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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天，香港圣士提反校友会为母校公演话剧筹款，排练时准备男女同台演出，便请议员亨利·普乐帮助。亨利·普乐知道，香港法律并无禁止男女同台演戏的条文。之所以没有男女同台的先例，完全是中国旧礼教男女授受不亲所致，这种旧礼教已经被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打破。所以亨利·普乐议员默许男女同学同台排练。
但是，香港华民政务司向来负责监督华人风俗，如果要男女同台演出话剧，事前需要向华民政务司申请获准才行，只要政务司会议中没有人反对，事情就算通过，但是，当时的华民司有15个华人代表，其中李石泉思想守旧，如果他在会上反对，圣士提反校友会男女学生同台演话剧的提案就算告吹。亨利·普乐请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旭和帮忙，希望罗用“调虎离山”计，不让李石泉参加讨论该提案的会议。罗旭和愿意相助。在讨论提案的当天，罗约请李石泉会面，使华民政务司讨论圣士提反校友会男女同台演出方案的会议在没有李石泉出席的情况下，获得通过。
香港开埠九十多年首次男女同台演出成功，震动了香港居民，西环太平戏院院主源杏翘受到启发，拜访罗旭和，商讨粤剧男女同台演出问题，罗旭和表示支持。1933年9月，源杏翘委托太平剧团马师曾前往广州，聘请全女班的粤剧团演员到香港。随后，西环太平戏院院主源杏翘、上环高升戏院院主吕维周、九龙油麻地普庆戏院陈珠、铜锣湾利舞台代表利希立等四人共同起草呈文，正式申请男女同台演出粤剧。四院主的请愿信，由华人代表罗旭和、曹善元两人联名呈送给港督贝璐。11月15日，贝璐批准了戏院东主请愿书，准许男女同台粤剧在香港的戏院演出。
马师曾、谭兰卿担纲的太平剧团，薛觉先、苏州丽领导的觉先声剧团，1933年11月15日分别在太平戏院、高升戏院响锣，成为香港男女同台演出粤剧最早的两个戏班。
分楼层交差饷
所谓“差饷”，原是香港的一种居住税。早期包括清洁道路、清理垃圾、警察费用、建设街道市面和公园、水费等各项在内，是一种很复杂的综合性税项。由于差饷的征收对象是房屋，最初征收差饷时，与房屋观念有关，以一幢楼宇为单位。从前买卖楼宇，也以一幢一幢计算。
贝璐上任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蔓延，香港经济也十分不景气，房地产业一度萧条，往往一幢楼宇有数层空置。例如，一幢大楼共有四层，楼下和二楼有人租用，但三层、四层则空着，楼主却必须缴交全幢楼的差饷，自然感到不合理。如果四层楼只租出一层，则该层楼的租金可能还不够交差饷的。对此，楼主非常有意见，希望降低差饷。但是香港政府认为，差饷税已经很低，无法再减收。
为了差饷，业主同港府之间矛盾日益加剧，最后相持不下，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旭和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香港楼宇分层缴纳差饷的提案。他说，解决差饷争执的最好办法，是将政府所定的差饷额，依照征收差饷的楼宇的层数，分开来征收，已经租出的楼宇，可照租值缴差饷，未租出的楼宇，可以不必缴交差饷。
对于罗旭和的提案，民间业主表示欢迎，香港政府又无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立法局很快通过了楼宇分层征收差饷的提案。香港至今还沿用罗旭和的这个办法征收楼宇差饷。这个提案对后来香港的房地产业影响很大，1931年之后，香港兴建了许多大厦，就与分层交纳差饷的实事求是政策有很大关系。由分层征收差饷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出香港的分层出售楼宇的制度，如果没有贝璐时期的分楼层征收差饷的立法，分层出售楼宇的办法也就不会产生得那样顺利。分层出售楼宇，对于以后的房产业发展，又起到推动作用。
罗旭和是1923年，第十六任总督史塔士时期被选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
第十九任 郝德杰AndrEw CaldEcott
1935年12月12日，郝德杰就任第十九任香港总督，1937年离港，在职1年4个月，是任职时间最短的港督之一。
郝德杰（1884～1951），英国人，1884年10月26日生于英格兰。190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爱塞特学院。曾在马来亚任行政长官28年，是一个有殖民地统治经验的行政官员。1930年4月16日，郝德杰离任，由辅政司骆克任署理港督。郝德杰离港后调任锡兰（斯里兰卡）当总督。受封爵士。1951年去世。
