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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人员才有权处理。“如两航公司留港资产有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在“两航”问题上，美英进行了勾结串通，利用陈纳德的名义，从中作梗。12月19日，陈纳德以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收两航留港的飞机和资产。他编造理由说，该批飞机和资产是国民党当局卖给民用运输航空公司的。1950年2月2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判，驳回陈纳德对两航在港资产的申请。陈不服，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合议庭，5月15日，合议庭也驳回陈的上诉，宣布维持原判。
关于美国插手“两航”事件，当时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兰勤曾写回忆录记载，两家民用航空公司“约有八十架飞机搁置在香港。这两家公司及其装备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大多数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并且是按非常优惠的条件从美国政府那里取得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不愿看到它们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兰勤说出了历史真相，第一，这批飞机是美国政府优惠提供给国民党用作打共产党的，第二，美英两国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批飞机落入共产党之手，因为它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
4月2日，两航留港飞机中的7架在港英军事禁区内被国民党特务炸毁。4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7架航机被炸，港英当局应负完全的直接责任。5月10日，葛量洪接到英国政府授权，扣押停放启德机场的两航飞机70架。1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扣机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与“两航”事件的同期，1951年2月7日，上海油轮公司的“永灏”号在港修理，黄埔船厂与台湾当局串通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永灏”轮产权。3月，中国交通部发表声明，予以严正驳斥。4月6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7日，宣布征用“永灏”轮运送军用物资赴朝鲜。12日，港英当局根据伦敦的意思，出动武装警察登上“永灏”轮，驱赶中国船员离船，强行夺走“永灏”轮。4月18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0日，下令征用英资在中国各地设立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
1951年3月27日，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央航空公司的产权。5月21日，陈的申请又被驳回。23日，美国国务院竟发表声明称：“即便法律步骤又告失败，该项飞机亦不能向共产中国输出，因为联合国决议对共产中国禁运军用物资。”6月19日，陈纳德向英国枢密院上诉，7月28日，英国枢密院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改判陈纳德取得央航飞机的业权。宣布后不久，港英军警即封锁启德机场，并进驻两航公司，两航员工为维护人民财产，与英警发生冲突，工人多名受伤，200多人被捕。
8月2日，章汉夫副外长就此事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8月15日，上海军管会征用英国在上海的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全部财产。此后，陈纳德又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中航飞机业权。10月8日，判归陈某所有。
原美国驻港总领事兰勤回忆说，两年后，“这家美国公司才得以将这些大大贬值的飞机和其他装备撤出香港。我们不让这些东西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否则，共产党人在几个月之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将看到这些飞机大有用处。”
国民党特务策动九龙暴乱
1956年10月10日，在九龙，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府徙置区督察撕去了国民党旗帜的事件，聚集香港黑社会势力，发动了预先策划好的有组织的暴乱。暴乱开始后，暴徒首先是抢掠和捣毁与内地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商号。后来，暴徒又向他们认为是属于左派的工会和工人发动疯狂的进攻。根据《南华早报》记者现场报道，在荃湾地区的暴乱中被杀者超过30人。
令人目不忍睹的是，暴徒对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击。五百多名暴徒用木杠、竹杠、水管、石块、啤酒瓶以及火水电油轮番发起进攻。在这场惨剧中，该所全体女职工均被暴徒当众轮奸，男职工中3人被折磨致死，8名重伤。
九龙暴乱，从10月10日下午二时开始，至10月12日止，因暴动致死者至少四十七人，重伤者无数，损失在六百万元以上。
暴乱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0月13日、10月16日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对港英政府未能制止暴乱提出抗议。指责葛量洪政府对国民党特务采取了纵容和包庇的态度。在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下，葛量洪于12月23日就九龙及荃湾暴乱事件向英国殖民地部呈函，掩盖事实真相，洗刷国民党特务分子制造暴乱的罪行，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葛量洪的报告书，中国外交部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和揭露。
声明认为，长期以来，港英当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港九地区进行危害中国和平居民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一向采取包庇和纵容的态度，使港九地区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国民党特务分子曾经爆炸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劫夺过“渔晋”、“渔杨”、“渔连”、“渔浦”、“渔琼”等渔船。对于这些案件，港英当局从未认真地将罪犯逮捕法办。1955年4月11日震动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破坏案，不但未使首犯归案法办，相反，却把原在扣押中的有关案犯全部释放。1956年1月31日台湾蒋介石集团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上空进行骚扰后为逃避我空军飞机追击而逃到香港降落。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把这一作战飞机和机上人员予以扣留，但是，英国政府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将该战斗机上的人员放回台湾，公然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港英当局的纵容之下，还一度利用港九作为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1956年10月10日晚上在广州进行破坏活动以策应九龙暴乱的十多批国民党特务分子，都曾先后在九龙佐敦道龙华酒店等处，受过爆炸、放火、散发传单、进行煽动等破坏活动的技术训练。正是香港英国当局一贯包庇和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做法，使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九龙暴乱事件正是港英当局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暴乱事件发生时，葛量洪正在外地旅游，事件完全由署理港督戴维德处理。由于暴乱不断扩大，警方无法遏止，10月11日下午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晚上香港电台、丽的呼声电台同时播出戒严令，护督亲自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地区，实行宵禁。
