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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雷厉风行。“美国已禁止了由共产党中国的鸡所生的蛋输到美国。也禁止了由共产党中国的鸡蛋所孵出来的鸡输到美国。”现在香港饮用了来自“共产中国”的水，美国领事馆对此态度又如何呢？是否喝了“共产水”的香港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也要禁止输入美国呢！
有人则借题发挥，以此来挖苦美国政府。一位署名“T·P”的读者，投函到《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刊出了这封来信，信中说：“现在香港有意思要向中国取水了。人们有兴趣知道美国人对这件事有怎话讲。我怕他们只要一想起这件事身上就会长荨麻疹了。或许华盛顿会向伦敦抗议沾污了本港美国人的这一企图。不过政府也许可以这样做：拨出一个水塘，专门供美国人使用。”而另一个香港美国居民则以讥笑的口吻说：“当然，山姆叔叔（指美国）也可以自己建一个水塘，或者专差把水运送来港，在美国领事馆樽装出售，里面还可以掺杂美国BourBon威士忌酒”。有的美国居民还讽刺说：“这应该来一次议会的调查。”
面对这些风言风语的讪笑，美国领事馆却一本正经地阐述他们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不会禁止用共产中国水库的水制成的产品销到美国去；也不禁止侨港美国人饮用共产中国供应的食水，连美国来港的海军舰只，亦不会拒绝使用从边境那一边的水库输送过来的食水。发言人自我解嘲地说，香港从中国大陆输入的食物，我们住在香港的美国人，亦未被禁止购而食之呢。
时间急难度大的工程
香港政府动用了庞大人力、物力与财力，解决从深圳引水来港的问题。此项工程于1960年春开始作初步测量，并分别向日本及澳大利亚订购48寸巨型水管。敷设水管工程由港府招商承造。
根据港府当时的拟定计划，工程共分三段同时进行：甲段由文锦渡至上水；乙段自上水至粉岭田锦公路；南段田锦路至大榄涌。每段工程，当时需款200万元，三段工程合计，约需六百万元左右；同时，港府为求早日完成此项庞大工程，决定加紧进行施工。因此，在招商承造合约中，规定必须于6个月内完成。
由于工程期限短促，承造此项工程的公司每段每天需要用工人达200名之多。除了动用庞大人力之外，还有运输及烧焊等问题。当时香港的货车宽度只有76寸，而需敷之水管则为48寸。因此，若以货车作为运输水管交通工具，每次只能运载一条水管。每日仅可送一次。每条水管长约25尺，则每段便须敷设700条水管左右。运输成了大问题。
在烧焊方面，既然每段约需敷设700条水管，即约有700个焊口之多，而当时的烧焊机，每机就算以每8小时工作计，也只能完成一个半焊口而已，而合约上规定全部工程，要在6个月内完成，以此计算，每天必须完成四个半焊接口的工作，因此，每段工程，至少必须用烧焊机3部之多。若遇雨天或其他原因不能工作，则又须翌日加倍工作。烧焊也是难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港府水务局与铁路局一起合作，解决了运输难题。水务局先将水管用货船运至当时的红矗绿畹兀砩嫌苫鸪底ǔ翟送纤员愠邪贪嶂凉こ痰氐恪５鸪翟耸浞椒ǎ胍诿客砦舶嗷鸪倒蟛趴山校矣直匦胗谝畛�6时前，完全将货物卸离铁路，以免影响日间火车交通。
工程进行中，还遇到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在元朗八乡境内敷设的水管，全长二万余尺，水管直径48寸。不少输水管道需经过农田。由于技术问题，又不能把水管置于地下，因此输水管道需占用大量八乡农田，影响到农民的正常种植。八乡乡事会曾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此事，八乡莲花地村乡民数十人曾经前往工地阻止施工。村民及业主百余人连名签署呈文向元朗理民官抗议。经政府调停，将工程加以改善，同时对乡民进行说服工作，使他们理解政府此举实为解决全体港九居民食水缺乏问题，事件才算平息。
第二十四任 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
戴麟趾（1915～1988），英国人。1964年4月14日至1971年10月19日任第二十四任港督，任期7年6个月。
戴麟趾毕业于剑桥大学，加入英国殖民地部工作，被派往英属所罗门群岛。后入伍，二十几岁即任英军高级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侵犯所罗门群岛，当时戴麟趾正是所罗门英军司令。战争中，作为盟军，美国军队派出一支战地医疗队协助英军，医疗队中有一位美国姑娘，名叫玛嘉烈，做护士工作。戴麟趾对这位眉清目秀、工作勤恳、性格开朗的美国姑娘，一见钟情。日军猛攻所罗门，英国死守。但是，和所有亚洲的英属殖民地一样，所罗门终于陷落。戴麟趾因为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同时，在战争中，他获得了玛嘉烈的爱情，结为终生伴侣。
晚年，戴麟趾回到他的故乡。1988年在睡梦中逝世，终年73岁。
在港7年中，他成立了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小组，组织地方机构处理地方事务，改革市政局，继续推行招聘本地华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工作及专业职位的计划。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止政府公务员及其他公共机构的雇员接受贿赂。实行小学6年免费教育。先后兴建狮子山隧道、港九海底隧道、粮船湾淡水湖、新界荃湾和沙田新市镇及大批廉租公屋。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经济继续迅速发展，1969年出口额达到105亿元的历史最高峰。
工人运动接连不断
戴麟趾任期的60年代，香港的工人运动一改50年代的沉闷局面，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活跃。据香港劳工处统计，从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罢工总数共68次，最多的一年也只有12次，而从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间，罢工共达193次，最少的一年就有9次，最多的一年达到47次。60年代的工人运动，基本上是工人阶级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
第二十四任戴麟趾导致60年代香港工人罢工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英国人乔·英格尔和约翰·里尔著的《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一书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生活费用猛烈上涨，工人无法应付不断上涨的物价。1966年至1975年间，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九十个百分点。第二，企业解雇工人，没有发给合理的工资补偿。第三，劳工维权意识增强。总之，经济上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从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等连续的罢工事件，都是如此。