因为长期在马来亚工作，对马来亚有极深感情。他曾回忆说，在香港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着马来亚的一切，总想找个机会回去看一看，调查一下我曾经安排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好像我仍然是马来亚的行政专员，只是临时外出而已。我相信女王只是让我暂时代行这里的总督职权，我不日将回到马来亚去。在港期间，我甚至同我在马来亚的朋友保持着在外人看来很不寻常的联系。
郝德杰任职期间，与中国内地交往较多，1936年9月17日，郝德杰访问广州，拜会广东军政大员。这时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设宴招待郝督。9月18日，郝德杰在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宴请蒋介石委员长一行。19日，离穗返港。11月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广州市市长曾养甫至港答拜，11月6日，黄、曾返回广州。1937年4月12日，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官式访问香港。
1936年郝德杰正式发布新规定，凡港府公务员职位空缺，都要在报章上公开刊登消息，优先由本地人士报名应聘，除非本地没有合格人士申请，否则不能在英国招聘。
第十九任郝德杰港英政府长期歧视华人，政府雇员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和欧洲人。贝璐在任时，为了解决政府经济困局，开始考虑改革雇员传统。因为雇用欧洲人薪水高，费用大，而香港当地华人和其它亚洲国家人员，工资水平低。所以，贝璐解聘了许多欧洲雇员，改用当地华人或其它亚洲国家居民。郝德杰认为，贝璐的这一计划很好，应该继续实施。他说，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提议，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缩小华人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可以减少华人对英国统治权的抵触。
郝德杰的这一项新命令，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由上一任总督提出的建议成立香港市政局，经过反复酝酿，于郝德杰上任第二年，1936年1月1日，洁净局扩组为市政局。市政局设13名议员，其中5名议员为官守议员，由卫生局长、医务总监、工务局长、华民政务司、警察司担任。8名非官守议员，其中6名由港府委任，2名民选产生，所谓民选也并非由市民选举产生，因为民选议员的资格有严格规定，一定要是法院陪审团名单中列名的。
郝德杰任职的1935年至1937年，香港居民多灾多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一方面由于港府长期疏于市政管理，不关心居民的公共福利，所以房屋供不应求，居住十分拥挤，公共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传染病流行。1937年8月，天气酷热，九龙城区首先发现霍乱，随后蔓延到旺角、深水、油麻地等区，不少居民迁居香港避难，露宿街头者甚多，疫症蔓延到港岛区。当时封建迷信盛行，有人借机散布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直至秋天，才得以控制。市民死亡共达一千多人；9月，台风袭击香港，风速每小时167哩。帆船、货艇等1361艘翻沉，六百多艘受创，狂风中2569人丧生。台风带来大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斜坡滑落，房屋倒塌。总计水陆居民死伤10900人以上，财产损失超过二千万元。
郝德杰任职前后，正置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危及香港，香港的火车轮船竞相减价，港澳船大舱收费二毫兼送叉烧饭，九广铁路双程车票仅收1。8元。百业萧条，市井苍凉，居民难以为生。
港币首次与英镑挂钩
在郝德杰的政绩中，值得一书的，是他正式发行货币代替银币，为以后香港经济的发展铺了路。