《香港与中国》一书对此暴乱事件中的葛量洪有如下描述：“香港方面——由于中国提出严厉抗议，使行装甫卸、游罢归来的港督葛量洪有点紧张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不断接触，商讨如何收拾残局，作善后设计。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之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这个建议即被葛量洪所接纳，训令迅速执行。”当天晚上，整个九龙的警方车辆，几乎全部出动，英军军车也随警车之后，分为十余组四处拘捕黑社会人物。至14日凌晨，拘捕已超过三千人。
“14日晚上，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广播讲话，强调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厉惩罚。同时也指出局面虽然已被控制，但仍未能恢复常态，因此，局部地区仍须继续施行宵禁，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面秩序。至于北京方面的抗议及指责，则避而不说，只字没有提及。”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包用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除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外，该机还乘载了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飞机11日12点一刻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原定前往雅加达，再转飞万隆。但该机在飞越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除了1名机组人员侥幸生还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亚非万隆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代表着亚洲和非洲拥有14。4亿人口的29个国家，受到亚非广大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拥护。美国及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和破坏。
原来周恩来总理打算乘此机参加会议，后因事另乘他机。据中国外交部透露，凶手准备制造这一事件的计划，中国方面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要求英国和香港当局彻底查究这一事件。英国政府当时答复说：香港警察已经尽了最大力量进行保卫工作，且该飞机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炸毁的，不应由英国或香港政府负其责任。
印度尼西亚就此事件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断定，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飞机在贾塔尔上尉的指挥下从香港起飞。飞机是完全适于飞行的，并且带有足够的供飞行之用的燃料。飞机同地面各站互相交换了例行的电报，飞行完全没有发生事故，一直到将近五小时以后，当飞机正在距海面1。8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时才发生事故。在这个时候飞机上听到爆炸声。烟就开始通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随后不久就发现了在第三号引擎机舱后面的右翼上局部着火。
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使飞机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并且用无线电发出呼救信号。尽管进行了救火的行动，在这期间放慢了第三号引擎的转动，但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使水力液体设备失灵，随后电力设备也继之失灵。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最终飞机坠毁。
从海底打捞残骸的工作于1955年4月25日开始，进行了10天，在这期间打捞到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残骸。在对残骸检查以后发现了确实的证据，证明曾在生还的机务人员所提到的那一部分起火。有肯定的迹象证明，爆炸是在右翼起落架下轮舱处发生的。
5月27日，港英当局就“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发表公报说：在飞机残骸受到技术专家的检查之后，“香港政府即接到通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而爆炸是由于在右翼第三号引擎背后所安放的爆炸物所引起的。”公报说：“鉴于时间的因素（因为通常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的），看来最可能的是，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港府怀疑爆炸是与一名男子周梓铭有关，港府表示要努力调查此事，“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结果却任由罪犯溜往台湾。港府曾向台湾方面要求引渡该嫌疑分子，但台湾方面并无明确答覆。事件逐渐不了了之。
事前没有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事后发现主罪犯行踪，又不及时追捕缉拿，并且释放了在押的嫌犯，主凶犯逃台之后，更没有坚持强行引渡。港府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葛量洪访京话天气
在中英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港督葛量洪于1955年10月4日偕夫人一起来北京作私人访问。当日下午2时，港督在罗湖坐着香港铁路局的专列，由广州铁路局的车头牵引，驶往深圳。没有副官或秘书随从，只有香港铁路局局长杜利华陪同港督夫妇乘车由罗湖到深圳，而警务处长必明达、新界高级警司哥顿，新界副警司格莱斯及港督副官韦特，只在港督登车前与之话别。港督当日抵穗，下榻爱群大厦，次日转乘飞机飞抵北京。葛量洪曾经多次访问北京，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是首次。
动身赴京的前夕，1955年10月3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评论说：“看来有些人惧怕这次旅行可能会增进香港与共产中国之间的友善关系。假如真的这样，香港居民是不会不满意的。”对港督访问北京增进中港之间的友善关系，“有些人惧怕”，香港居民则会满意，社论显然话里有话，特别说出“惧怕”的只是“有些人”，而没有专指“香港居民”，从社论的语气，也足见当时香港居民对葛督北京之行，是充满期望的。
尽管港督伉俪声称，他们这次北京6天之行是私人性质，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的嘉宾身份而来的。但访问起了缓和中英紧张关系的作用。
港督夫妇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