1966年4月，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一批青年工人自发示威游行。港英当局不了解工人行动的实际原因，惊慌失措，以为大祸临头，急忙出动警察镇压，由此而引起了一场骚动，香港当局连续4个晚上实行宵禁。这次事件导致了1人死亡，18人受伤，1425人被捕，损失财物超过千万元。1967年4月，香港中央、上海、大中等的士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举行了罢工。而资方宣布结束营业，将属下的士以分期付款方式出售给个人，接着大批的士公司解散，使大批工人和司机失业。
1967年5月，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罢工，警方再次殴打、逮捕罢工工人和有关群众。从此，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冲突，更加频繁出现。这一系列的罢工，如果港英当局能认真调查，正确了解工人罢工的根本原因，及时调解劳资关系，并且健全劳工法制，做一些必要的疏导工作，并设法保证广大工人的生活待遇有适当的改善，就不致于发展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行动。遗憾的是戴麟趾政府对这一时期香港工人运动的主导方面，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信心动摇，害怕他们在香港呆不下去，所以才频频诉诸武力。这种愚蠢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67年5月，新浦岗人造塑胶厂劳资双方发生纠纷，香港当局派出警察逮捕和殴打工人，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拘捕21人。香港政府实施宵禁。5月11日起，当局连续出动警察镇压支援工人的各界代表和青年学生，到14日止，共逮捕群众四百多人。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群众，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戴麟趾妥善处理。当天晚上，戴麟趾发表声明说，中国的抗议是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因此必须由英国政府答复。戴麟趾重申了“有关维持和平和秩序方面”的“保证”。说港英当局的政策“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的公正，不偏不倚的方式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文告表示，全力支持港英当局的政策。
5月16日，香港各界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22日，一批工人、学生、群众前往港府静坐并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镇压群众的政策。当局出动警察阻止并殴打群众，结果有二百多人受伤，多人被捕。港府宣布“紧急法令”，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进入6月份，罢工、罢市规模越来越大。6月10日，港府机关及英资企业一万多名工人联合举行大罢工。6月24日，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及纺织工人大罢工，港英当局则用停职、解雇、关厂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和机关职员。
8月，戴麟趾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镇压法令，封闭工会、学校，拘捕和毒打无辜群众。港府的这些镇压举措，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一书介绍，经过1967年几个月的工人运动，使港英当局逐渐意识到对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非武力镇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只能从解决工人的工资福利，合理解决劳资纠纷方面找出路。1966年以前长久被漠视的劳工处，戴麟趾不得不迅速扩大其规模，并开设新的总办事处和分办事处，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处理。1968年2月14日，劳工处处长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劳工法规。在《就业条例》中规定，劳工每年有6天假日，规定一些病假津贴，还特别规定对女工和年轻工人逐步采用每天8小时或每周48小时工作制。劳资关系科也在这时成立。
1967年的事件，也促使港英当局对于劳工福利从法制上加以保证。1967年的法令已经有改变：工时大大缩短，雇主们不得不给予有薪假日；对妇女和青年的保护增加了，禁止雇用童工扩大到非工业部门；疾病津贴的范围扩大三倍，津贴的款额提高到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水平；对遣散剩余工人首次提出赔偿的权利，后来有所扩大；对学徒的地位作了规定，工业训练计划付诸实施；工资受到保护，对建筑工人的尖锐问题给予特别注意；颁布了一系列安全立法，加强了工厂督察员；对工人的赔偿制度作了很大改变“。1967年事件也引起社会上公众对劳工问题日益关怀，由”漠不关心到满怀热情的觉醒“，这就促使政府着手制定劳工立法计划。劳工处对劳工立法作了许多宣传，而重要社团、教会和学生组织提供给工人的援助和支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1967年事件也促使香港一些工厂、企业的雇主们，主动听取工人的意见，定期磋商，及时解决工人的要求和问题，以免等到双方矛盾尖锐激烈化，造成更大的损失。到1972年3月，已有49家企业采用了联合磋商的某种形式，涉及四万五千多个雇员问题。有81个企业建立了54个正式的和35个非正式的磋商委员会。这些双方磋商的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及时反映了工人的意见，争取了雇主满足工人合理的要求，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1971年第二十五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就职以后，在立法局会议的第一次致词中就宣布，他有三件事要优先办理——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他改组了行政机构，命令政府各重要部门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其中，特别给新成立的房屋司署一项为150万人建筑公共房屋的任务，以此缓和香港政府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
1967年的事件也使戴麟趾认识到，政府与基层市民之间矛盾很尖锐，隔阂很深，这个问题不能漠然视之，所以，必须积极推行所谓社区建设，搞社会服务，改善市民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下层市民的经济利益问题。1969年2月，港英当局将华民政务司正式改名为民政司，推出一套民政署计划。该计划将港九分为十多个民政区，与新界的5个理民府平行，成为各行政区枢纽。民政区署的职权和工作不单是“上情下达、下情上