1935年，世界经济萧条，银价暴涨，导致金本位的崩溃。美、日、法、英等国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国外，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银本位，采用管理通货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发行纸币。香港与中国内地相连，金融、商业与中国内地有密切关系，中国放弃了银本位，香港如果不改变币制，金融市场必然出现紊乱状态。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郝德杰向英国政府请示放弃银本位，英国政府批准同意。于是，1935年11月9日，港府召开立法局特别会议，通过“外汇基金条例”，宣布废除香港货币的银本位制，转而正式与英镑挂钩。
建于1911年的旧邮政总局
据刘蜀永所著《香港历史杂谈》一书记载，新币制案的主要内容是：一、由1935年11月9日正午12时起，除辅政司、库务司外，任何人均不能将英国银元、香港银元、墨西哥银元、银砖、银条及香港一毫、五仙辅币等，由香港输运出口。二、库务司发行新一元纸币，以代替香港市面流通之银元。三、库务司设1法币保证金。将收回的各种银币储在一个或一个以上银行，作为保证金。但库务司可以随时提回。四、库务司发行两种镍币，以代替香港市面流通的1毫及5仙的银币。1毫的镍币每枚重2。591克，5仙的镍币每枚重1。295克。1935年香港共发行一毫镍币1000万枚，五仙镍币100万枚。
香港政府宣布，除以每安士纯银合港币1。28元的价格收买市面银块外，凡拥有英国、墨西哥、香港银元或香港银质辅币而面值超过十元者，必须在1935年11月9日起一个月内兑换成港币。
从郝德杰任职开始，港币才开始与英镑挂钩。1935年12月6日，港府正式颁布“外汇基金条例”，香港收回的银币，已全部换成英镑而作为保证基金。香港政府禁止运出的银元，结果全部送到了祖家英伦的银库。
以后港府又通过《银行钞票发行条例》规定，由英资汇丰、渣打及有利等3家银行发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偿货币。发钞银行须以等值英镑向外汇基金换取负债证明书，作为港币发行准备。香港政府印就一种叫做“负债证书”的表格，由财政司签字，填上应发行港币的数目。得到授权发行钞票的银行，就照证书上所列的货币数目加以发行，由财政司支配。如果财政司认为要收缩通货，即可将黄金或外汇，或从税收中得回港币，向银行赎回“负债证书”。假使财政司通货膨胀未够水准，可由财政司再签发“负债证书”，增加发行钞票量。
从郝德杰开始，一直到60年代后期，港币都是与英镑挂钩。香港的币制也沿用下来，没有大的变化，不同之处仅在于后来有了面额为1000元的港币，当时的最大面额为500元，下边有100元、50元、10元、5元与1元。现在的1元纸币已被1元硬币代替，又发行了2元及2毫的硬币。
广开航线
郝德杰时期，重视发展商业航空交通。先后开辟了从香港至旧金山、槟榔屿、伦敦、上海、广州等地的航线。
1935年秋天，香港帝国航空公司开始派出飞机从香港出发作一连串试飞。利用吉隆坡作中途站，逐渐把范围扩大到伦敦和澳大利亚。经过多次试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936年3月24日，帝国航空公司派出飞机作首次商业飞行，第一班飞机从吉隆坡降落启德机场。由于帝国航空公司历史性的飞行，大大地鼓励了商业航空公司在香港开辟更多航线。不久，来往香港、广州及上海的航线先后开航。
1930年至1935年期间，启德机场归英国驻港空军使用。为了发展商业航空事业，1936年港府把启德机场改为民用机场。1936年3月24日，第一架定期班机“帝国航空公司”的“多拉多号”降落启德机场，受到郝德杰总督的欢迎。
1936年10月23日，泛美航空公司“菲律宾飞翦号”飞机从美国出发，经过檀香山、中途岛、关岛、马尼拉，历时五天，降落九龙湾。1937年，泛美航空公司将它自香港至马尼拉航线伸展到旧金山。欧亚航空公司也将它从北京到广州的航线延伸到香港。从此，香港民航事业走上了有系统的发展阶段。这为香港逐渐成为远东地区的新的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
为了改善医疗条件，郝德杰时期兴建了玛丽医院，玛丽是英皇乔治五世的皇后。1937年建成启用，院址位于薄扶林道102号，是政府医院，当时规模较小，科目不全，但为后来发展打下基础。后来港府实施医疗服务分区化计划，玛丽医院成为一所设于港岛区的区域性中央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