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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针对英国的草案，于11月13日提出了一份“修订草案”，要求废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提出“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对于中方提出的仅仅要求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的修正案，英国却断然不能接受。
针对中方的《修订草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提出3个可供英政府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因此，他主张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格善理的主张既不坚决又不明朗，不能采纳。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不属于本次修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正合丘吉尔的意思。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决议，英国不谈租借地问题。
英方代表薛穆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谈判触了礁。薛穆打了折扣，实际上是按格善理的第三个方案向中国解释的，他说，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急事先办”，而当前最急的问题是打赢战争，香港肯定要归还的，但是要等到战争以后。有些中国外交人士，相信了薛穆的话。
蒋介石得知英国的态度后表示，中英新约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本来态度坚决的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为了打破谈判僵局，他准备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他对蒋介石陈述了他的主张，蒋介石不相信英国的解释。于是宋子文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
顾维钧见到蒋介石，但他不想自己先提出香港问题。经过叙谈，晚餐以后，蒋介石终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顾对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无理态度有哪些想法。顾维钧说，依我看来，英国是诚心打算归还香港的，不过他们正在打仗，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情况确实十分危急，欧洲大陆几乎全在德国的势力之下。英国人真是忧心忡忡，焦虑万状。这次英国既然有意表示友好，建议缔结新约，他们这项努力如果没有结果，将会非常失望。如果我们因为新约不包括香港问题而拒绝签字，英国会认为这样未免缺乏谅解，太不近情了。这次是由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同我们磋商的，他们没有料到会提出香港问题。缔结新约，这是送上门来的礼。我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该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礼为宜，可以在收礼的同时暗示一下我们在等待着第二份礼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战争期间，盟国应该表示团结一致，这点极为重要。这回英国开始看到自己过去的政策错了，或者至少看到现在需要作某些改变了。先缔约不失为外交上有利的一着；同时我们可以公开讲明，希望英国在战后归还香港。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最后对顾维钧说：“我再考虑考虑。”
在顾维钧劝说的基础上，宋子文又去找蒋介石请示最后答复。蒋介石命令宋子文径行签约，香港问题留待战后再说。
蒋介石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1943年1月11日中英在重庆签订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
刘存宽、郦永庆分析认为，这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掌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蒋介石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蒋介石再失收复良机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好时机，但是，这个机遇被蒋介石丢掉了。
当时，按照日本天皇裕仁的训令，所有的日本军队，都要就地向盟军所属的战区将领投降。侵占香港的日军属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23军的司令田中久一又兼任香港总督，他住在广州。香港、九龙当时属于广东战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是蒋介石。毫无疑问，按理照法，香港日军属于日军第23军，该军司令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应该向中国战区投降。英国根本就无权到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既是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完全有权，也有责任派出中国军队赴港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将香港的主权摆到重要日程上来。相反，他却忙于四处派出军队赴南京、上海等大都市接受地盘，并积极部署打内战。直到8月21日，才想起中国南方和香港地区的接受问题。于是蒋介石命令在广西梧州的第13军开赴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这个命令为时已晚。在他发出命令的前一天，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悫，已率领舰队在香港登陆。
因为夏悫抵港前没有通知在广州的日军司令田中久一，所以当夏悫的旗舰驶进海军船坞登陆时，驻在海军船坞内的日军便开枪向英军的旗舰扫射，阻止英军登陆。旗舰只好用无线电与香港日军防卫队司令冈田梅吉联系。冈田梅吉亲自到旗舰上见夏悫，表示他没有接到日军大本营和第23军司令兼香港总督田中久一的命令。夏悫要冈田迅速与田中联系。田中在广州尚未接到中国方面有关受降的指示，而英军已经到达香港受降，而且带有盟军统帅命令，也就不敢反对。于是夏悫就主持接受日军防卫队司令冈田梅吉投降。
