立法局首读的“电话则例”中提出，强行终止旧公司的服务，把电话服务专利权给予新的香港电话公司。
在这种情势下，为香港电话业务奋斗了42年的东方电话电力公司，如果不把全部设备卖给新公司，便都会成为废物。东方公司权衡得失后，决定将所有设备卖给新公司，于是新的电话公司在史塔士的支持下于1925年7月正式成立。
香港电话公司获得专利权后，马上向英国订购新设备，以满足港府对电话服务的要求。但是，订购了新的电话设备，并不是马上就可以从英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