夏悫抵港不久，中国军事代表团也奉命到港，办理日军投降事宜。但是，大局已定，香港已由英军控制。8月31日，英国又派出一批参加接管香港的人员到港。9月1日，夏悫在香港电台正式宣布成立英国香港军政府。军政府命令日本人全部离开港岛，集中住在九龙威菲路兵房和附近民房，等待处理。
在由谁代表盟军主持接受日军投降仪式问题上，蒋介石从个人面子出发，也想争得个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名分受降，但被英国拒绝，坚持由英国派到香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兼香港军政府总督夏悫受降。蒋介石无奈，只好妥协。9月16日，夏悫以香港军政府总督身份，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日本陆军少将冈田梅吉，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两人，在英、中、美、加四盟国代表面前，将佩剑解下交给夏悫，然后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香港由日本的军事统治，又再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1945年，夏悫上将向投降日军代表宣读降约。
夏悫从日军手中所接受的香港，1/4民房被炮火或空袭破坏，粮食、燃料、日用品、交通工具极度缺乏。居民衣衫褴褛，面有菜色。在夏氏军政府统治一年，居民仅能靠配给和黑市买卖维持生活，工资、物价和房租都受到管制，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杨氏政改方案
日本投降以后不久，杨慕琦从沈阳日军集中营里被苏军释放出来。杨慕琦返回伦敦，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便于1946年5月返回香港，复任总督。夏悫的军政府也在这同时宣布结束。杨慕琦复任总督以后，委任行政、立法两局新成员，恢复过去会议旧例，任命麦道轲署理辅政司；同时健全港府各种组织机构。除战前原有一些机构和军政府设立的机构外，为适应香港战后恢复发展的需要，新设立了复兴计划委员会，房屋建设委员会，扩充海港委员会，劳工仲裁委员会等，陆续开展工作，促进香港的恢复和发展。
早在日军投降之前，根据英国最高当局的决策，殖民地部设立了一个称为“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研究和制订战后香港的工作计划。麦道轲于1944年出任该组主任，杨慕琦从沈阳返回伦敦后，也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英国有关当局鉴于二次大战，英国在东南亚各地被日军打败，声誉和地位日渐降低，因此，计划重返香港以后，在政制上做一些改革，以挽回失去的威信。
杨慕琦在复职演说中，向市民宣布了英国政府关于在港实行改革的决定：“英王陛下政府考虑在香港采取一种能使居民在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办法”，即设立市议会，“将政府的一些重要职能移交给它”，使香港各界人士均有通过其代表积极参政的机会。总之，“英王陛下政府的方针是尽快在开明的基础上修改宪制。”
6月8日，杨慕琦委派夏素力为改制审查专员，制定具体方案。8月28日，杨慕琦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了这个改制方案。
据余绳武、刘蜀永先生所著《20世纪的香港》一书介绍，杨氏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1）市议会职权所及的范围限于港岛、九龙和新九龙，不包括新界大部分地区在内。
（2）市议会议员人数共30名，其中通过直选产生的华人及非华人议员各占1／3，其余1／3议员分别由香港总商会、中华总商会、非官守太平绅士、香港侨民协会、九龙侨民协会及官方承认的工会等团体提名。
（3）市议会负责消防、公园、花园、车辆执照、娱乐场所及市政局的全部工作。将来可逐步接管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工程及监督公用事业等工作，具体办法另行研究。
（4）选民资格：年满25岁，具有担任陪审员的条件或每年纳财产税200元以上；非英籍的华人必须在过去10年中在香港住满6年，英籍人士须在年满23岁后曾在香港居住1年。
（5）市议会议员资格：必须通晓英语，包括口语、阅读和书写。非英籍的华人必须在近15年中在香港住满10年。
（6）立法局议员从原来的17名减为15名，其中有官守议员7名，非官守议员8名。非官守议员中，仍按惯例由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各提名1人，新成立的市议会提名2人，其余由港督提名。
杨氏计划公布后，征求市民意见，主要是两局议员、华人社会领袖和当时香港比较重要的社会团体，如葡萄牙人的协会，基督教协会、居民协会、街坊福利会等类团体的意见。同时，英文报刊曾刊登过一份民意调查，请读者将他们的意见寄给报馆，然后将意见反映给总督。征询意见的结果是，市民反应冷淡。大部分团体给杨慕琦的答复是，会员不关心政制改革。两份英文报纸所刊登出来的民意调查，总共只收到100封回复。曾锐生先生分析认为，当时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中国人不甚关心这个问题。他们只关心香港的经济，因为1946年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有钱的人关心如何建立他们的商行企业，没钱的人为糊口奔波。香港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很强，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花在这个殖民地的改革问题上。
杨慕琦的这个改制方案，其目的是为了摆脱中国收回香港。虽然名义上成立了市议会，多增加几名华人议员，但这个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管理一些服务性的市政工作。香港的大权如行政、立法、司法、财政、警务等仍然由港督牢牢掌握，因而，万变不离其宗，香港政府还是香港那个政府，英国政府还是英国那个政府，改来改去，只不过是加强英国对香港的控制。
曾锐生在《杨慕琦计划夭折内情》一文中一针见血地写道：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令香港人士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从而令香港能够摆脱被中国政府收回的命运。”市议会只不过在形式上多摆几名华人议员上去，以点缀一下民主的门面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权力。正因为如此，香港市民对于杨慕琦这个计划，才反应十分冷淡。在香港的中国人，他们经历了抗日战火的洗礼，民族观念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